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監獄裡服刑7年半、上個月獲釋返澳的悉尼居民佈雷默（Troy Bremer），近日向媒體講述了在監獄裡遭酷刑折磨、九死一生的經歷。（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3年07月03日訊】澳洲人在中國鋃鐺入獄的案例比其它任何國家都多。目前，有34名澳大利亞人正在中國的監獄裡服刑，還有12人以某種形式被拘留，在等待或接受審判。他們被冠以最常見的罪名是商業犯罪、賄賂、挪用公款和欺詐等。大部分被告是從中國移民來澳洲，又返回中國去做生意的商人。在中國這個人權狀況不斷惡化的國家裡，監獄是最黑暗的地方。
這些澳洲人的遭遇如何呢？澳洲主流媒體Fairfax對上個月釋放的澳洲人佈雷默（Troy Bremer）進行了專訪，並在《時代報》週末雜誌（Good Weekend）上刊登了他的故事。作為一名普通的囚犯，佈雷默的事例極具代表性，他的親身經歷將中國監獄的真實一面展現在公眾面前，引發各界對中國監獄橫行的暴力和酷刑折磨的關注。
帶著一張憔悴的臉，一名瘦弱的白人男子正趴在獄警辦公室外冰冷的水泥地上，身下是一灘血……後來，他小心翼翼地嘗試移動，但他的右手癱瘓，右腿也感覺不再屬於他。他設法靠住牆一寸寸的往上移動身軀，直到一陣噁心和頭暈向他襲來。
這是2010年12月，也是32歲的佈雷默被關進北京市第二監獄以來經歷的最殘忍的一次毆打。模模糊糊中，他回憶起監獄的長官在揚聲器中喊他的名字，然後一名獄警跑過來揪著他，像老鷹抓小雞一般，拖過一個長長的走廊，來到一個沒有監控攝像機的區域。在這裡毆打才真正開始。
佈雷默本來就是一個瘦弱的男人，身高只有1.72米，但在中國監獄裡經過幾年食不果腹的生活，他的身體更加虛弱。在暴打之後，他顫抖著從附近摸到了摔碎的眼鏡，這時疼痛已使他無法站立，在哮喘病的折磨下，他幾乎喘不過氣來。一位馬來西亞獄友看到後跑過來攙扶著他回到小號。他蜷縮在自己的床鋪上，在痛苦中苦苦煎熬著。這位幫助他的犯人彎下身子對他說，「不要告訴你們領事館，否則他們報復起來，你會更慘。」
懷著愛情夢想前往中國
佈雷默是悉尼人，2005年5月當他懷著粉紅色的夢想來到中國與一見鍾情的女友團聚時，他才只有27歲。不到一年，他就發現自己以詐騙罪被判處10年監禁，在中國最臭名昭著的監獄之一——北京市第二監獄服刑7年半後，他終于于上個月被釋放。
是愛情的力量把這個澳洲小夥帶到中國。2004年佈雷默在悉尼遇到一位中國女孩——24歲的潔米(Jamie)，當時潔米在悉尼的一個會議上擔當翻譯。「我們在咖啡廳裡相遇，我第一眼就被她吸引，」佈雷默說，當他回憶起這段往事的時候，臉上浮現了難得的笑容，「我那時25歲」。他們的友誼迅速升溫，當潔米飛回北京時，佈雷默感到很落寞。
同年，佈雷默飛到中國看望了潔米，隨後他辭掉悉尼百貨公司的工作，收拾行李準備搬家了。「我很年輕，我有女朋友在那兒，我想去看北京天安門和長城。」
佈雷默看上去有點不諳世事，他是一個夢想家，但是7年殘酷的牢獄生活磨去了他的鋒芒，他顯得出奇的平靜。「我現在很難發脾氣，」他說「好像用一個塞子把我的脾氣壓住了。」
飛來橫禍 夢想變夢魘
佈雷默向記者講述了他到北京之後的遭遇。到北京一兩個月後，他經朋友介紹認識了另一個女孩張世君(音譯)，英文名字叫愛麗絲(Alice)。愛麗絲希望能跟他結婚然後移民澳洲，當時她不知道佈雷默已經有女朋友。
根據法庭材料，Alice聲稱2005年8月，佈雷默向她借了8800美元，因為他將繼承一筆價值千萬的遺產，這筆錢是把保險箱從倫敦轉移至中國銀行的費用。後來佈雷默又向她借了兩次錢，都與遺產有關。愛麗絲向法庭宣稱她賣了房子賣了車，來滿足佈雷默對金錢的需求。
後來通過一個偶然的機會，愛麗絲得知千萬遺產之事純屬子虛烏有，一怒之下，便將他告上法庭。佈雷默出生普通，父母離異，做護士的母親獨自一人把他和姐妹拉扯大，他中學上的是Ashfield男子高中（Ashfield Boys High），後來去西悉尼大學學經濟，中途輟學打工。
根據法庭材料，佈雷默總共從Alice那裡收到人民幣223,000元（合澳元38,000），另外還有15000元信用卡債務（合澳元2500）。
佈雷諾堅稱，這些錢沒有進入他的賬戶，他從沒有收過這筆錢，這只是愛麗絲求愛不成捏造的故事，愛麗絲賣了房子賣了車是準備搬到美國去。
儘管佈雷諾的母親承諾把錢還給愛麗絲，澳洲當局也建議他們把個人糾紛私了，但由於原告有特殊背景，這起民事糾紛還是被送上刑事犯罪法庭。
被關進拘留中心與其他20名囚犯相處將近一年
2006年1月，4個便衣警察闖進佈雷默的公寓，當時他還不知道愛麗絲已經報了警，因此對警察的闖入不知其然。警察向他出示了徽章，並把他帶到朝陽區當地派出所。
「整整15個小時沒有翻譯，」佈雷諾說，「終於，我向他們出示了手機上女朋友的電話號碼。起先，他們沒有叫她，但最後還是這樣做了。潔米趕過來幫忙翻譯錄口供，她想我們可能只需要回答幾個問題，簽個什麼，然後就沒事了，她不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
當時已經是深夜了，佈雷諾開始擔心起來。「他們把我轉去醫院量血壓，我開始顫抖，隨後我被帶到拘留所，這時已經是凌晨2、3點鐘了，我試圖給澳大利亞大使館打電話，沒有人回答。」
「我被銬在一間審訊室中的一個桌子上，直到大約早上10點。我的女友去給我拿些衣服，她不停地說，‘Troy放鬆，也許很快就會沒事的’。」「放鬆嗎？」他回想往事時苦笑著說。
最後，佈雷默被關進拘留中心一閑4 x6平米的禁閉室裡，同屋住的還有其他20名犯人。一個木板大通鋪佔據了整個房間的長度，但還是不夠用，有些人要打地鋪。屋裡有一個蹲廁和一個飲用水龍頭。
佈雷默的母親接到通知後從澳洲趕來，支付了翻譯和律師費，他估計母親約花了10萬澳元試圖幫助他。
在2006年12月審判到來之前，佈雷默在拘留所裡與其他20名囚犯相處了將近一年時閑。每天他都要在木頭板凳上罰坐幾個小時，站立或去洗手間需要獲得獄警的許可。唯一的娛樂，如果這也可以被稱作是娛樂的話，就是每天晚上看兩個小時的中國新聞。不允許交談，囚犯能做的只是坐在那裡。
就在這家拘留中心內，佈雷默受到了第一次毆打。他被打得如此嚴重，血沿著他的臉頰不斷流淌下來。挨打的起因是他的哮喘病。「每次我的哮喘發作時，我需要就醫，但他們除了一個氧氣枕頭外沒有任何醫療設備，」他說，「所以我不得不去外面的醫院，這意味著需要有一個獄警和我一起去。管教人員氣不過，就把我帶去一個辦公室開始打我。」
等待了一年的審判在90分鐘內就結束了，幾個星期後，他被從看守所帶回法庭接受宣判。「我的女友和澳洲使館人員在法庭上，」佈雷默回憶說，「她斜靠著小聲對我說，‘十年’。我說，什麼？我的心下墜，然後我的哮喘又開始發作了。」
除了十年徒刑外，佈雷默還被判處罰款20000元人民幣（澳元3500），他的母親支付了一筆賠償金給愛麗絲。隨後試圖減少刑期的上訴也失敗了。
牢獄之苦 漫漫無期
佈雷默在2007年3月抵達北京市第二監獄服刑，這是中國700所監獄之一，也是專門關押外國囚犯的地方。這座堅固的灰色混凝土建築原本是一個化工廠，幾十年前被改造成監獄。但佈雷默說，至今水裡仍然有一股化學試劑的氣味。
「監獄裡一共有四層樓，每層約100名犯人組成一個‘隊’，」佈雷默回憶說，「我被編入三樓外國囚犯的團隊裡。在2007年時只有一隊外國犯人，他們中有在中國出生的外籍人，也有非洲人、朝鮮人、馬來西亞人、蒙古和巴基斯坦人。」「大多數時候，我是唯一一位白人」他說。
監獄裡是八個人住一閑牢房，牢房小到只能容納四套高低床，還有一個蹲坑廁所，僅此而已。洗澡的淋浴是從牆上伸出來的兩根管子。燈24小時都不熄滅，即使在牢房裡也是如此，到處都是攝像頭和大喇叭。佈雷默說，「如果你跟某人說話，獄警不喜歡，就會從揚聲器發出一聲‘嗶’，你必須馬上停止交談。管教人員每週7天，每天24小時監控著攝像機。」
監獄生活幾乎完全在室內。佈雷默說，囚犯只允許在每週三和週六在水泥院子裡活動45分鐘左右，但不鼓勵鍛練身體。獄警交給他一些組裝電器元件的工作，大多數情況下，他只能坐著——除了坐還是坐。
早餐，佈雷默說，是白米粥。午餐和晚餐是白菜配米飯。份量很小。有時候，過年過節偶爾會加一頓肉或魚。佈雷默說：「家人可以送食物進來，但你必須有渠道確保它們能到達你手上。」通常情況下，監獄賣的東西早已過了有效期，但囚犯們仍然願意支付高價格，讓那揪心的飢餓感獲得些許抑制。
監獄裡實行嚴格的評分系統，以此決定囚犯的刑期減免。佈雷默說，獲得的分數越多越好，但要想得到五分最高值通常需要花錢。犯人一到監獄就有1分，在服刑期間最多可以累計4分，但他們時刻都生活在丟分的威脅中。「大多數得到5分的人都是付了錢的，」他回憶說，「錢不是付給當局，而是付給負責管理分數的人。」
佈雷默在一個階段有四分，但後來被扣了一分，因為他需要看醫生。「如果你生病了，他們會扣你的分。我被判了10年徒刑，減了三年，如果我沒有被扣分，我在去年九月就回家了。」
關小號——「管教人員用來摧毀你身體、意志、心靈和精神的方式」
佈雷默僅有過一次被關禁閉的經歷，但這一次就已經夠了，未來他會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再有同樣的事情發生。起因是他忽視獄警的命令，沒有按照要求離開另一位囚犯的牢房，結果受到被關10天「小號」的懲罰。
「在中國，關小號是管教人員用來摧毀你的身體、意志、心靈和精神的方式，從小號放回來的人很多都癱瘓了，有兩個人死了。」在禁閉室裡，囚犯被迫以半蹲或跪的姿勢呆長達15個小時。未經許可，囚犯不得移動，就連打個噴嚏也要經過許可，否則就會受到處罰。」
佈雷默說：「在中國，不管它是真的還是假的，正確或錯誤的，管教說什麼就是什麼，你永遠不要挑戰它，能挑戰它的唯一辦法就是給錢。」
監獄是與中共保持一致的暴力工具
中國監獄是聽命於中共的暴力工具，它不折不扣地執行黨中央的指示，黨要不喜歡誰，打壓誰，它就要把對方使勁整。佈雷默發現，在他被關押的過程中，他受到的待遇隨著中澳關係的變化而變化。「澳洲人受到的待遇最差，」他堅持說，「這些獄警把自己當作政治家。如果你的國家與中國的關係好，他們就很少找你麻煩。」
2011年澳大利亞允許美國的海軍陸戰隊在達爾文設立基地，這在獄警看來是一種蔑視。佈雷默說：「我只是一個囚犯，但我好像要為這件事情負責似的。」
2009年澳大利亞力拓公司（Rio Tinto）高管胡士泰（Stern Hu）被逮捕也對佈雷默產生了一定影響。「案件在中國媒體上公開，管教不喜歡，（就發泄在我身上）。」
中國監獄也是共產主義國家中的小資本主義壁壘。「管教人員都是穿著藍色制服的商人。在監獄裡只要你說得出的東西，你都可以買到：菸草、大麻、酒精、電子計算機、手機、食品，任何東西。因為監獄的伙食不好，他們就做廣告，說可以提供更好的食物。」但是，佈雷默補充說，「我沒有熟人可以安排這些事情，要在外面有人才行。」
佈雷默變得越來越孤獨，當他從拘留所被轉入監獄後，潔米也不能來探望他，因為他們還沒有結婚。他們的關係慢慢告吹。
有時，當佈雷默向牢房外望去的時候，他看到監獄的停車場。「你不會認為這些是管教人員的車，他們的工資只有每月3000至5000元（合澳元500到850），但整個停車場全都是新車。」
另一個澳洲犯人的到來
2008年，又一名澳洲人詹姆斯•孫（James Sun）被關進北京第二監獄，與佈雷諾分在同一個隊裡。孫是澳籍華人，他在2007年9月被定罪為臺灣間諜。40歲的孫是一家中介公司的業務代表，幫助澳洲學校招收中國學生。獄友告訴佈雷默，「一定不要跟孫走近，不要跟他說話，否則獄警會盯住你。」
儘管有這些警告，佈雷默與孫還是逐漸熟悉了：有時在盥洗室洗盤子時的片語交談，或是在廁所，在走廊裡見面時說兩句。
孫在2006年年初回國探望母親時在北京的街道被國安抓走，澳大利亞大使館6天後才知道他被捕的消息。孫在專門關押間諜和政治犯的國家安全局特別拘留中心被扣留了22個月。審判時，澳洲大使館和孫的太太凱利（化名）都被禁止參加，因為它牽扯到國家安全機密。孫拒絕了法庭為他指派的律師。
在2000年移民澳洲之前，孫曾經在中國空軍的採購部門工作，負責購買大型武器裝備。根據他家人收到的唯一一份材料，他的罪行是從前空軍同事那裡獲得情報，並試圖把這些情報刻在封面是熱門連續劇的DVD上帶出國。他被指控「引誘」仍然在空軍工作的前同事複製超過1000份機密文件，將它們傳給臺灣。但凱利堅持她的丈夫不是間諜，他是在壓力下被屈打成招：「他從來沒有去過臺灣，他不認識任何臺灣人。」她說。
孫因間諜罪被判處死刑。後來他的刑期改判為終身監禁，最少要在監獄服刑18年。根據囚犯引渡條約最近的應用程式，孫本來可以在澳大利亞服完餘下的刑期，但中共當局拒絕了請求。澳洲政府沒有評論對孫的定罪是否正當。然而，此案引起澳洲臺灣代表憤怒的回應，臺灣代表極力否認詹姆斯•孫是一名間諜。
佈雷默說，孫的遭遇甚至比他更差，因為中國人認為間諜是比謀殺或強姦更惡劣的罪行。他與監獄裡最惡名昭著的囚犯關在一起，其中包括對受害者先殺後姦的歹徒。孫被戴上手銬腳鐐，並被剝奪了最基本的權利——包括給大使館打電話的許可權——對監獄裡的其他囚犯是允許這麼做的。
佈雷默說，「他曾經是一個大塊頭，有些胖，現在瘦成皮包骨頭了。」
「中國經濟再強大，骨子裡也不會變」
在對自己的待遇感到無望之下，兩人想出了一個計畫，向澳洲當局暗中發送「SOS」，讓他們知道在中國的監獄裡面都發生著什麼事情。佈雷默和孫決定，在每月一次佈雷默給母親打電話中加上一段求救信。這個做法風險很大。如果獄方聽了他的電話錄音，並盤算出他們在做什麼，他就要丟分或被關禁閉。但兩人的心意已決。
凱利與孫的母親一起，把這段錄音抄錄下來，發給當時的外交部長史密斯（Stephen Smith）、總理陸克文、陸克文當時的副手吉拉德，以及一些反對黨和綠黨議員。「儘管中國經濟變得更強大，但那套強權系統不會改變，」求救信中說道，「在這裡，在監獄，我們被折磨得太多了，連最基本的人權都沒有。我們正在遭受的不僅是身體上的折磨，而是精神上的折磨。」
「如果你想像不出這裡的情況有多殘酷，就去再看看電影《肖申克的救贖（The Shawshank Redemption）》，我們實際的情況比電影更糟糕。」
凱利說，她從外交部和一些國會議員那裡收到了回信，但對於孫唯一的變化是，領館官員訪問的更頻繁了。「你發送SOS，你得到的是每月一次的探訪，」佈雷默嘲笑著說。
北京市第二監獄的外國囚犯感到巨大的挫折之一，就是他們無法報告給領館官員他們受到的虐待，因為探訪者隔著一道玻璃窗，守衛人員總是在場。交談和電話都被錄音。有時監獄會用其他囚犯作為翻譯，檢查犯人告訴他們大使館的內容。
佈雷默聲稱，他幾乎每週都被打，但2010年那次被打得暫時癱瘓是最糟糕的一次。當使館下一次來探望時，佈雷默就被送到外面的醫院，所以使館人員無法看到他的傷勢。當使館質疑時，孫告訴他們佈雷默需要就醫。
該事件引發了澳洲總領事與監獄高層的談話。澳洲外交部說，它明確告訴監獄的高級官員，澳大利亞大使館正在密切關注佈雷默的案件，並將「繼續密切監督佈雷默的福利待遇」。
但是，發送SOS也不是完全沒有後果。凱利說，後來孫在難得一次的電話中告訴她，他自己被指控為「煽動其他犯人鬧事」而被處罰。
後記：
布魯諾今年5月3日從北京市第二監獄被放出來時，他已經35歲了。他從監獄被直接送到機場。當他終於在悉尼國際機場著陸時，迎接他的是久違的母親。「我媽媽眼中充滿熱淚，」他說，「她看到我的頭髮已經完全變白了很震驚。」回到家後，母親細心的把他的頭髮染回原先的棕色。
潔米——這個讓布魯諾踏上中國之旅的理由——早已經從他的生活中消失了。「7年是一段很長的時間」，他沮喪的說。
被關押在中國監獄的澳洲人
•2008年，澳籍華裔女商人鄒婉玲（Charlotte Chou）被控從她一手創建的華南軟體學院中挪用公款。知情者稱，鄒婉玲是被誣陷的。一位前公司小股東運用影響力，串通政府官員，試圖取得學校的控制權。鄒第一次被捕是在2008年6月。以賄賂罪名服刑18個月後被釋放。剛被釋放，立即又以侵吞百萬元公款重新被逮捕。鄒表示那筆錢只是有憑有據的貸款還款。她正在廣州監獄服刑8年，但最近已准予上訴。
•力拓高管，澳大利亞公民胡士泰（Stern Hu），2009年7月5日與其他三名中國同事一起被拘留。起因是他代表談判的鐵礦石交易。2010年3月，胡以竊取商業秘密和收受賄賂罪被判處10年監禁。據稱，胡的個人筆記本電腦中包含幾十個力拓（Rio Tinto）的主要貿易夥伴的商業信息，中共當局認為這些信息過於具體和精確，不可能是通過法律手段獲得的商業機密。
•CARL MATHER因毆打事件被判入獄一年。四名男子闖入他在南京居住的公寓，並要求見他的中國妻子謝群，他們與謝在糖果貿易生意上有所爭議。Mather先用棍子，後來又用一把菜刀試圖抵擋入侵者。其中一個入侵者受到刀傷，還有一個人手被夾在門縫裡受傷，Mather被定為毆打罪。他的刑期後來被減少到6個月，最近被釋放。
•澳大利亞商人吳植輝於2010年11月16日被中國警方以盜用公款等罪名逮捕，重判13年徒刑。他是中國著名綜合旅遊服務公司——易網通旅行公司（Et-China）的創建者。由於成功入主中國排名三甲的旅行社廣之旅，吳植輝曾被澳大利亞人視為「最成功的在華澳商」。吳的法律團隊認為，吳植輝是易網通與國營嶺南集團商業糾紛的犧牲品。在吳植輝被捕後，易網通的中國股東與廣州當局進行了一系列的談判，爭取釋放吳植輝，但都未能達成協議。
•杜祖英（音譯），一名60歲的澳大利亞的心臟外科醫生，與當地的合作夥伴發生糾紛而以濫用企業資金的罪名被判入獄四年。杜聲稱，對方剝奪了由他創辦並在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上市的生意。杜在2011年2月9日在北京被拘留，當時他正要飛回澳大利亞，看望他的妻子和雙胞胎兒子，湯米和布魯斯。目前，他正在進行上訴，但已經等待了一年多的時間。杜創建的公司——中國生物製品，為中國的醫院提供血液離子產品，價值約6.5億美元。
（原譯文標題：澳洲小夥懷愛情夢到中國 入獄7年慘遭折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