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明
【看中國2013年08月29日訊】費明：文革親歷者，現為知名編劇，代表作有：《家有兒女》、《離婚了，就別來找我》等。
記者：您為什麼會想到發微博向老師道歉？
費明：我的老師當年是27歲，47年過去了以後，她應該是74歲，如果再不道歉的話，就沒有機會了。
47年來，對於文革這樣一個十年浩劫，我們的政府，我們的國家，沒有出面向人民解釋什麼，只是黨內有一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好像這個文件出來以後我們就不要再提了。我和我的同行寫了很多關於文革的影視作品，最後都沒有得以上映播出，甚至直接告訴有些作者和導演，涉及文革的時候，要儘可能一筆帶過，不能出現什麼樣的鏡頭，不能再現文革什麼樣的場面。也就是說，一個國家讓他的人民忘卻這段歷史，有意識地，有步驟地，甚至有組織地使人們遺忘。遺忘這件事很簡單，要想不遺忘，比如對希特勒的罪行，那就是用大量的藝術作品來反映，現在我可以告訴你，只要是反映二戰，或者反映希特勒的罪行的電影，比一般的題材要容易獲奧斯卡獎。
有意識讓人們遺忘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很多反映文革的書，要從香港偷偷帶進來，然後還被海關扣留。這些顯而易見的事情，就是要讓人民忘掉這段歷史，這場悲劇。但是這個歷史的悲劇，忘掉以後有什麼效果？他們當時有句口號，就是文革是黨的一塊瘡疤，既然瘡疤已經癒合，就不要再揭開了。但是非常遺憾地告訴你，這個瘡疤沒有癒合，而且是流膿了，越來越惡化。
所以我覺得文革還需要更深層的思考，就不在這說了，我就說為什麼給老師道歉。很多人講，毛澤東當時利用了底層人民對領導的不滿，最早要打倒的是反社會主義的當權派，當權派就是有權力的人。他最早進入的地方是學校，是從北大開始。我當時所在的是一個中小學聯合的學校，叫北京育才學校，這個學校小學五年，中學五年，教我們的都是非常優秀的老師。
親手給老師貼大字報：老師絕望又憐憫地看我們
費明：47年前那個上午，那一天我記得非常清楚。我們正在考試，從小學考到中學，也就是說，我們五年小學念完了，該轉入北京八中去上六年級，就是中學階段應該去北京八中。那天正好考的是作文，作文題是《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被我們老師寫在黑板上。作文寫到一半的時候，突然間學校的大喇叭響了，播出了《中共中央關於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念著念著，同學們就開始歡鬧起來，開始不考試了，衝出教室說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作文也不寫了，改寫大字報。我們班同學紛紛找來紙和筆墨，就開始寫，攻擊誰？反對誰？只有反對班主任賀老師。賀老師教我們語文，當時27歲，剛生完一個孩子。
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向她湧去，七個教室外的牆上不算，我們還貼到一個已經不噴水的噴水池裡面。噴水池的中間有一個圓坨，我們把大字報貼在那上面，這都是我親手干的，那時候獨出心裁。我們貼大字報的時候，我看到賀老師用一種非常絕望的眼神看著我們，同時有一種憐憫的感覺，就像說，你們還是孩子，我從心裡面原諒你們，你們這麼做我理解，她沒有和我們建立起仇恨，後來我們還有一些接觸，文革開始以後，學校停課鬧革命，就不再接觸了。
一夜之間，毛主席一個指示，黨中央一個通知，這個國家就開始亂了。長期被壓抑的學生開始給老師貼大字報，最嚴重的是8月份，就在北京師大女附中，學生把他們的校長卞仲耘給打死了。
過了半個世紀都沒有道歉意識的人 人格不完整
費明：後來我們上了二十七中，就和賀老師失去了聯繫。30年之後，國家改革開放，我們和賀老師又見了兩次面，賀老師當然已經白髮蒼蒼，我們那時候也沒有給賀老師道歉的意識，直到現在50多歲，看到文革越來越被人們忘記的時候，才覺得，我們國家不向他的人民道歉，但是我們具體的人，要向一個個體的人道歉，因為這是作為一個人所應該具備的格局。如果你對另一個人進行了莫須有的栽贓、迫害，或者給他心靈造成了苦難，你應當在明白這些事情的時候，表達出你的歉意，並且懺悔，得到他的原諒，這才是一個人。如果過了半個世紀都沒有向老師道歉的這個意識，那太悲哀了。作為一個人，你有再大的成就，有再多的錢、房、車，人格上都是不完整的。你不懂得修正自己、告慰他人的道理，所以我這樣做了。
這件事給賀老師帶來多大的痛苦，我不清楚，但我這聲道歉給文革中多少冤死、屈死或者還活著的人卻是一個信號--有人開始懺悔。懺悔作為人來說是多麼重要，而且我也相信賀老師會原諒我。在我的微博發出以後，後來又有打死人的人出來道歉，還有把自己母親親手送上斷頭臺的人道歉。
我們是個沒有信仰的國家，能有人為自己做錯的事情，為受冤屈的人道歉，這已經是很難能可貴的事情了。如果當時有信仰，你絕不會這麼做，因為真主會責備你，上帝、耶穌會責備你，聖母瑪麗亞會責備你。人是平等的，你不可以這樣侮辱或者對待一個平等的人。文革最大的特點就是，大家信仰毛主席。文革的發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中國人像教徒一樣對他的崇拜和愚忠，所以我說現在別人發動不起來。
記者：您在大字報上寫了什麼內容？
費明：那忘了，肯定是有謾罵、有埋怨、有莫須有的罪名，模仿著一切大字報來寫。因為我去北大看過大字報，知道大字報是什麼樣。用最犀利的語言來批判你最想批判的人，就這麼簡單。
親見一女孩因長得好看被打死
記者：您當時是個12歲的小學生，聽完學校廣播的通知，您心裡面的感受是什麼？
費明：就是不用上課了。中國要掀起一場文化上的革命，肯定涉及到教育，對我們最大的好處就是不用上課。我本來數學也不好，數學老師對我非常地不看好，突然宣布停課鬧革命，我當然是歡迎的。停課鬧革命什麼概念？從今以後就不用上學了，這個國家就開始亂了。
記者：您就讀的育才學校或者27中有沒有建立紅衛兵組織？
費明：27中有，育才學校也有紅衛兵，後來大串聯，我自己也成立一個紅衛兵，但是沒什麼兵，只是為了串聯。我們是寄宿制學校，文革開始以後就停課了，學生回家了但被子褥子一些東西還放在學校，很多人可以隨便溜門撬鎖，拿各種東西。
我們就找學校開了一張刻章的介紹信，再找一個刻字社，就成立了紅衛兵。弄個紅衛兵袖章、紅衛兵證，我們拿著這個去領乘車證，就可以到全國各地去免費大串聯。所以你想想國家當時已經亂成什麼樣，毛主席八次在北京接見紅衛兵，全國的人免費坐火車來見毛主席。
記者：1966年北京有個「紅八月」，您有沒有什麼印象比較深刻的見聞？
費明：我見過打人、抄家。當時我住在一個宿舍樓裡，樓裡邊成分不好的人，有出身地主、資本家的，都在被抄家。樓下一個原來的小操場，全部都擺滿了箱子櫃子。紅衛兵把家裡的所有東西都搬到了小操場，有的還真搜出黃金、珍珠。抄家的時候很多人都被剃成陰陽頭，歲數大的一些地主站在操場，紅衛兵一邊翻箱子，一邊抽打他們。這些人非常馴服、悲哀地站在那。操場上佈滿了箱子、櫃子和被子、褥子、毛毯、衣服，那些壞分子站在自己家被打開蓋的箱子前，等待著紅衛兵翻找任何罪證，等待著處理，後來這些人都被送到鄉下去。那個場面是我一生中不能忘卻的。
然後就是在街頭看到人被打死。當時這種仇恨不僅僅是一個單位的人對他的領導，是把全部的人性惡釋放出來了。有一個女孩因為長得好看被打死了，就是這樣仇恨一切美好的東西。那個女孩走在大街上，由於她的穿著打扮有點資產階級傾向，有人說，站住，你是哪的。說著說著就動手，活活給打死了。
在中國一夜之間分出了兩種人，一種叫壞人，黑五類，一種叫好人。黑五類就被好人：造反派、紅衛兵抄家、毆打，這個很可怕。大興縣就是為了向毛主席獻忠心，在一個村裡，凡是地主後崽子全部被弄死。向毛主席匯報，我們村乾淨了，全是三代貧農，這是毛澤東自己也沒有料到的。
歌頌文革的人沒有我的勇氣：承認這一生無價值
記者：您從什麼時候開始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的行為？
費明：我給老師寫大字報，這是我的具體行為，它來自於文革的狂熱和對毛澤東的崇拜。後來我們被送到北大荒，變相勞改九年，我的人生命運發生改變。毛澤東關閉了大學，停課了，大學不招生了，這在哪個國家都是不可能發生的，抗戰還有個流亡大學西南聯大，毛澤東為什麼這麼狠呢？而且沒有遷徙的自由，我們必須全部到鄉下去，他限制人的行動，這很恐懼。我想回家，可以，兩年一次探家假，15天，不能超假。有一個青年因為探家超了幾天假，就被批鬥，逼瘋了。
當時是從每個人內心出發的自我懺悔，人們會自動揭發你。當時經常在開會，批靈魂一閃念。我們連隊批過一個摸手犯泥瓦匠，他摸一個女拖拉機司機的手。然後全連批鬥，差點給批死。當時我就站出來說，我說摸一下手怎麼了，人都有這種願望，再者說，你為什麼不抽回你的手？所以我是從狂熱到冷靜，到身受其害。
記者：現在也有一些懷念、歌頌文革的人，您怎麼看？
費明：因為只有歌頌文革、歌頌毛澤東、承認毛澤東，他就還能說服自己、承認自己的一生是有價值的，否則他就是無價值的。他沒有我這種勇氣，說我白活了，我的一生就是無價值的，就是廉價的、卑微的、被人欺辱的、被人剝削的，我就這樣過了一生。我現在有勇氣這麼說，但那些人不，說青春無悔，我們對國家畢竟是有貢獻的，我不。當然改革開放以後，我逐漸地看到自己其他方面的價值，也得到社會承認。我學會了寫作，我一定要用這支筆來反映文革，把我那些無價值的經歷變成有價值的作品。
我的父輩在建國後的運動中也是受害者，我母親57年被打成右派，那時候才24歲，她的一生也被毀掉了，所以我這兩代人都被毀掉了。我當然要比別人更加痛徹地反思這個問題。
記者：您能不能詳細說說您父母的經歷？
費明：我母親因為在24歲的時候寫了一篇小說，被她的黨委書記看到，就追查這本小說，說這個人思想很消極。被打成右派以後就一直背著帽子，到北京郊區周口店一個農場勞動改造。而且也被他們說服，跟我父親離了婚。他們問我父親，你是要黨，還是要右派的妻子？我父親說，我要黨。實際上就是要他的職位，和我母親離婚了。我母親帶著兩個弟弟，我父親帶著我就離開了。我親眼所見，我母親含著眼淚求他，看在三個孩子的面子上別離了，我父親說，不行。
記者：作為兒女，您怎麼看待父親？
費明：我很小，才6歲，我們只能知道這麼回事：我母親不是因為夫妻吵架、感情不好而離婚，是我母親在政治上犯的錯誤被打成右派而離婚，當時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勸我爸和我媽離婚的人還活著，他們有罪過，組織上沒有逼著離婚，他把一個好端端的家庭給拆散了。這些具體辦事的人為了報功：他不但被打成右派，而且婚都離了。
艾青的妻子跟著自己的丈夫遠走北大荒，不就是一個年輕美貌女子和自己所愛的人去北大荒了嗎？新鳳霞和吳祖光不也去了北大荒，沒人逼他們離婚。這是個人問題，但是有些單位為了好上加好，覺得破壞這樣一樁右派份子的婚姻是多麼的榮耀。有些人為了自己的仕途，就受不住這樣的考驗。
記者：您如果想去看媽媽，父親讓嗎？
費明：只能是背著父親，還有就是媽媽偷偷去看我。我小學是住校，比如某天晚上我媽媽幫我跟老師請個假，把我接到她家去住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再給我送回來上課。這一晚上多麼短暫，無非就是到她那吃一頓晚飯，住了一宿。
記者：您長大以後有沒有責怪過自己的父親？是覺得自己爸爸太無情，還是覺得他也沒辦法？
費明：也能理解，他又找了新的老婆，又成立新的家庭，而且生了新的孩子。那邊也成立新的家庭，我媽在勞改的時候又找了一個被打成右派的男子作她的丈夫，再加上我15歲被送到北大荒插隊。
記者：去北大荒，當時自己願意去嗎？
費明：你沒有個性和個人的意願。全社會讓你做什麼，你就必須做，你不做就是一個很丟臉的人，就批鬥你。全社會是這樣的氛圍，你要不去，給你家長辦學習班，可是不去，你又去哪，沒有任何別的出路接收你。
那天我在電視上看見採訪一個老畫家，問當時你怎麼不跑？你跑？打死你，當時就給你一槍！中國是個在當時無法逃亡到任何地方去的狀態。唯一一個跑的，叫馬思聰，中央音樂學院的院長，他是通過他的海外關係，在香港接應。成功逃跑的就這麼一位，叛國投敵。為什麼冒著生命危險跑？就是已經忍受不了。他不在鋤草嗎？說你是黑幫反動，你把草吃了，按著他讓他在地上吃草。然後他決定冒死也要離開中國，他還有海外關係，別人哪有這條件。
計畫經濟，就是你們這一屆必須去下鄉，有四個地方可以選擇：黑龍江、內蒙、雲南、山西。就這麼幾個地方，自己選，我當時問了，哪能吃飽？人家說黑龍江北大荒能吃飽。我說我去北大荒。果不其然，其他幾個地方都涉及到一個能否吃飽的問題，我們不是，我們大白饅頭隨便吃。
記者：您在那邊生活怎麼樣？
費明：白天幹活，晚上睡覺，沒有任何娛樂。
記者：家裡有沒有給您寄過書？
費明：書是有，世界名著都是在煤油燈底下看的。知青們帶些書傳一傳、看一看，這是我們唯一的精神活動。
下鄉之前：北京火車站一片哭聲
記者：您的反思是不是讀那些書的時候開始？
費明：那可能更早，下鄉之前北京火車站一片哭聲。和平時期製造了一個生離死別，如果來了戰爭，來了敵人可以，啥事也沒有，為什麼突然間毛澤東要讓三千萬人大遷徙？一個是城市就業難，一個是要改造，反修防修。為了貫徹上山下鄉，後來工廠招不到工人。這就是極左，毛澤東一個意念：到農村去可以大有作為，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們幹嗎接受「再教育」，我們本身就沒接受過教育，為什麼要再教育？
記者：知青之間會不會組織一些什麼活動？
費明：演樣板戲，《智取威虎山》我演一個角色。
這九年最大的問題是什麼？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希望，看不到自己的夢想，我想當導演，學校關閉了。而且這個國家也看不到希望，國家將來往哪走，也沒有希望。就像我們壟溝一樣，一天一人六個壟，壟到頭天就黑了。拿鋤頭和土地相伴，到太陽落山，你這一天就算活過來了。在一個人沒有希望，在一個國家沒有希望的時候，當時就是一種流放的心態，就是種勞改。像古拉格群島那些人，就是被弄死的心態。我們一塊去的，死了好幾個人，永遠埋葬在北大荒，我畫遺像就畫了好幾張。
記者：那邊有沒有招工、參軍的機會？
費明：微乎其微，一百個人裡有一個。我們連兩百知識青年有兩個名額。我們倆正聊天，突然間有人通知，上北京外國語學院，就是我們這個同學，跟我半道上把鋤頭扔了。也運作不了，賣身都沒地方賣，連裡的名額太少了。好像招了一批教師，來到北大荒招老師，一個國家的首都缺老師，上農村找我們知青去，亂得一塌糊塗。
記者：十年以後，您通過什麼方式回城？
費明：我病退，沒有通過我的才智考大學，考不上，荒廢那麼多年了。（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