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庭審結束後，唐慧走出法院。（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看中國2013年08月05日訊】在糾纏七年之後，唐慧案已經遠不僅僅是一樁聳人聽聞的孤立個案。按照專欄作家徐達內的說法，這位「上訪媽媽」已經成為中國民眾追求法治公平的標誌性悲情人物，更被視作藉此推翻中國勞教制度的突破口。因此，在「女兒被強迫賣淫—為女伸冤上訪—多次上訪被勞教」的三部曲邏輯背景下，當今年7月15日湖南省高院判處永州市勞教委敗訴時，大陸媒體普遍將其稱之為「法治的勝利」。
然而，二十天之後，南方週末便刊發一組三篇文章：《 「永州幼女被迫賣淫案」再調查：唐慧贏了，法治贏了沒？》、《什麼造就了唐慧》和《賣淫店老闆「假立功」真相》，試圖從中還原案件源頭——「樂樂被迫賣淫案」的真實面貌，以及唐慧本人在案件進程中的作用。
唐慧：忍辱負重母親形象的另一面
在刊發這組「翻案文章」之前，南方週末特意撰寫編者按稱，「作為唐慧事件的起點，此案存在核心證據不足、司法程序受到外部壓力影響等情況；而被告人親屬與代理律師甚至相關司法機關，也認為判決結果因壓力導致量刑過重。」
此外，在唐慧個人的角色問題上，南方週末也謹慎地質疑「唐慧曾自述‘通過以死相逼和不斷上訪，迫使案件走向正軌’，在這一過程中，此案是否始終保持在法治軌道之上，就具有辨析的價值。」
但和編者按的謹慎口氣相比，主筆記者柴會群在三篇文章中透露出來的信息卻並不遮遮掩掩。儘管早在七月初，部分信息就被民主與法制社記者廖隆章在網上用來質疑唐慧的角色，但這次通過南方週末這一大報的傳播，效果仍然是顛覆性的。
歸結起來，南方週末所提出的質疑集中在以下幾點：
唐慧女兒「樂樂」被「強迫」賣淫的證據不足，當事人有活動自由，甚至一名性工作者指稱，「樂樂」本人是由母親和舅舅拖回去的，本人並不樂意回去。
唐慧本人一直通過非常規手段對法院和涉案人員施壓，例如通過長時間跪求、靜坐絕食等手段，要求提高起訴機關級別、加重被告人罪名；當辯護律師稱其被告人「罪不致死」時，唐慧及其家屬試圖當庭毆打律師，並一直追到法院門外；此外，唐慧一度佔據法官辦公室，在此吃住長達18天，並在法院立案大廳滯留15天。當一名無辜涉案人留置盤問期滿，派出所依法要將其放走時，唐慧與家人圍堵拘留所不准放人。警方只得安排當事人搭梯子翻牆離開，此後唐慧率眾攻擊當事警察。
在唐慧意圖將七位被告人全部判處死刑的上訪壓力下，法院重判被告人，共判處兩個死刑和四個無期徒刑，更違反「上訴不加刑」的基本審判原則。
2010年6月1日，永州一郵局保安隊隊長朱軍在永州市零陵區法院槍殺三名法官。事後唐慧向媒體聲稱朱軍是「樂樂」乾爹，為伸張正義而行凶。但多位記者核實時，發現這層關係純屬唐慧編造。
槍擊案後，唐慧因「擾亂社會秩序」被拘留。內部資料顯示，零陵區街道上張貼出大量《告零陵同胞書》，將此事稱為是「一位孤膽英雄的剿匪行動」。警方認為唐慧等四人有作案嫌疑。其他三人均承認所為，並稱唐慧參與，目的是用槍擊案引起關注。但唐慧本人並不承認。
此前針對記者廖隆章的質疑，唐慧曾於7月11日通過微博回應稱，廖「在微博上發了很多微博污蔑我和我的女兒，我們一家人都很氣憤，也很傷心，這幾天飯都吃不下，睡也睡不好，我們希望他能給我們道歉，並保留向他和他的單位起訴的權利。」這次南方週末專題文章面世之後，尚沒有唐慧的回音。
但這毋寧說是一種暴風眼的平靜，在媒體圈內，這份人物報導已經激起軒然大波，遠遠超過此前圍繞收養棄嬰的袁厲害的爭議。支持者稱之為「顛覆性的報導」， 如南方週末編委郭光東盛讚為「極牛逼的顛覆性報導」，並將矛頭指向唐慧本人，稱此前唐慧以弱小母親形象為公眾同情，沒想到一直在撒謊、撒潑、胡攪蠻纏，其已涉嫌偽證罪、擾亂法庭秩序罪。司法、黨政機關一再無原則向唐慧的無理上訪屈服，違法辦案。所謂永州幼女被迫賣淫案必須重審，回覆正義。
南都社論：用假想法治秩序批判唐慧是虛偽與殘忍
但同樣在「南方系」內部，也存在不同的聲音。南方都市報發表社論，儼然與南方週末拉開了距離。針對南周「唐慧贏了，法治贏了沒」的質問，南都社論給出了自己的答案——「若法治沒有贏，唐慧亦不可能贏」。
仔細考察這一問一答，卻不無困惑之處。依照南周的隱含意思，更多是唐慧贏了，而法治輸了；而按照南都社論的逆否命題來看，後者的意思是唐慧贏了，法治也贏了。但南都社論又聲稱，這種考量其實並不準確，應該對比的是唐慧案與法治現實。
不過，「法治現實」的輸贏則又是一個更加說不清楚的問題，南都的真正用意實際是發言的姿態——「無論是所謂「偉大母親」，還是所謂「狡猾女人」，先是出於媒體的想像與塑造，後則因為這一想像及塑造的破產。在為女兒與家庭抗爭的數年裡，沒有誰有資格去要求唐慧成為沒有缺點的抗爭者。而以一個假想中的法治秩序去批判她，更展現了虛偽與殘忍。」
在這種辯論語境中，「虛偽與殘忍」可以被看做是社論執筆人對南週報導所做的隱晦而尖刻的批評。但是社論中又不乏糾結之處，法治與唐慧究竟是雙贏還是雙輸，實際是模棱兩可的。
一方面，按照社論標題的逆否命題來看，既然輿論公認7月15日的審判是唐慧的勝利，那麼法治自然也贏了，同時社論也聲稱，「唐慧及唐慧案的影響，有力地重申了法治的重要價值」；但另一方面，社論又承認「唐慧案只是孤例，她無可模仿，所以結果是偶然的，並不能作為法治成熟的標誌」。
歸結起來，社論在這個問題上的糾結態度根源在於，如何看待唐慧之「贏」，實際上有兩套不同的標準。7月15日的勝利固然是贏，但在七年來多次投訴、上訪之後，換來一個有違法嫌疑的重判、近似黑色幽默的「人文關懷不夠」和勞教制度依然存在，這種勝利毋寧說是中國信訪和司法制度廢墟上開出的一朵惡之花。
況且，唐慧案是否真的只是孤例，真的無可模仿，還在未定之數，至少被重判被告人的七戶家庭已經表示要「向唐慧學習」，去輪流上訪伸冤。考慮到這種雪球般的示範效應，這種「贏」的意義更加大打折扣。
癥結不在唐慧本人而在體制本身
不少明眼人已經看出，唐慧案中的主要癥結不在唐慧本人，而是這個囊括信訪和司法、最終目標卻旨在「維穩」而不在「公義」的體制本身。《財經》雜誌副主編羅昌平感慨：「維穩機器是一臺燒錢機器，書記指使它，警察綁架它，城管糟蹋它……自然，訪民可以利用它。這裡頭已非簡單的對與錯、是與非，試圖以道德均衡必然無解，這裡最大的傷害者就是埋單者，是納稅的你我，是尚未成年的幼女，所有政治人際的倫理常綱都已不復存在」。
專欄作家「五嶽散人」也表示：古語有云，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重點不在於唐慧本人使用了什麼手法，而在於什麼才能催生出使用這種手法的「刁民」。唐慧不過是中國式「刁民」的縮影，在司法不獨立、上訪成為最後的、也是最邪惡的救濟渠道之時，我們這裡就只能盛產這種案例了。
新浪著名博主「破破的橋」雖然懷疑南週報導的基調，但他同時更加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都是上訪者的常見手法，為的是博取話語權，影響權力，然後讓媒體和權力來影響司法。這套方法可稱之為【倒逼維穩體制】，由於維穩體制的存在，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與當地是否穩定密切相關。此時，你影響「穩定」的力量越大，對地方官員的壓力也就越大。當力量不足時，權力會通過各種方法，如騷擾、拘留、勞教、封口、做工作、壓親屬等方法來「維穩」。但如果你特別堅決，掌握的話語權資源又大到一定程度，而你的對手後臺沒那麼硬，那麼當地官員就會轉而去「維穩」你的對手，包你滿意，因為他們會尋求成本最小的解決問題的方式。而且，這種做法還會出現一個副產物，就是【話語權的自我實現】。由於你的對手，被權力「維穩」式處理了，又從反面「證明」了你的指控是正確的，你的抗爭和支持你的媒體是正義的。此時，你的話語權就更大了，形成了正反饋。」
這場爭論中最讓人不安之處在於：原本在價值觀上有相當程度共識的媒體人，因為對唐慧本人及這場案件的定性而「反目成仇」。其中的爭論焦點，也很少集中在探討新聞如何恪守中立、如何修正事實認定、如何更凸顯專業色彩，相反，這種同室操戈迅速演變成左右之爭大格局類似的思維方式——針對對方人品、道德及能力的全面懷疑。一時間，「裝外賓」、「無節操」、「徹底墮落」、「替官方維穩」等惡語紛紛出現。用徐達內的話說，曾經的同路者拂袖而去，恐怕才是讓人真正悲哀的。
但是，鐵板一塊堅如磐石只是美好的想像。無論左派是幸災樂禍還是滿腹狐疑，原本整體偏向自由派的中國媒體人，面對唐慧案恐怕又將面臨一輪分化，正如南周和南都之爭一樣，陣營內部的張力也將浮現出來。如何防範民粹對媒體的利用、媒體天然「政治正確」的邊界、對新聞中立性的堅持等問題，將會是長期讓媒體人糾結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