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9月06日訊】一商業無疑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最重要力量。
人類社會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時代，一躍進入彼此聯繫更緊密、分工更細緻、生活更多樣化的複雜社會形態，商業提供了最偉大的驅動力。有人說中國儒家傳統有抑制商業的習慣，這話其實不對，孔子的得意門生子貢，便是一位成功的大商人，子貢因經商有道，家累萬金，富可敵國，結駟連騎，聘享諸侯，可以與國君分庭抗禮。孔子從來沒有因為子貢的商人身份而對他有任何歧視，恰恰相反，孔子以「瑚璉」比喻子貢，認為子貢是國家社稷的大器、良器。
不過，後世的統治者，出於獨尊皇權之需，對商人有可能與國君分庭抗禮的潛在力量很是顧忌，所以歷代王朝幾乎都制訂了抑商、辱商、賤商的政策與法律（這一傳統來自法家的思想），將商人列入市籍，視同賤民。秦朝曾將一大批有市籍的商人以及父母、祖父母為市籍的商人後代，發配戍邊；漢朝立國，「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唐朝「禁工商不得乘馬」；「工商雜色之流」，「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明清兩代也均有抑商或賤商之政，朱元璋本人就具有強烈的「重農抑商」情結，他建立明王朝之後，即嚴禁農人棄耕從商，商人外出經商，必須領取官府頒發的路引，否則按遊民處置，「重則殺身，輕則黥竄化外」，商販被與僕役、倡優、賤民同列；清代的雍正也深具「重農抑商」思想，他說，「觀四民之業，士之外農為最貴，凡士工商賈，皆賴食於農，以故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則田畝中少一耕稼之人。」所以應當勸農抑商。
但宋朝可能是一個例外，宋朝商人受歧視的程度最低（不是說全無歧視），商業環境最為寬鬆。宋朝立國，即頒發一系列「恤商」法令，寬待商人，鼓勵商業，如太祖詔令：「榜商稅則例於務門，無得擅改更增損及創收。」又如太宗詔令：「自今除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並不得收其算。」（細碎交易不得收稅）並嚴禁官吏勒索、刁難商賈，官吏如果「滯留（商人）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財物，贓重者，徒一年」。
「工商之家不得預於仕」的禁令也被突破，「國家開貢舉之門，廣蒐羅之路……如工商、雜類人等，有奇才異行，卓然不群者，亦許解送」，商人獲得了從政的權利。在宋朝一部分商法的制訂過程中，商人還被政府邀為座上賓，參與修法。北宋太宗朝，陳恕為三司使（相當於國家發改委主任），他在制訂茶法時，就邀請了茶商數十人協商討論、「各條利害」。當時的爭論很激烈，茶商提出的方案，是茶的商業利益盡歸商人，商人「取利太深」；官方的方案是國家專營茶葉，利歸官府，商人「滅裂無取」。最後朝廷採納了折中的方案，「公私皆濟」，換言之，即吸收了商人的意見。國家在立法過程中不但給予商人表達利益的渠道，制訂出來的法律也照顧了商人的利益，這在其他王朝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二
宋代因此也成了中國商人的黃金時代，商業的浪潮席捲整個宋朝國境。說「全民皆商」或有些誇大，但社會各階層都有人加入經商的行列，則是毫無疑問的。宋人非常有投資意識，「人家有錢本，多是停塌、解質，舟舡往來興販，豈肯閑著錢買金在家頓放？」所謂「舟舡往來興販」，是指長途販運業，「解質」是放貸，「停塌」，是倉儲業，總之有閑錢就拿出來投資。
北宋官員蘇舜欽被罷官後，說「今得脫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學教後生、作商賈於世，必未至餓死。」以前說古代的讀書人只有「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一途，但在宋代，讀書人不當官也不會餓死，經商也是光明正大的職業。宋代讀書人不以經商為恥，洪邁《夷堅志》記載，宋徽宗時，「吳興士子六人，入京師赴省試，共買紗一百匹，一僕負之。」藉著到京師參加科考的機會，順便也做了一筆生意。
農人棄農從商，或者半耕半商更是尋常事了。如南宋初，岳州農民「自來兼作商旅，大半在外」，知州範寅敷大概為了避免田地拋荒，「欲出榜招召，務令疾速歸業；如貪戀作商，不肯回歸，其田權許人請射（承佃耕種）」。想收回外出經商的農人的產權。但朝廷最終沒有同意，因為戶部認為，「商人田產，身雖在外；家有承管，見今輸送二稅，難許人請射。」保護了經商農人的產權，也承認農民兼業的現實。
就連方外之人的僧人道士，也捲入到商業潮流中去。北宋東京的大相國寺，乃是京師最繁華的貿易市場；東京的建隆觀，也有道人做生意，「觀內東廊於道士賣齒藥，都人用之」。開設當鋪、放貨收息是寺院自南朝以來的慣常做法，宋時此風更盛，陸游《老學庵筆記》記載，「今（南宋）僧寺輒作庫質錢取利，謂之長生庫，至為鄙惡。」陸游雖覺得「鄙惡」，但在商海中弄潮的僧人必不會這麼認為，很多僧人還因經商致富，莊綽《雞肋編》說：「廣南風俗，市井坐估，多僧人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家室，故其婦女多嫁於僧。」
女性經商在宋代也不少見，臨安名小吃「宋五嫂魚羹」的創始人便是一位女性，叫宋五嫂，原來是「汴京酒家婦，善作魚羹」，宋室南渡後，南下「僑寓蘇堤」，因為手藝很好，「人競市之，遂成富媼」。宋代設有專管徵收商稅的稅務官，叫做「欄頭」，由於男性「欄頭」對女性收稅多有不便，還出現了「女攔頭」，從這裡也可看出宋代經商女性之常見。
商業浪潮衝擊之下，以前作為權力中心吁在、似乎莊嚴不可侵犯的衙門，也被商民租來做生意，如南陵縣的一名市民，「就邑治大門之內開酒店」；臺州州衙「儀門之兩廡」也是出租給商戶做生意，「僦為賈久矣」。這樣的圖景頗具象征性——意味著權力對商業的包容與妥協。
三
得益於正在興起的城市商品經濟，宋代產生了一大批「先富起來」的大商人，北宋「都城之內，大商富賈，坐列販賣，積貯倍息，乘上之令，操其奇利，不知稼穡之艱難，而粱肉常余，乘堅策肥，履絲曳彩，羞具、屋室過於侯王。」南宋的臨安城也多富商，「其寄寓人，多為江商海賈，穹桅巨舶，安行於煙濤渺莽之中，四方百貨，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業者眾矣。
這些大商人憑藉資本的力量，正在染指更高的社會地位。在一些地方，富商跟地方官員可平起平坐。宋仁宗時，有個叫做蘇緘的官員，調到廣州南海當主簿，蘇緘發現當地從事外貿的商人「皆豪家大姓，習以客禮見主者」。一日蘇緘受上級委派，查驗一樊姓大商人的貨物，「樊氏輒升階就席」，在當時，這是失禮的，所以蘇緘命人「杖之」。樊姓商人不服，到州法院上訴，知州將蘇緘召來斥責，蘇緘辯解說：「主簿雖卑，邑官也，商雖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知州不知如何反駁。這裡展現了一場新與舊的較量：新成長起來的商人力量與舊的等級秩序之間，正在角力。假以時日，商人階層未必不能發育成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可惜宋後的明清兩代，又重回抑制商人的老路。
明末的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說：「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許多人認為黃宗羲是批判「農本商末」、首倡「工商皆本」之第一人，其實，「工商皆本」的觀點放在宋代，不算新奇，因為許多宋人都提出來了——北宋的鄭至道說：「古有四民：曰士、曰農、曰工、曰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南宋的葉適說，「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陳亮說，「商籍農而立，農賴商而行，求以相輔，而非求以相病，則良法美意，何嘗一日不行於天下哉。」黃震也說，士農工商，「同是一等齊民」。
在宋代儒家已經明明白白提出「四民皆本」之後，明末的黃宗羲還發現了「世儒不察」的情形，說明宋後的儒家思想與政經制度出現了一輪倒退，重新回到「重本抑末」的老路，所以才需要黃氏提出批評。
直到晚清，隨著社會結構天翻地覆的大變遷，紳與商合流，在歷史舞臺集體登場，終於成為一支強大、獨立的社會勢力，並且從「孳孳求利」的理性經濟人轉型為自覺的社會新秩序構建者。在晚清紳商中，顯赫者如「狀元實業家」張謇，是立憲運動與地方自治的魅力領袖；平凡者也多以「商董」、「店董」的身份，成為主持市鎮治理的主要力量。可以說，晚清時代的地方自治、社會自治乃至國家立憲事業，都是紳商群體在發動、主持的。今日國有商人，卻無紳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