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人王功權——我理解的所謂企業家「在商言商」：1.不加入執政黨政治組織；2.不與特權合謀；3.不作為人大代表履行參政議政職責；4.不勾結、賄賂政府公共權力；5.不為規避政治壓力而讓企業作出業務犧牲。（看中國編輯加註）
【看中國2013年09月18日訊】赫赫有名的投資人王功權，決定退出商界。
「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但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不再經商。」他告訴《財經天下》週刊。
其實，過去的一年半，他已經停止了所有工作。整個2012年，他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研究方向是個人與社會團體的關係。這聽起來已經不像是一個在商界浸泡了多年的人的興趣所在--儘管在訪問開始前，對方給他設定的方向是中美金融體系比較研究。
在此之前，他用了20餘年的時光取得了他在商界的地位。他是萬通六君子之一，1991年與馮侖、潘石屹、易小迪、王啟富、劉軍在海南創立萬通。萬通分家後，他先後進入IDG和鼎暉投資，主導投資了奇虎360、學大教育、框架傳媒、易趣網、3721、弘成科技、金融界、創聯萬網、漢庭連鎖、展訊、亞信等項目。在風險極高的創投領域，這些項目大多取得了資本意義上的成功，也為王功權帶來了盛譽與財富。
「投資來說，你一般會希望是投資性格很穩健的人。但周鴻禕是個特例，因為他創新能力太強了，非常敏銳，我認為他是一個個案。另外，堅韌是很重要的品質，你回過頭看，不管周鴻禕情緒怎麼波動，但他在創業的路上是夠堅韌的，對不對？」他輕描淡寫地談起他曾經投資過的周鴻禕。
過去的痕跡總在不經意間流露。他是從海南全身而退的淘金者，是如今很多地產大亨們的老大哥，是運籌帷幄的風險投資大鱷。以至於他談到讓媒體興奮不已的名字時，多少有些俯視的味道。
今年年初，他結束了美國的訪問。回國幾天後的一個中午，他和陽光壹佰置業集團董事長易小迪吃飯，提到了不再回商界。「挺可惜的。」易小迪表示。但隨後，易小迪又不停地聊起了他的地產業務。「大概他內心裏還是覺得我是個商人。」王功權說。
這種尷尬一直存在著，每當王功權跟周邊的商人朋友說起他的打算，別人的第一反應是，「你真的要退出嗎？不可能。」
商業之外
其實一切早有預兆。在他還在鼎暉投資的日子裡，就曾多次向董事長吳尚志表達希望退出。「功權你別嚇我。我先走了，我還有事。」吳尚志每次反應是一樣的，都會笑著避開這個話題。王功權的角色至關重要，他是這個管理著超過70億美元基金的公司的三位高級合夥人之一、鼎暉創投的創始人。
「週而復始的生活，讓我覺得有點單調，我希望換一種方式活著。」儘管王功權已經安排了另一位合夥人黃炎全面主持工作，但他沒有辦法安排自己退出的時間表，直至一個突發事件啟動了加速按鈕。
2011年5月16日夜，王功權在微博上發出那條後來攪起軒然大波的「私奔」宣言，「我放棄一切，和王琴私奔了。」然後，他消失了。這條微博被轉發了7萬餘次，也正是這個事件，王功權的名字被八卦式的流言包裹，為更多人知道。
如你所知，這件事像場鬧劇般收場，一個多月後，王功權回家了，他與妻子的婚姻並沒有結束。而在此前，鼎暉已經宣布了他的辭職，這是王功權的決定。在他「私奔」歸來之前，吳尚志和他在上海的一個賓館房間裡有過一次秘密討論，即便在那時，吳尚志仍然表達了挽留的意願，但王功權還是辭職。在此後的日子裡，他開始為了自己的衝動還債，安撫妻子，帶著全家去旅遊，再往後，他去了美國，妻子與孩子隨行，住在新澤西的公寓。但他與中國企業界大腕們的聯繫並沒有中斷，「上次俞敏洪、馮侖、王石、郭廣昌他們好多人過來，坐在一起漫談，我也禮貌性參與了。」人們以為他不過是進入一段蟄伏期，但他已經決定不再回來。
另一個面目的王功權，在過往的歲月中浮現，並逐漸清晰：公民行動的參與者。
他是民間組織「公盟」的理事；他熱衷參與公共知識份子聚會或者文化沙龍；他經常在網上討論公共事件，言論尺度頗大。
但這些未必為人所知，在商言商，他懂得在不同的身份之間轉換。「我小時候看電影特別佩服間諜，在這個屋子跳舞，出門之後卸妝以另外一個形象出現了，準備激烈打鬥。」他很少和商界的朋友談他以「公民」身份做的事情，「省得解釋半天，他們還擔心我。」
2004年，他的老朋友馮侖、劉曉光等人籌備組建阿拉善SEE基金會，也邀請了王功權，但他沒有加入。「我認為他們做的事情是重要的，但我不想把我的精力放到環保上。」他更關心的是與環境權並行的另一種權利--公民權。在馮侖等人為解決西部荒漠化問題，開會討論得熱火朝天的時候，他與另一個群體走得很近--公盟。
公盟的負責人許志永，曾是孫志剛事件中上書人大廢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北大三博士之一。公盟的運營資金部分來自於民間捐贈，王功權是重要的捐助者之一。在許志永為數不多的幾個商人朋友中，王功權是自始至終不忌憚公開身份的。
兩人的友誼始於10年前。收容遣送制度被廢除後，王功權想結交這幾位推動者，就請法律界的朋友牽頭約見。地點約在了一個高爾夫球場，當其他人去打球時，他與許志永在一旁喝茶聊天。認識之後，他們的接觸很快就多起來，「我認同他們所倡導的。」
公盟於2005年成立，許志永、滕彪、黎雄兵等幾位律師是創始人。這是個鬆散的組織，核心人員不過十幾人，但與公益界、法律界、知識界有廣泛交集。王功權在那時加入公盟，成為理事。與一般的慈善或者維權機構不同，公盟的目標是針對一些普遍性的社會問題，嘗試做出改變。不同的人對公盟有著不同的甚至彼此矛盾的觀感，但無論如何評價，不可否認的，這是一群有公益心和批判精神的人。顯然，王功權並不缺少這些特質。
總體說來，王功權是個脾氣極度溫和的人，但在有些情況下，他內心的抗拒會爆發出來。他曾在一個有官員參加的會議當場離席而去，只因為對某個負責人在匯報工作時說的一些「官話」聽不下去。
對於王功權告別商界，許志永認為不是意外。「他以前一直在說不想幹了。商業也能推動社會進步，但無法直接推動制度變革，角色還是有差異的。」
懦弱與勇敢
王功權對公盟工作的投入時間越來越多，從2009年開始，公盟每週日的例會他幾乎都參加了，到了飯點，則跟著大家一起吃盒飯。回頭看起來，很難說清這種轉變是如何發生的。也許，與公盟日漸頻繁的互動影響了王功權，激發了他內心中的熱忱；抑或，那團火本就燃燒在他心中，驅動他更主動以許志永等人為友。
許志永認為，王功權對於公盟團隊的幫助，不僅僅體現在出錢出力上，還有獨到的判斷力，他的意見往往能跳脫公益人固有的窠臼。比如對於拆遷維權，王功權不支持介入，他覺得涉及金錢利益太大，很難團結。這個項目最終還是推行了，但果不其然很難達到預期效果。
2012年12月25日，樂清村民錢雲會遭遇離奇車禍死亡，因為他又是一名土地維權者，死因很快引發了網上諸多猜想。3天之後，許志永接到了王功權的電話，倆人都懷疑是謀殺，但王功權提議公盟介入做獨立調查，第二天，許志永就帶隊抵達現場。隨後，王功權保持著密切關注，他還在12月31日的中午與許志永通了一個小時的電話。
「王功權看到了很多網友的論證，提了很多疑點，我根據我的調查，給他一一做解釋。」許志永排除了謀殺的可能，當晚即發布了報告，在結論上，與其他若干獨立調查團隊後來發布的報告是一致的。
這份報告遭受了許多細節上的詬病。許志永承認，操作有不周密之處。事實上，不論樂清事件，還是公盟稅案，許志永的言行都不缺少批評者。「志永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也是性情中人。他始終是在一線的。我不一樣，我對苦難的感受沒有那麼深。」當問及對許志永的過度悲情化的看法時，王功權為他辯解道。
王功權長期關注社會轉型問題，採訪中當談起制度積弊和解決之道時，他侃侃而談，很容易讓人忘記他曾經的商人身份。商業邏輯與社會關懷，似乎是他腦子裡並行不悖的兩輛火車。
但撞車也曾發生。幾年前，當王功權還是鼎暉投資人的時候，曾拒絕投資一個其他合夥人都很看好的項目。那個項目佔用20平方公里的土地，可解決400人的就業，風險評估很低，但會令2萬多農民失去耕地。
王功權要求項目方給農民提供再就業培訓，但對方拒絕支持這筆每年需幾千萬元的支出。鼎暉的團隊開會時，大家也覺得這個條件並非必要，認為王功權把「自己的社會責任強加到項目中，來影響決策」。但在他的堅持之下，投資最終沒談攏。「我認為徵用農民的土地，存在隱性的利益剝奪，而給他們提供培訓是一種補償。」他認為涉及的不是商業道德問題，而是公平問題。
在2005年進入鼎暉時，王功權即告訴其他合夥人：「我可以不介意利益和待遇，但推動制度前進的事情我會做，你們要想好。」
這種開誠佈公，讓王功權此後的一些行為有了被容忍的空間，儘管發生在鼎暉的這種容忍，在一般人看來可能是難以理解的。
鼎暉董事長吳尚志是海歸派，他未曾對王功權的這類行為做出過直接評價。有些合夥人提及這些事時，吳尚志會說：「既然他進來時都把醜話說前面了，所以還是算了吧。」但吳尚志也會告訴王功權，要注意保護好自己。
吳尚志的擔心並非空穴來風，一些蹊蹺的事情總會發生。王功權註冊了一家小公司，沒有業務，全部用來做公益。2011年上半年被抽樣審計，追溯到2005年的賬目，下半年又被審計了，這次則從2008年審起。「像這個小公司都被審計多少次了？每年常規年審，我都是通過的，有什麼好審的？」
主持人曹啟泰回顧他採訪過的企業家時，曾說過：「大陸現在的成功企業家，基本都是企業創始人。這一代企業家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在他們的成功經歷中，會有一段經歷是很難說明白的。」許志永認為王功權是商業界裡極其罕見的乾淨人。這個評價或許有些拔高，但不得不承認，他是一個獨特的存在。「我沒有把柄。」他把這個結論歸因為多種偶然促成的。
成為王功權
回到20年前，海南興起炒房大潮的那個時代，他與他的萬通兄弟們賺到第一桶金。那時的海南，樓花生意是暴利，一夜發達的故事並不鮮見，讓人難免感覺一些不可言說的交易會摻雜其中。王功權卻說，他並沒有留下污點。
「當年在海南我們幹的不是開發，是炒房。」彼時的萬通，像個空手套白狼的倒賣者，向開發者買下期房，再轉手找人賣出。但是兩次交易並非先後進行，而是在兩個協議同時簽訂後，再促成上下家見面，重新簽約，造成實質上只發生一個交易，省下一筆交易稅，萬通的盈利則來自於中介費。「這種事情在海南，大家都知道。」
萬通的這種位置，決定了它不用買地蓋房子，不需要拿任何政府批文。「說我做過房地產，實際上我沒有開發過一次房地產。但如果我們當時是開發商，可能就會有問題，或者我堅持不住，或者我做不起來了。」他認為那是非常時期的特殊經歷。
等幾千萬元的原始積累到手之後，當萬通開始走出海南，拓展多元化版圖，王功權已經是集團總裁。「再開會，我已經跟公司講，任何違法事情，不管給企業帶來任何好處，一旦發現嚴懲不貸。」
他的這種要求，讓一些事情變得很難辦，「公司經理們在我的辦公室外面打轉」，讓他很為難。另外，集團發展很快，分公司與總部在分權與管理上出現摩擦。他決定不做總裁，去美國負責萬通的投資業務，「也想過一種不同的生活」。原來的財務主任潘石屹坐上了總裁的位置，名義上，王功權需要向他匯報工作（一年後潘石屹離開，王功權回國接任了8個月的總裁）。離開時，他做了全面的離任審計，為了避免出現問題，還請了公證處公證。
在美國時，王功權掌管國際基金，這為他日後進入IDG和鼎暉這些投資公司埋下了伏筆。自此，他與那些潛規則愈行愈遠，「投資一個公司，要求法務稅務講清楚，因為要上市嘛。」
王功權愛好格律詩詞，他的詩中偶然會流露出悔商恨商的情緒，「商場涉及利益的較量，我在心裏不願做。」為此，潘石屹等人也說過他，不像個老闆，「心腸軟、窩囊。」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994年萬通根據考評表現，一次性裁掉二十幾個人，作為總裁的王功權流著眼淚簽下了字，「因為我平時接觸過他們。」
但從另外一些事情看起來，他又並非優柔寡斷。他曾驅車用了一個月，在全國各省環遊，行至四川，在當地投資的臺灣朋友因為公司有了麻煩，向他求助。王功權讓朋友給他全權委託，停下來用一週時間介入這個陌生的公司，召開董事會解決危機，然後繼續旅行。馮侖評價他，「擅於危機處理。」
在IDG的時期裡，有一年半他只領取半薪，這樣他工作時間也可以減半（事實上多半時間還是在工作），以便有空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他對金錢的態度是：「夠花就行了。我不研究穿什麼名牌，生活要求不高。」
財富不能抵達之處
王功權不缺錢花。過早實現財務自由讓他可以實現不可思議的事情。他大女兒曾在美國留學，打越洋電話過來時，聽起來情緒不好。王功權放下電話，就直奔機場，「邊走邊訂票，你知道這種臨時訂的票都是很貴的。」一天之後，他出現在女兒面前。女兒很驚訝：「爸爸你怎麼來了？」「不學習了，跟爸爸出去玩兩天。」
因為他喜歡詩詞，他成立中華詩詞研究院，累計花了1000多萬元，組織了30多位詩人編輯出版格律詩詞。
但作為一個有錢人，也會有問題是他難以解決的。比如，那些他請到來北京工作的詩人，很多拖家帶口，很快就面臨外地戶籍的孩子上學難這個問題。他認為這是由於制度上的缺失，導致了權利不平等。當他開始審視這個問題時，他發現這不是個案。「我是個企業家，好像有些資源，總會遇到同學親友，遇上這些事情托我幫忙。隨便數，我都能想起二三十個人。」但他也沒有辦法，連他妹妹的孩子都是由於戶口解決不了，只能去燕郊上河北戶口。
事實上，他最小的孩子因為是三亞戶口，也面臨著中小學學籍上的差別待遇和異地高考的問題。「我可以送出國，因為我有錢，但這不具有典型意義。」
基於這些感同身受的遭遇，在2009年底公盟的一次例會上，王功權提出了教育平權的議題。這個議題當場就通過了，後來被制定為長期的倡導項目，招了專職工作人員，通過召開座談會、召集簽名、撰寫調查報告、投遞請願書等方式運作下去。
2010年5月，北京廢止了舊的《中小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等5項規章，這意味著在免費和就近入學方面，京籍和非京籍中小學生的差別待遇在制度層面不復存在。「但回到那個起點，教育平權並沒有什麼新聞由頭，在公共領域也沒人注意。」許志永認為是公盟推進導致了政策的轉向。
但王功權在談及他與公盟所做出的努力時，用了另外的一種表述方式：「我知道我說這些事情，政府有些人會不高興，朋友們會替我擔心，甚至我知道，效果可能會很小。我是做投資的，對投入和產出這些東西都清楚。但這是一種堅守，我寧願相信憲法給予我們的權利是真的。」
新浪微博曾是王功權重要的演講場。他很喜歡在上面談論對時事的看法，但是去年9月，他發現，他有著156萬粉絲的微博被銷號了。
在此之前，他也曾經被新浪禁言過，都會有專門和他聯絡的客戶經理提前告訴他，因為他是名人，享受新浪微博的「貴賓服務」。這次的不同之處在於，沒有任何告知。
王功權不甘心，又註冊了幾次，但不論他是實名還是非實名，他的微博都活不了太久，最新一次註銷是在3月份。他明白了，他決定放棄微博。「感到解脫了，好像是從一個舞台上轉到另一個舞台上。」
當然，悲情時刻只是偶然出現，王功權目前的生活，總體說來還是充滿著明亮的色彩。從年初回國到目前的幾個月裡，除了公盟的工作，他全國到處遊走，結識志同道合的公民志願者，參與一些慈善與扶貧。最近幾天，他在讀《民主的細節》和《甘地自傳》。想找他談生意的人絡繹不絕，但他興趣已經不在了。
當他還在投資界時，面對著眼花繚亂的項目，取捨決斷之間，王功權向來看重創業人的性格：「要敢於斬斷過去，迅速結束手頭沒有希望的事情。沒有這個勁頭，瞻前顧後很難創業。」以這個標準來看，他所描述的，也是鏡中的自己。
他從不缺少和過去告別的勇氣。1988年，時任宣傳幹部的王功權，成了整個省委機關的第一名辭職者（之前的人是停薪留職），原因是，「當時正幹著的事情對我來說沒有前途，或者說那個前途不是我所需要的。」而這個職位，是17歲時頂著烈日勞作的農村少年王功權無法想像的，「望著一望無際的農田，你感覺到世世代代無法擺脫這種命運的絕望。」
那時的他，不會知道日後遇上潘石屹、馮侖等人，更不會知道自己竟一發不可收拾，在商業江湖裡翻滾20年。他只是想去海南，買了火車票就走。也是從那時開始，他像塊能量漸增的磁石，財富和名望慢慢向他聚攏。
多年之後，在新的轉折發生之前，王功權的故事，已經符合一部優秀傳記作品的敘事邏輯：一個農村少年，擠入仕途又逃離，幾番沉浮後，成為了一線投資人。但他終於還是選擇了把書的尾頁撕掉，再次將結局開放。無論旁人把這個過程看成自然而然地發生，抑或一個急倏的轉折，他留給商界的，都已是背影。
王功權談愛情
私奔事件近兩年之後，曾飽受爭議的王功權，坐下來與《財經天下》週刊談論愛情。
Q這個事件對你有影響嗎？
A「私奔」這個事情過去了，對我的家庭肯定有影響。我們現在過著很正常的生活。
我一直說，我不知道什麼是愛情，因為我覺得，社會對愛情的定義也是模糊的，一個是社會學層面對愛情的定義，有忠貞和責任，另一個是不受這些影響，完全是人和人之間的情感。
討論到這個問題，我能回答的是，我認為我對愛情的理解可能會挑戰這個社會的常規理念，我沒有勇氣挑戰這些。在事實上，愛情和道德有關。
那個事件是突發的，我沒有太多的回想，如果有的話，我會對我傷害的所有人深深地歉疚，包括前妻、現妻和王琴。
Q許志永說公益人應該拿更高的標準要求自己。
A我覺得拿更高的標準要求自己是應該的。我希望我自己是高標準要求的，但我沒有做到，我也覺得很遺憾，有時候也挺慚愧。但是，民主不是塑造道德標桿，它是一種規則、一種程序正義，它不應更多介入道德問題。我的意思不是民主不講道德，個人的道德是另外一回事。想在道德上把人打垮，然後回過頭來進一步剝奪你追求自由民主的權利，這是錯誤的。我不是開脫我自己，但這和我追求自由民主無關。即便是犯人，只要在沒有剝奪政治權利的情況下，他仍有追求民主的權利。
Q大家對王石的愛情的評價是不是不公平的？
A不管你是什麼原因獲得社會廣泛關注，大家希望你有更多的社會擔當，或者道德更加完善，這是很正常的心理。至於社會對於富人的成見，也不奇怪，確實有很多這樣的事情在這個群體中發生。
可能涉及情感問題，就不是簡單用道德來衡量的，我不認為道德有權利來衡量感情，我也不是說感情可以不考慮社會道德。
這個社會往往認為有錢人好像沒什麼愛情，好多就是用錢忽悠別人，我不認為這樣。有的是有愛情的。
我覺得世上最難談的就是情感問題。正因為此，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大家從社會規則的角度予以譴責是應該的。但是從對情感的理解角度來說，應該更多體諒和包容，因為人生不易，而且感情不是完全能用理性定義的。王石的事情我不多講了，因為他也是我的朋友。
（原文2013-05-30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