【看中國2013年06月28日訊】我在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讀大四時參加的1960底到1961初河北趙縣的「整社運動」，令我終身難忘。
1958年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全國刮起了「共產風」。1959年廬山會議的「反右傾」使這股風更加氾濫起來，國民經濟出現了少見的困難局面。為了扭轉形勢，中共中央1960年11月發出了《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十二條」），要求在農村開展「整風整社」運動，「徹底糾正‘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化風」。學校領導組織我們參加了這個運動，我和部分歷史系同學被分配到河北趙縣停住頭村參加該村的整社運動。我們是1960年12月初到達趙縣的，縣委領導要求我們工作組進村後，將「十二條指示信」原原本本地傳達到全體黨員、幹部群眾，做到婦孺皆知。
趙縣在石家莊東南40公里，古代叫趙州，著名的古建築趙州橋就在它的轄區。停住頭村是一個窮村，加上所謂的「自然災害」，就窮上加窮了。我們這些從大城市來的年輕人哪裡經歷過吃糠咽菜的生活，成天盼著這場運動早點結束，恢復正常的學習生活，後來我們背地裏開玩笑說，「倒霉就倒霉在這個村的名字上了，讓停住頭‘停住’了」。
當時最嚴重的還是糧食短缺問題。1960年9月，中共中央先後發出指示，壓低農村和城市人口的口糧標準，11月14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於立即開展大規模採集和製造代食品運動的緊急指示》，要求各地千方百計地增產各種代食品。所謂「代食品」是指的樹葉、草根、農作物的秸稈、根、莖等。
一踏進停住頭村就被這裡的貧困、殘破景象驚呆了，到處是殘破不堪的土坯房子，有的已經搖搖欲墜了就用大小檁條支撐著，社員們個個衣裳襤褸、面容憔悴。有一天我在村裡的大街上遇到一個年輕的婦女背著一個小孩子，當時正是數九寒天，但娘倆穿得很單薄，在寒風中凍得瑟瑟發抖，我回到住處翻出我的一件多餘的舊棉襖跑回來送給了她，她感動得熱淚盈眶。我曾和社員聊過，有的發牢騷說，這村的幹部「瞎積極」，糧食這麼緊張，還趕著往上級交糧食，人家有的村的幹部偷著半夜三更給社員私分糧食。
那時有句很流行的話：「公共食堂是社會主義的陣地，無論如何不能丟。」工作組最實際的工作，就是抓好公共食堂，保證社員的口糧定量能吃到每個人的嘴裡。食堂每天人均糧食定量是「四大兩」，每天兩餐，一個小餅子的純糧食按一兩計算，每人每頓飯可以領到兩個，憑大隊印製的飯票領取。這個大隊有四個食堂，一個小隊一個，社員手裡的飯票只能在本隊食堂使用。餅子的成分除當地生產的玉米、紅薯、高粱外，主要就是所謂的「代食品」。每當開飯，社員們就拿著各種盛乾糧的傢伙如籃子之類排隊領飯，這些都在工作組的嚴格監督下進行，嚴防幹部及食堂人員私分盜竊、多吃多佔。
雖然我們當時還保持著在學校時的每個月有29市斤的定量，但上級要求我們與社員同吃、同住，和社員吃一樣的定量。我和另外一位同學分在一個食堂，為了工作方便我們就住在食堂裡的土炕上。那年冬天特別的冷（也許因為是肚皮經常處於飢餓的狀態下感到特別冷）。食堂裡屋生有一個用土坯壘成的大火爐，晝夜不滅，而且連著土炕，所以感到挺暖和。但夜裡也不封火，敞著爐口睡覺，幾個月的時間裏竟沒有發生過一次煤氣中毒，這真是個奇蹟。
當時我們年輕力壯，一頓飯只有兩個摻有「代食」的小餅子根本吃不飽，我和同學就蹲在食堂裡吃飯，一面「監督」著大師傅給社員打飯，一面趁大師傅不注意的時候多吃上一兩個小餅子——這事想起來至今感到愧疚，深感對不住停住頭的父老鄉親。另外呢，我們手裡都有些河北省的地方糧票，有時我們就用這些糧票到大隊會計那裡換點村裡食堂的飯票，到別的食堂去領些餅子。（後來我們才知道，這是大隊幹部搞特殊化的一個突出表現，每個大隊幹部手裡都有不少這樣的「通用飯票」，他們可以用這樣的飯票到任何一個食堂打飯，社員對此意見很大，後來工作組把這個「通用糧票」廢除了）還有就是趁著到公社開會的機會到街上的飯店「改善」一回。公社的大街上常有偷著販賣各種純面的乾糧，如饅頭、窩頭、餅子之類的小商販，他們把一個一個的乾糧攤放在布片上。我記得小小的一個玉米麵窩頭要價是0.5元，現在看來這樣的價格不算貴，但在當時來說這簡直是天價了。我記得那時大學本科畢業生每個月才掙50元，一市斤玉米麵不到一角錢。所以總是看的人多，買的人少，每個乾糧都讓人們摸得黑不溜秋，看著就讓人噁心。我有次實在餓得難受了，就想犒勞一下自己的肚子。忘了是個什麼機會了，我摸摸自己的口袋還有幾斤糧票，於是走進一家飯店買了一斤糧票的黑紅色的高粱面窩頭，服務員給我拿了4個，要了一個菜，我竟然一口氣把4個高粱面窩頭統統吃了下去，不料吃完以後，肚子撐得難受，站起來都有點吃力了。這件事現在回想起來真有點後怕。我曾聽社員說，有的人說是餓死的，實際是撐死的。村裡有個社員的老爹眼看不行了，想吃餃子，做兒女的當然不能眼巴巴的瞅著老人就這麼嚥氣，於是用偷著藏起來的白面給他包了兩碗白菜餡餃子，沒想這個老人把腸子撐破了。
我們這個工作組組長是縣信用社的吳主任，他常常板著面孔給我們上政治課，說我們年輕沒有參加過階級鬥爭，要很好地珍惜這次整社的機會鍛練自己。有次我看大隊幹部一次一次地被群眾批鬥有些心軟了，想「幫助」他們過關，私自找了一個大隊幹部談話，希望他把自己犯的錯誤如實地交代出來，爭取黨和群眾的諒解，這件事讓吳主任知道了以後板著面孔狠狠地教訓了我一頓，一是說我缺少組織觀念，不經過組織同意擅自行動；二是缺少階級鬥爭觀念，現在鬥爭形勢錯綜複雜，我們的腦子裡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有敵情觀念。我讓他說得有點毛骨悚然，打那以後我再也不敢單獨找幹部個別談話了。後來不知道為什麼他被調走了，代替他的是縣法院的宋院長。他和吳主任不同，一看就是個知識份子，白白淨淨的，鼻子上還架著一個白鏡框的近視眼鏡。這個人給我們的印象不太好——盛氣凌人，官架子挺大，他從來不去「扎根串聯」，經常坐在大隊辦公室裡看文件，聽匯報。而且那姿勢讓我們看了很不舒服——兩條腿交叉著放在辦公桌上。他經常在別的食堂吃小灶。他每頓飯吃得很晚，他只要一去，就會從那個食堂裡飄出來一陣陣的煎炒烹炸的香味。有一次他大開恩典，率領我們全體工作組成員到這個食堂去吃紅薯，他讓大師傅給我們每個人秤了4斤。當時4斤紅薯頂1斤純糧，就是每人一頓飯吃了社員兩天半的糧食，自然，誰也沒交糧票。
整社運動的突出任務是糾正「五風」。應該說，「五風」中的「強迫命令風」和「幹部特殊化風」在農村的幹部身上普遍存在，加劇了干群之間的緊張關係。我們在「扎根串聯」當中經常有群眾向我們反映這方面的情況，例如個別社員在糧食極度匱乏的情況下偷摘了幾個地裡棒子，大隊幹部便讓民兵把幾個棒子掛在他們的脖子上到各村遊街示眾，這種「保護公有財產」的鬥爭方式使社員顏面掃地，受盡人格凌辱。
通過反覆摸底，我們基本上瞭解了這個村的大隊幹部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強迫命令、多記工分、多吃多佔和搞特殊化，例如群眾稍有不慎被幹部抓住把柄就要被扣工分，嚴重的還要弄到大隊部去進行「辯論」，實際是對其進行批鬥；不但大隊幹部平時作威作福不參加勞動，就連小隊幹部甚至小隊會計、記工員都不幹活。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專門召開幹部會議，向他們宣講中央文件和上級指示精神，希望他們爭取主動交代自己存在的「五風」，責成他們作出書面「自查」。
對問題比較嚴重而態度又不老實的幹部便組織群眾「幫助」他們提高認識，即對其進行批鬥。但這樣的批鬥會一般很難組織，一是社員有顧慮，因為這樣的幹部幾年來騎在社員頭上威風慣了，害怕工作組撤走以後遭到打擊報復；二是礙於情面，不肯揭發。許多幹部社員之間都是親屬關係，甚至親上加親。為了把批鬥會開好，我們工作組就要在下邊做大量的發動和組織工作。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培訓骨幹分子」。所謂「骨幹分子」就是找村裡窮得叮噹響、前幾年受過大隊幹部窩囊氣的、甚至還有到四五十歲尚未成家的「光棍」，這樣的人在村裡親戚少，不怕得罪人。有個叫廣訓的就屬於這號人，據說他家幾輩都是貧雇農，他本人曾被幹部捆綁過。這個人在當時看來有40多歲，經常穿著一件四處開花的髒兮兮的破軍大衣揣著手蹲在牆根底下晒太陽。我們和「骨幹分子」一起學習上級文件，向他們介紹幹部的「自查」情況，鼓勵他們勇敢地站出來和壞幹部進行鬥爭。
在工作組看來，大隊幹部中態度最不老實的就是大隊長了，他每次的「自查」都是哪天哪天從食堂多領了幾個小餅子，而且還要說明是大師傅主動給他拿的，對於打罵群眾的事他閉口不談。
一天中午，社員們在大隊部門前的小廣場上集合。我們「培訓」的骨幹分子分散在社員隊伍裡。不知是誰在附近的社員家裡找來一張搖搖欲墜的八仙桌把它放在前面，開始我以為是給主持人講話時預備的，原來不是，它是給這位大隊長預備的。開始並沒有讓他站到上面去，而是站在桌子前面做「自我檢查」。他低著頭，好像喃喃自語。有個「骨幹分子」在下面嚷道：「大聲點！沒吃飯咋的？」大隊長這才稍稍提高了點聲調，檢查完了以後，帶領喊口號的問群眾：「他檢查的通得過通不過？」下面有幾個人稀稀拉拉地喊道：「通不過！」主持人號召社員站出來揭發他的問題，這時從群眾當中站出來一個穿軍大衣的人，我一看，是我們「培訓」的骨幹分子廣訓，他氣沖沖地跑到主席臺前衝著大隊長喊道：「我看你的態度極不老實，站上去！」連拉帶拽把他揪到了八仙桌上，然後轉過身來對台下的群眾說，他的檢查完全是避重就輕，打人的事一字不提，去年秋收的時候他讓民兵把我捆到大隊部一頓好打，直到現在我的這隻胳膊還抬不起來，不料他的話還沒說完，大隊長對他大聲說道：「你搞瞎扒，罪有應得！」這話激怒了廣訓，他轉身跳到桌上扇了他一個響亮的耳光：「你胡說八道！我讓你不老實！」飛起一條腿將他踹到了桌子下面，大隊長頃刻摔得鼻青臉腫，我對這突然發生的一幕毫無精神準備，不經意地「哎呀」了一聲，批鬥大會不了了之。
進入1961年的2月，春節將至，學校也已放了寒假，我們同學得到上級批准，拔鍋卷席撤離了工作組。後來趙縣的整風整社運動情況就不瞭解了。
有些農村幹部因為長期受到「左」傾思想的影響，即使在糾「左」運動中也自覺不自覺地推行「左」的那一套，「培訓骨幹分子」即是典型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