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8月08日訊】王慶蓮是有過國民黨軍統首腦機構工作經歷的女譯電員。在軍統局本部的3年經歷，流光溢彩之後，頓作淒風苦雨。內戰前離開軍統的她，在各種政治運動中成為被鎮壓的對象——勞役、羈押，飽受髮膚之痛和精神折磨。作為見證者，她對那一段歷史有著自己的述說。
王慶蓮
譯電科的人都講江山話
我的身世怎麼講呢，太苦了。不到1歲就沒了生父，住在浙江江山縣的外婆家，才讀了6年小學，日本人打過來，什麼都燒光了。
1943年4月，我剛滿15歲，什麼都不懂，家裡經濟困難，無路可走了，正好碰到軍統局來江山招人，我媽媽給我報名。也是運氣好，一考就考上了。
當時抗戰到了很緊張的時候，軍統局人員不夠才臨時招的。大概在6月8日，我們4個女的，16個男的，沒培訓就到了重慶。有10個人分到軍統局本部譯電科。
我和其他9人被送到磁器口造紙廠的密本股做列印工作，因為敵機轟炸厲害，為了保護密碼本，所以將密本股設在鄉下。1944年4月，我調回局本部譯電科華南股，擔任譯電員，軍銜是准尉，領少尉的工資。
軍統局一把手戴笠和二把手毛人鳳都是江山人，局本部有八個處，一個秘書室，另外就是譯電科。局本部大部分是江山人，不容易混進姦細。
譯電科華南股股長王威是我舅舅，華東股、華北股、密本股的股長也是老鄉。整個辦公室的人都講江山話，別人也聽不懂。因為可以看到情報，很多人想調過來，也有共產黨混進軍統局，但想調來譯電科，很難。
我們生活很有規律，上午工作4小時，下午4小時，晚上2小時。華南地區的電報都由我們譯，當然是什麼情況都有的，但關於日本人的多一些。密碼都是數字，不能直接譯，要先做減法，再去翻不同的密碼本，有的很複雜。我文化程度低，不得不更努力。雖然股長是我親舅舅，但他對我很嚴格，譯不成文便打回來重做，任務完不成就加班。
戴笠給我的印象比較正派
戴笠
戴笠這個人，很神氣，說一不二。我們不叫他戴局長，都叫戴老闆，小小聲說一句「老闆來了」，大家趕緊老老實實地幹活。
戴老闆很講究儀錶，他的中山裝風紀扣總是扣得很整齊。軍統局的工作人員，男的穿中山裝，女的穿淺藍色旗袍。有一次總務處發下來一套軍便服，有個女同志——我們也都是稱同志的，她穿了，給戴老闆看見，馬上下令總務處收上去了。
戴老闆對自己也嚴格要求。每個禮拜一上午，他只要人在重慶，都會來局本部做紀念周。他在上面講國際形勢，有時忘了叫我們「稍息」，我們就筆直地站幾個小時，他在台上也是站幾個小時。
我們的禮堂也是飯堂，做完報告就在那吃飯。8人一桌，戴老闆也同吃，葷菜就是牛肉絲炒地瓜。
在我印象裡，戴老闆還是比較正派的，不像有人說的陰險毒辣。我也不知道我這個話說得對不對，但我接觸過他，他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
不久前，我去了江山的戴笠故居。瞭解到有個民主人士叫章士釗，給戴笠寫過一副對聯：「生為國家，死為國家，平生具俠義風，功罪蓋棺猶未定；譽滿天下，謗滿天下，亂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後人評。」
我看見那個對聯，真是不捨得走。戴笠這個人厲害是厲害。包括軍統局，軍統局不是只搞反革命工作，也為抗戰出過力的，抗戰中犧牲了18000人，在對日情報、暗殺汪精衛等方面，都出過力氣。
我前幾年看到一本書說，戴笠後來飛機失事是蔣介石派人害他。我們心裏不這麼想。我見過蔣介石兩次。軍統局每年4月1日都要開「四一大會」，紀念那些為軍統工作死了的人，工作死的和生病死的，每個人的照片掛在禮堂裡，把家屬接過來悼念。
1946年3月17日戴老闆遇難，那年的「四一大會」，蔣介石和蔣經國都來了。蔣介石穿軍服扎皮帶，大披風，很威武，他走進來軍樂隊奏響，我們都鴉雀無聲。
當時蔣介石在台上講話喉嚨都哽嚥了，心痛戴笠這樣一個得力的助手沒有了。從前戴老闆去見蔣介石，都不用預約的，警衛一通報，蔣介石就用浙江官話說，哦，雨農（戴笠的字）啊，進來進來。蔣介石很信任戴老闆。
犯錯誤就關渣滓洞
1941年日本人偷襲珍珠港，這個情報是軍統局先得到，由譯電科科長姜毅英譯出來的。那年我還沒去，1943年我進去了後，譯電科的人還很得意，說日本人偷襲珍珠港的情報是我們先得到的，戴老闆向蔣介石匯報，蔣介石跟美國人說了，美國人還不信。最後證實了，美國人才相信戴笠的辦事能力。後來成立中美合作所，美國那邊的梅樂斯還跟戴老闆回江山，和戴老闆的母親拍照紀念。
說到中美合作所，其實就是搞情報的，離白公館很近。我去過，根本不是什麼人間地獄。中方的主任秘書潘其武，我記得很清楚。1945年「四一大會」我去做招待員，那裡都是美國人，美國人喜歡跳交誼舞，戴笠還跟他們一起跳，他其實跳不來。美國人很有禮貌，並沒有什麼非禮，完了還開吉普車送我們回去。
我學會了跳舞，但軍統局規定不准到外面去跳，重慶有好幾個舞廳，我還是去過。我年紀小，性格有點天不怕地不怕，就偷偷到外面去。別人看到了說，小鬼，被發現要給你抓起來的咧。我說，抓起來再說嘛。
那時候抓起來也沒關係，就是在渣滓洞關半個月。其實我們軍統局的人犯了錯誤也是關到裡面。譯電科一個同事，拿了別人的東西，要關三個月，找到我說，小王，你幫我送短褲來。我就送過去了。好像也沒有什麼嚴刑拷打的，三個月後出來就上班了。
在軍統局，男女之間談戀愛可以，但抗戰勝利前不准結婚。有一對駐外地工作的情侶，女的大肚子了，軍統局把他們調回局本部，男的被關起來6個月，也是在渣滓洞。那女的就一直哭，我說，傻瓜，你哭什麼，他關6個月，放出來軍統局就承認你們是夫妻了。後來他們就一直在局本部工作。
毛人鳳沒有姜文演的那麼神氣
毛人鳳
我貪玩，一個月的工資半個月就花完了，只好借，大家都沒有呀，怎麼辦呢？我就去找會計室預支，要毛人鳳簽字，他那時的秘書室很小。我先去打聽毛先生在不在，然後到門口喊個報告。他說，你幹什麼？我說我錢用光了，他就給我批。
前兩年有部電影，姜文演毛人鳳，很神氣。其實毛人鳳這個人不嚴厲，沒戴老闆厲害。我在軍統局看到他，他穿的也都是中山裝，沒有電影上那麼華麗。
有一次開「四一大會」，毛人鳳旁邊坐的蔣介石的侍從也是江山人，我當時做招待員，毛人鳳看到了，就跟那個人說，喏，她也是家鄉人。
軍統局一共就兩輛小車，一輛是戴老闆的，另一輛給毛人鳳這些大官，誰出門就誰用。有一次我參加老鄉的婚宴，傻乎乎喝得暈頭暈腦，毛人鳳就讓司機開車送我先回去。毛人鳳比較隨和，戴老闆生氣要打人，他就去勸。我在軍統局一共待了三年零幾個月，走時也是找他請的假。
說起來，我的離開也是譯電科科長姜毅英的原因。1945年8月抗戰勝利了，軍統局的工作人員分批坐飛機回南京。我工作表現不好，姜毅英不讓我早回去，我就約了6個同事，自己搭汽車、火車，於1946年7月才回到南京局本部報到。姜毅英還嚇唬我說，你表現不好，要把你關起來。我怕了，就想趕快走。我就打了長假的報告，直接送給毛人鳳局長——當時戴笠已經死了。毛局長問我，你為什麼要走，我說我年紀小，媽媽不放心。他就批准了。
1949年保密局（軍統局後改名為保密局）撤到臺灣去，他們還叫我，你跟我們一起去吧。我說，我不去，我去了我媽媽怎麼辦？
運動中，我永遠是反革命
我離開軍統局是在1946年8月，內戰剛爆發。可是後來我被劃為「反革命」，心裏覺得很苦。我在軍統局就是坐辦公室，譯電報，沒開過槍，沒殺過一個人。
運動開始了，「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肅清反革命」、「整風」、「文化大革命」，一個接一個，我們這些有歷史問題的人，就像在風口浪尖上的小船，隨時都可能沉沒。
1951年「鎮壓反革命」，我24歲，是鎮壓的對象，我把我的歷史一點不保留地向杭州公安局交代了。那時我先是在杭州白肉市場工作，後來又到糧食局，那8年間，一直戰戰兢兢，唯恐丟了飯碗。
1958年杭州的政治清理運動開始了，上麵點到我的名字，他們要我「自願」申請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監督勞動。我那時已經和杭州公安局的前夫離婚了，第二任丈夫是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的，也是「右派」。沒辦法，我們下到杭州郊區的塘棲鎮去了。
送到鄉下，給我們安排的房子，前面是羊圈，關著羊，羊圈後面堆著柴火，我就在柴火堆空的地方搭張床，床的後邊又是羊圈，就這樣與牲口為伴。
苦難的日子還在後頭呢。「文化大革命」時期，真是生不如死。在我一生中，這是最黑暗的一段。我在軍統工作過，當然是首要批鬥對象。有一次我看到報紙上登著陳毅副總理講的幾句話，隨口念出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間未到，時間一到，全部要報。」因為這幾句，他們把我關起來了，白天黑夜地審問，問不出名堂就動武，每天不是打就是罵。一天晚上叫我立在凳子上，把我的手反綁起來吊在樑上，再把凳子抽走，用木棍左右開弓打我，我沒求饒。
他們不讓我睡覺，只要我眼睛閉著，就一腳踢過來。想到晚上得挨打，我就哆嗦，求生不得，那就求死吧。趁看守的人打撲克，我一頭紮進屋旁邊的魚塘，被發覺了，一個男的下水抓我的腳，我用力一蹬把他的牙都踢出血，結果還是被他們拉上岸。很多事情講不清，凡在軍統就是作惡多端嗎？沒辦法，講不清。
一直到1979年落實政策，我丈夫先平反了，那天晚上我們夫妻抱在一起哭。
這些事，我從前不敢講。1957年我曾看到一本寫軍統的書，說到每年軍統開「四一大會」，工作人員做招待員，其中有王慶蓮。我看到那裡心都寒了，不敢看下去。現在我很想看到這本書，可惜沒處找了。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