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協會議選舉國家主席，時576名代表投票，毛澤東得575票，毛從容地說:「缺一票就缺一票,不管什麼人,都有選不選毛澤東的權利,要尊重事實。」但會後,毛要求追查,民盟秘書長張東蓀被查出。隨後，張於1951年捲入「美國特務案」,被撤消民盟內外一切職務,1953年5月被開除出民盟，1973年6月2日逝世於北京秦城監獄。（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看中國2013年07月06日訊】1949年9月30日，中國共產黨建政前夕。
集合中共黨內黨外人士、包括諸如中國民主同盟成員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576名代表，在這天選舉新政府主席。毛澤東以575票當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這次不記名投票中，唯一隻有一票沒有投予他的，據寫作「歷史調查新聞」的北京異議記者戴晴依僅有的考據，是時任燕京大學教授的張東蓀——唯有他一人，這位在該年初才居中共與國民黨中間談判，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民主人士，在「新中國」成立前的熱鬧至狂歡中，冷靜地投下自己由衷的一票。
這一票相對往後中共在民主派中間開展的「肅清」「反右」運動，頗像嘲諷的預警，告誡正熱切等著在新政權中分官封侯者，親友叛離的肅殺時光，將不遠矣。
戴晴在近作《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發掘一段當今青年少知的中國民主派在「新中國」的經歷。
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國民黨將領傅作義率25萬北平守軍全部向人民解放軍投降，遷移城外接受改編之前，此時，樂見中共從革命黨將順利變成執政黨的民主派人士4位，包括張東蓀、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雷潔瓊，與她同為中國民主促進會創始人的丈夫嚴景耀，以及清華大學知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去到中共當時位於河北省平山縣的總部，與毛澤東商談民主派參與到未來政府之事。
這時這些民主派被邀前去，既是准國家政權的首長為得到全國、特別是知識份子，希望攏絡他們認可新政權，亦是對他們的禮待與重視。
無可否認，這是民主派與中共的蜜月期；對於大多數民主人士而言，這甚至一再延續，直到1950年代中的反右運動裡，與共產黨的關係，能否順應或取悅中共，仍然是許多民主人士行事言論的主要考慮。
而在1949年投票選舉中央政府的關鍵之時，從外族進侵國土的抗日戰爭走來，而又相信寄望每日口中提著清廉的共產黨之民主人士，更是熱誠地投以信賴的一票，人數正如上文所引。
在毛澤東知道選票中少一張的時候，雖然在中共裡早有估計是誰投的反對票，戴晴指出，雖然「毛口中說‘不選就不選吧’，令大家後來都以為他忘了，但其實他清楚記住」。而對於追求絕對權威的他，開始了政治戰場的轉向，「他說過軍事上的勝利已經沒問題了，該轉到‘未來統治國家時我要高高興興的統治’，哪能給你這些民主個人主義者一天到晚都有自己的意見」，也是戴晴用「整本書來看看他記住之後他周遭的人怎麼做，整個國家系統怎麼做」來肅清異己。
其一是以策賞功臣方式收買人心。像讓民盟的柳亞子自以為協助建政有功，親昵地向毛澤東要求：「潤之，你把頤和園賞給我吧！」戴晴將其時民主派對與新建政的中共關係的微妙心理關係，舉例描述，令人嘆為觀止。
譬如，後來被打成「頭號右派」的民盟副主席章伯鈞，在「新中國」之初，曾經一度官至交通部長等高位，出入有鴻儒，當時為年尚小的章詒和，幾年前就在《往事並不如煙》中，寫過她童年在家裡所見的這些民主派，包括時任司法部部長的史良，寫她「長得美、又愛美、懂得美」，毛巾最多隻用兩星期「不能用到發硬」、又會以被視為國民黨特務才穿著的「香雲紗」做連衣裙「布拉吉」的嬌媚女子。
不過，「史良一到1949年，剛開始，就換上一身列寧裝，還戴上帽子！不倫不類呀！」戴晴放聲笑說，「黃炎培帽子還不會戴呢！他原來西裝，1949年，就趕緊換上幹部服，帽子歪戴著，哈哈！」教育學家黃炎培在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裡都曾被許予官職，他都一一辭拒，在「新中國」剛成立後以74歲高齡當了國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據傳他是民主派人士中第一個提出「毛主席萬歲」口號的。
雷潔瓊曾經因為堅定地參與抗日救亡，被認為是著名的民主鬥士，「可是整個政局、共產黨政治倫理改造人的力量」，戴晴形容變得只會說八股官話的她「就像一張白紙，單薄、蒼白、完全沒有生命力，是個牽線木偶，人家要她怎麼動就怎麼動」，常常沒有自己什麼不同的見解，「或者她有但不敢說，毛澤東最喜歡這樣的人。這使她地位一天天高，地位愈高愈沒有自我。」
這些民主左派在早年便因為原來就認可共產理念輕易得到中共的倚重，對比之下，並不認同共產專政的民主右派，便以分封不同官位的差別，誘發他們改變思想，「像最想跟左派爭官位的是羅隆基，他成了當時右派小集團的頭目，葉篤義後來記述得很清楚，寫他著急‘咱們哥們也得商量商量呀，幹嘛你們不爭取，看人家多爭取呀’。」
甚至於煽動起民主派裡的勾心鬥角，誘發當中的「派系鬥爭」：「你說是路線不同也可以，你說是妒忌也可以」，離間他們。像張東蓀，毛澤東公開稱讚他是「北平和平解放第一人」，使張東蓀心裏煞是不安，跟毛說：「不要這麼說，這樣我會得罪很多人的」，毛澤東回：「得罪人是我得罪，沒你的事。」
「為什麼毛要這樣說呢？他是謀略家，這是他的謀略之一。」戴晴以「游刃於儒、法、道、術，經千年提煉而成就的‘人精兒’」來形容毛澤東，「他打出每張牌、每一套權術，都是一定要思想的殲滅，以保持絕對權威」，對於開國初年民主派要求的多元聲音，他視為是「鑽到牛魔王的肚子裡搗亂」，「不知道我要先打掃好房子才能請客」，要使這些「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們……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
可是就是有不能打掃掉的異議者，不怕發出孤清的獨立聲音：像一生是長袍、免襠褲的張東蓀，雖然得到毛的禮待，卻投下反對毛當國家主席的一票，委予雙重官職，情願讓出一個職銜，只待在學院教書。甚至在後來知識份子「洗澡」的運動裡，拒絕以批評自我思想來作檢討，而真的與過去爭取民主的同行人形如陌路。
1960年，張東蓀好友史學大師鄧文如去世，孤伶伶沒人弔唁，張東蓀想起1949年初居中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協調後，多元民主聲音在「新中國」的逐步零落，今昔相較，寫下七言律詩追悼至友，並言感慨，「人間熱淚已無多」。
在一面倒順從毛澤東的1949年選舉會議以後，不為賞賜而折腰的知識份子風骨失落；在共和國強大的國家機械消聲運動下，真誠的異議聲音，從此也就無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