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8月02日訊】這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離開自己從小長大的城市，並將自己最美好的年華交給了一個時代。在上世紀60年代中國農村的各個角落，都能找到他們的身影。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變遷，這個群體又由舞臺的中央走向邊緣，成了社會陣痛的承受者之一。這個群體有一個相同的稱呼：知青。
知青李少武和他的小屋
冬日的陽光，帶著絲絲暖意，越過瓦房的屋頂，灑在州城巷子的地面上。
這是一個普通的冬日的早晨，老人李少武背著雙手，一瘸一拐地在巷子裡小心翼翼地走著，陽光灑在他的身上，抹出一些亮色。
如今，年紀大了，腿腳不方便，李少武已經很少像這樣在巷子裡散步了。大多數時候，他只能蟄居在他那只有9平方米的昏暗潮濕的小屋裡，靠低保度日，與孤獨為伍。
李少武是下過鄉的老知青，坐過辦公室，當過領導，也種過地，可謂嘗盡世間百味，他的經歷也可看作一個群體的縮影：他們將自己最美好的青春交給了一個時代，如今很多人卻居住在這個城市幽暗孤寂的角落裡，若無人朝花夕拾，或將永遠淡出公眾的視野。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稱呼——下鄉知青。
榮耀
在鄰居看來，60多歲的李少武和妻子離異多年，性格有些孤僻，女兒常年在外打工，此外並無太多印象。然而走進他的生活，你會發現，他的故事很多，多得讓你忍不住想寫一本小說。
而故事的開頭，應該從上世紀60年代說起。
1964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在全國蔓延開來，恩施也不例外。街頭巷尾隨處可見的如「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閑飯」一類的標語，隱隱襯托出瀰漫在人們心中怪異而瘋狂的氣氛。
這一年，還只有16歲的李少武已經在恩施前進服裝社上班並主管社團委工作，年少輕狂的他自然沒能抵擋住狂熱氛圍的影響。很快，一張下鄉申請放在了社領導的辦公桌上。但令李少武有些沮喪的是，他的申請被領導以年齡偏小為由拒絕了。
第二年，李少武再次遞交了下鄉申請，終於得到領導批准。
李少武的舉動自然遭到父母的極力反對，「當時沒想那麼多，只是厭倦了整天坐辦公室的生活，想到農村去闖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最終，拗不過李少武，父母也只好作罷，由他去了。
這一年，青年付梅、畢和也匯入了上山下鄉的人流中。
和李少武稍有不同的是，除了當時的意氣風發，付梅、畢和更多是因為生活的窘迫。當時，付梅一家7口人，僅靠父親每個月30多元的工資來維持，而畢和的父母常年臥病在床，兩個妹妹還在讀書。為了減輕家裡的負擔，兩人只得下鄉謀生。
儘管現在已經很難找到影像資料來還原知青出城時的場面，但從這些老知青口中，依然能明顯感受到當時狂熱的氣氛。
「知青們戴著大紅花光榮地坐在車上，像軍人參軍一樣，道路兩旁站滿了行人，有哭的，有笑的，有大叫的。」李少武回憶道，作為放棄城市工作主動申請下鄉鍛練的典型模範，李少武被安排在車隊的開道車上，享受著行人的注目和歡呼，這時李少武內心的榮耀感達到了頂點。
車子離城越來越遠了，付梅坐在車裡，一路無語。她沒想到的是，這一去，就是十幾年。
青春
剛下鄉的日子，雖然有些艱苦，但情況依然向好。
李少武、付梅和畢和3人被分到了盛家壩公社，其中李少武和付梅同在一個大隊的園藝場工作。
剛開始，這群從小在城里長大的年輕人對農活一竅不通。「當地人一天可以燒四五筐火灰，我們幾個知青一天還燒不到一筐火灰。」付梅回憶道。
知青不會幹農活，公社只得派當地農民手把手教他們，一年下來，他們自然也成了做農活的好手。
儘管剛開始每天累得閉眼就能睡著，但知青們的溫飽問題總算解決了。第一年，知青們每個月可以得到20公斤口糧，這在當時，也是相當不錯了。大家10人一夥，共火做飯，也算是苦中有樂。
然而到了第二年，情況突變，知青們每月的口糧取消，只能靠每天掙的工分來維持生活。這時，平均的大鍋飯馬上露出弊端，大家開始責怨對方偷懶、不愛勞動，並各自開起了小灶。
「在農村，再重的活你都得干。」在下鄉第二年，付梅被園藝場調到附近的大隊修水庫。做的全是挑石頭一類的重活，付梅有些吃不消。一次，付梅在挑石頭過程中，從一個高坎上摔了下來，腰部嚴重受傷，至今還有後遺症。
在多年的下鄉經歷中，李少武、付梅和畢和，這一行3人，從同一原點出發，開始劃出了不同的人生軌跡：
李少武於1966年入黨，並先後被安排到公社加工廠、大隊黨支部工作，1970年，李少武被調到小隊教學點教書，這一幹就是十幾年，也算是桃李滿天下。而其放棄城市工作主動申請下鄉的舉動也在廣大知青中廣泛傳誦，報告會一場接一場，事跡屢見報端，李少武紅極一時。
付梅在園藝場工作3年後，被園藝場以場內知青名額超限為由，分配到更為邊遠的一個小隊，不久與當地一個農民漢子結婚，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庭。
畢和因為其「刺頭」性格被調配到更為邊遠的新塘公社，並一度當選過小隊的生產隊長。
儘管這3人有不同的經歷，但自始至終，他們都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飢餓。
談起當時的經歷，畢和這個魁梧大漢，仍然忍不住淚流滿面，話語哽咽。
「家裡沒有糧食了，就到山裡打板栗吃，剛開始兩頓還好，後來實在受不了了，就換著法子弄了吃。」畢和現在還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板栗飯吃了12天加一頓。
「那麼多年，身上從來沒有揣過一分錢。要找人借一杓鹽，還得走上一兩公里路，這還是家裡來客人了才借。」畢和說。
至今，李少武、付梅和畢和都還有不吃合渣、蠶豆、板栗的習慣，「吃了十幾年，天天吃，頓頓吃，吃怕了」。
苦澀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一代中央領導人提出不再搞上山下鄉運動，過去下鄉的知識青年可以回故鄉城市。
1979年，大批下鄉知青開始返回城市。但當他們回到城市時，突然發現這已經不是曾經離開時的城市。於是，他們只得試著改變自己。
這其中有些人成功改變了自己，並步入了新的人生起點，而另一些人，則要繼續經歷艱難困苦。
如今，付梅一家4口還和幾戶人家租住在土橋街一個低矮的四合院裡。房子太小了，在外當門衛的兒子每天深夜回家後，只得睡在客廳兼廚房的木製沙發上。
在三義宮巷有一間矮小的瓦屋，門是三夾板做的，勉強能擋風避雨，老知青李少武就住在這裡。屋子裡堆滿了物什，一張床佔據了房間大半空間，床尾還放著一個菜缸。每天晚上睡覺時，李少武只得彎曲著腿，斜躺在床上。
知青龍承柱租住在四維街一間老房子裡，如今在市內一商品房小區當門衛，月收入600多元。去年8月，龍承柱腋下起了個大包，被醫生診斷為惡性腫瘤，聽說住院費要好幾萬元，龍承柱只得出院。「反正這病是治不好了。」龍承柱這樣安慰自己。
回城隨之而來的還有很多錯誤的結合和失敗的婚姻。
「有些是知青回城，配偶戶口轉不回來，有些是生活實在太窘迫，總之原因很多很多。」經歷了幾次失敗婚姻的畢和說。
多年前，李少武寫過一首詩：「苦琴一曲揮悠長，笛聲落淚思還鄉……」以寄託思鄉之情。而當他們回到故鄉城市時，依然需要面對苦澀的生活。
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又豈是苦澀二字能說清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