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8月13日訊】佛教在東漢時期傳入中國，與此同時，來自印度及現在中國西域地區的文化與音樂，也隨之傳入中原。根據中國史學界的研究，中原地區的文化在較早的時間就開始向西域傳播，進入東漢時期，西域文化開始回流，雙向交流日漸頻繁。佛教東傳則是絲路文化中最突出的事項。
伴隨著禮佛儀式的需要，佛教藉以傳播的重要手段音樂藝術，便需要與中國本土的音樂形式結合。佛教日常使用的音樂主要是讚唄，或稱梵唄。一般分為詠經與歌讚兩部分，詠讀佛經的稱「轉讀」，歌唱禮佛的稱「梵唄」。主要採用七字、五字、四字句式的短偈形式。這些讚頌佛祖、菩薩，詠唱經文、詩讚的獨唱、齊唱、合唱，經常用於講經宣道、朝課暮誦、道場懺法、無遮齋會等儀式。毋須說，原用梵語演唱的讚唄，隨著經文的翻譯過程，需要尋找它所面對的中國信徒能夠接受的、適合中國語言音韻特點的新曲調。唐人道世《法苑珠林》說「漢、梵既殊，音韻不可互用」。
慧皎《高僧傳》記載了這種轉化的過程：「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眾，而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辟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始有陳思王曹植，深愛音律，屬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漁山之神制，於是刪治《瑞應本起》，以為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
這段記載說明，由於梵語與漢語的結構不同，無論用梵音詠漢語，或是用漢語歌梵聲，都難相通，所以翻譯的經文雖多，但譯配的讚唄甚少。關注佛教的陳思王曹植，開始用中國的曲調譯配佛教讚唄。由於他對語言和音樂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為推動這一進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梁武帝蕭衍推動佛教經典與中國音樂文化的結合
另一個推動佛教經典與中國音樂文化結合的重要人物是梁武帝蕭衍。他既是一位帝王，又是一位對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深厚修養的人，因此他親制佛曲，把佛教儀式音樂與當時風行的清商樂融合一體。當然真正使佛教音樂中國化、通俗化的，還是眾多寺院中的藝僧。六朝時，許多著名的佛教寺院在佛教節日中利用中國傳統的樂舞和百戲弘揚佛法，參與這些活動的有許多著名的藝僧。《洛陽伽藍記》記載道：當時的首都洛陽市的景樂寺，「至於六齋，常設女樂，歌聲繞樑，舞袖徐轉，絲管嘹亮、諧妙入神。」景明寺千餘佛像巡街時，「香菸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比。」
唐代是中國古代社會的鼎盛時期，也是佛教音樂經過幾百年的華化過程，最終與中國化的音樂藝術融為一體的時期。《西河詩話》載：「李唐樂府有普光佛曲、日光明佛曲等八曲，入娑陀調；釋迦文佛曲、妙華佛曲等九曲，入迄食調；大妙至極曲、解曲，入越調；摩尼佛曲入雙調；蘇密七具佛曲、日騰光佛曲，入商調；婆羅樹佛曲等四曲，入羽調；遷星佛曲，入般涉調；提梵入移風調。」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到，佛曲的分類已經按照宮廷音樂採用的俗樂或燕樂二十八調的宮調分類原則予以劃分，它們已經完全融入中國的傳統藝術模式中。
唐代興起一種講唱佛經的變文（又稱唱文、講唱文，緣起等），即把佛教故事繪成一幅幅連環畫，採用中國傳統的說唱音樂形式按圖講唱。這種藝術形式影響深遠，直至今日，民間宣講佛道教的《寶卷》，仍然相當程度上保持著這種形式。據《宋高僧傳》記載，宋代時烏龍山少康法師講唱的變文，「皆附會鄭衛之聲變體而作，非哀非樂，不怨不怒，得處中曲韻。」可見變文的音樂採用了改編民間曲調的作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