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8月30日訊】本文摘自唐寶林：《陳獨秀全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標題為編者所擬，原標題：「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傳說不實。
在中國史學界，1920年「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幾乎成了共識。但實際上這是子虛烏有的事。此一傳說的唯一依據是沒有參與此事的第三者高一涵1927年5月22日即大革命武漢時期的高潮中，在武漢舉行的追悼南北死難烈士大會上的演講《李大釗先生事略》，（1）說陳獨秀「返京後則化裝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則計畫組織共產黨事」。陳、李二人在赴天津途中所說的事，高一涵並不在場，而是在國外--日本，（2）顯然是聽人所說。後為了趕寫這篇演講，把聽說到的事情寫進去。講後，大概有人質詢或自覺沒有證據、道聽途說，所以，第二天就把其親手所寫的同樣內容的《李大釗先生傳略》（3）中這兩句話刪除了。在1963年，高一涵撰寫《李大釗護送陳獨秀出險》和《回憶李大釗》（4）二文時，他還是不敢再說二人「計畫組織共產黨事」，說明他三次修正了自己的演講中道聽途說的內容。但因為他當時演講稿已經在第三天刊登在報上，於是為後世史家所誤用。當然，也不排除有人出於好心，以此證明中共不是「俄國黨」，早在維經斯基來華前，就有自主建黨的想法。
其實，李、陳當時所談的組黨不是「共產黨」，而是與無政府主義者建立「社會主義同盟」的統一戰線組織。而這個組織也是俄國人策動的。一個最有力的證據是當事人章志的回憶《關於馬列主義在天津傳播情況》（5）和眾多的佐證資料。
章志當時是無政府主義組織「少年中國學會」會員，1919年9月開始擔任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駐天津特派員，並宣傳天津的新文化運動，因此與從事新文化運動的人關係密切。1920年1月，他搬到一位姓姜的先生（即姜般若）家中住，那裡還住著另一位無政府主義者、山西人尉克水。恰好這時，李大釗陪陳獨秀來到天津。「陳獨秀先生住在租界客棧裡，李大釗同志在河北大馬路日緯路附近友人家中。次日晚間，李、姜、山西同志、南開學校的胡維憲同學連同我到特別一區某蘇聯同志家 中集合商談京津地下工作情況約一小時。第二天天津《益世報》登出'黨人開會，圖謀不軌'的消息。李大釗同志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們防患於未然。」原來「姜先生」的行蹤是被政府監控著的。於是，他們紛紛離開了天津。「陳獨秀先生因事已提前去上海，未能參加集會。」
這裡的「蘇聯同志」就是鮑立維（又譯作柏烈偉）。大陸不少學者稱他是俄共派在天津從事秘密工作的專員，當時的重要任務是幫助中國的激進份子建立親俄的革命政黨。但可能因為是「秘密」，檔案的證據幾乎沒有，這一情況應該是根據他的實際行動推測出來的。當時他住在天津，一週數次到北京大學去教俄語，因此與李大釗熟悉。但是在天津，他周圍的中國人，多數是無政府主義者。這些無政府主義者在中共成立很早以前就在中國許多省市活動。正如蔡和森所說：「在馬克思主義輸入中國以前，無政府主義派在中國已有相當的宣傳（在廣東及各地都有組織且發行了許多小冊子），並且在知識階級中已有相當的影響了……因此我們開始工作時，在上海、廣東、北京等地均有與無政府主義者合作。」（6）如姜般若1919年在天津成立「真社」，出版《新生命》；尉克水1918年在山西成立「平社」，出版《太平》。胡維憲、周恩來等人在天津成立的「覺悟社」也有很強的無政府主義傾向。為了廢姓抓鬮，周恩來抓了個5號，就改名為「伍豪」。鮑立維主張各派社會主義者（包括無政府主義者）聯合組建革命組織。他和當時的中國都把無政府主義者視為「社會主義者」。實際上，這次集會陳獨秀未參加，是因為他當時「逃亡」的特殊身份，不僅李大釗把這次集會的內容告訴了他，還有材料證明鮑立維的活動很頻繁，這樣的集會不止這一次，而且陳獨秀與李大釗曾秘密會見了鮑立維。所以，鮑立維在天津企圖組織「社會主義者同盟」的事，陳獨秀顯然是知道的。因此，後來解密公布的《聯共（布）、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檔案資料》中，維經斯基的報告中，多次提到天津的建黨情況。雖然陳獨秀最初的建黨活動接受了與無政府主義合作的方針，卻沒有天津的代表，中共「一大」代表中也如此。這應該是與陳獨秀由接受蘇俄的建黨方針（只要親蘇的就可以接受）逐漸轉變（堅信無產階級專政）有關。
曾在《新青年》上與陳獨秀通信的無政府主義者鄭佩剛說：「1920年3月，我接到黃凌霜（當時無政府主義者領袖--引者）的信，說他到天津與俄國朋友Broway（即鮑立維）接洽，並約同陳獨秀、李大釗等開會，成立了'社會主義者同盟'，推舉陳獨秀為領導，並說陳獨秀到滬活動，要我返滬相助。」（7）梁冰弦也回憶：鮑立維希望俄共和無政府主義者聯絡，因此和黃凌霜等人相識。他說：「黃氏約陳獨秀、李大釗與布氏（布魯威，即鮑立維--引者）在津在京敘話幾回，結果產生'社會主義同盟'，沒有派系壁壘，只要是傾向同一大目標的都先團聚起來，共推陳獨秀為領導人。北大和其他大學學生投身這旗下的眾多而熱烈。」（8）
綜上所述，陳獨秀到上海初期（1920年5月至7月、8月）組織的團體，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而是「社會主義同盟」，即與無政府主義者等社會主義者聯合的統一戰線組織。
註釋：
1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5月24日。
21920年2月13日（即陳獨秀從天津到上海途中）高一涵還從日本寫信給胡適和陳獨秀，此信原件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
3《中央副刊》第60號，1927年5月23日。
4前文刊《文史資料選輯》第61輯，中華書局，1979；後文刊《五四運動回憶錄》（續集）。
5轉引自馬模貞等編《李大釗生平史料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98頁。
6蔡和森：《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一大"前後》（三），第76頁。
7《"一大"前後》（三），第483頁。
8梁冰弦：《解放別錄》，《黨史學刊》試刊第1期，198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