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9月20日訊】自1968年1月起到1971年9·13突發事件，是文革歷史中一個特殊的短暫階段——軍管，也是一個將文革本已極左的思潮推向更為極致的階段，並在上海市監獄內接連不斷地製造了一系列駭人聽聞的冤案，而林昭則是第一位倒在軍管槍口下的犧牲者，不幸於軍管後短短的幾個月內被槍殺，留下了許多至今無法揭開真相的謎。
第一次聽到林昭這名字，是遠在1968年12月的上海市監獄。在我因「惡毒攻擊」的「現行反革命」罪名被判有期徒刑後沒幾天，便被匆匆地從拘留所押解到上海市監獄。當時我被關押在市監的3號監，也稱3中隊。這是一棟東西向的5層樓建築。每層的南北兩側都是長長一排1-46號的小監房。日落後的監房顯得格外淒涼，席地坐在鐵門欄杆邊上的我，總感覺彷彿坐在一艘行駛在茫茫大海中巨大鐵輪的窗邊，這艘巨大的鐵輪承載著時代和無數個人的命運，誰也不知道它駛向何方。
不止一次我做到同樣的噩夢：夢中的我在四周鐵桿緊箍的漫無盡頭的地道中貼地爬行，精疲力竭但始終寸步難行，徒勞地掙紮著，絕望地窒息著，透不過起來。類似的夢做得太多，受不了這樣的折磨，我竟然學會了將噩夢「強行中斷」，猛然睜開眼睛醒來。只有在驚醒的瞬間，我才舒然地慶幸這萬劫不復的年代終於結束，儘管它剛才還在夢中毒蛇般啃噬著我。
入監的時候已臨近1968年的年底，也即69年元旦的前夕。按獄中慣例，每年重大節假日的前夕，全體犯人總會按中隊陸續集中到大禮堂開會，獄方稱之為「上大課」。所謂上大課，也就是由「軍代表」和「大隊長」向犯人訓話。在那個年代裡，尤其在「五一」和「十一」這樣重大的政治性節日前夕，為了凸顯政治和階級鬥爭，這樣的大會往往意味著會對某些犯人宣判死刑，並從會場直接拉到刑場去執行槍決。
也就是在這次大課上，我第一次從軍代表的訓話裡聽到林昭的名字：「我警告你們，假如再不認罪服法，不老老實實地接受無產階級專政，林昭的下場就是你們榜樣！」。至今還能記憶起這句話的語調和氣氛，印象特別深刻。當時我並不知道「林昭」是誰，甚至不知道她是位女性，只知道前不久市監裡又槍決了一個犯人。然而林昭的名字在以後的大會或廣播中被一再被提起，成了恐嚇和威懾犯人們的代名詞。
事後我曾向早先入市監的同監們打聽林昭的事，但幾乎都對她不熟悉，只知道她是一位女囚犯，關在9號監裡，而由於9號監同我們是隔絕的，所以誰也不知道林昭在那裡具體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被槍決，所知道的一切，只是從大會現場直播中對她的宣判，主要罪行是書寫大量反動詩文，呼喊反動口號，塗寫反動標語，頑固不化，抗拒改造...只知道她在大會宣判後被直接拉去槍決。但因為他們當時沒看到大會現場，所以具體的情景不得而知，又因為當時大批新犯人如潮水般湧入市監，於是三號監不斷地將犯人們押送到外地的勞改農場，以便迅速地騰出空間。剩下來的絕大部分都是最近進來的犯人，所以很遺憾在獄中多年，卻沒遇到一個同監的犯人親歷四月二十九日那天現場宣判大會。
在《北大才女林昭》的文章裡有一段對此極其簡短的描述：「林昭被槍殺前，獄中曾召開公審大會，林昭被帶出來，口中塞一橡皮塞子，此物專為禁止犯人出聲設計，隨人張口而伸縮，越反抗越脹大，會使整個面孔變形。同時頸上還勒有塑料繩子，這種對付特別「危險」犯人的雙管齊下，令林昭的臉發紅髮青，在場犯人無不感到極為恐怖而難受。開會時獄囚們竟驚呆到忘了喊打倒口號，令主持人大怒。」
我覺得這份記錄十分真實，因為它所描述的情景完全符合我在此後不久同一個大禮堂裡的另一次宣判大會上親眼見到的恐怖情景，同林昭當時所處的實際情景沒有什麼出入，且並無誇張。
1969年「五·一」前夕，也就是林昭被殺的整整一年之後，當我們排著隊去「接受教育」，一進禮堂就能感受到一股異常的蕭殺的氣氛。大會上軍代表開始訓話，內容無非是階級鬥爭的嚴重性，獄中「反改造份子」的囂張等等。
這位市監裡最高的軍代表是一個矮敦結實的中年軍人，四十多歲的壯年（如今也大約八九十歲了吧）。不是想醜化他，記得很清楚他臉上確實長著一堆膘悍的橫肉。當時的第一印象就覺得實在有點像沙家浜中的胡傳魁。每當重要的大會或事件發生時他就會出現，帶有西北方面的口音。他是當時監獄方面真正的生死予奪的權威，也是一個恐怖的化身。訓話一結束，大會主持人宣布：「將某某某等犯人押上來！」頓時會場的氣氛變得格外恐怖，只見一個個五花大綁的犯人以同樣的方式被押進會場，一共近十名。其中有幾個幾乎是拖著進來的，臉部的表情已經不成人形。罪名一經宣讀，就立即被直接押到刑場執行槍決。頓時會場的氣氛被恐怖所凝固，我們這些在場的犯人都緊張和恐懼得喘不過氣來，近於窒息，尤其在見到他們被牢牢地架著匆匆地推出會場時，那一陣陣沈重而又狂亂的腳步聲和吆喝聲交織在一起，噩夢般的印象難以磨滅。
林昭之死的真相至今仍是一個謎，正如1981年初，《人民日報》發表新華社社長穆青等人寫的長篇報導《歷史的審判》裡面簡要記述的那樣：「她就義的詳細經過至今無從查考」。林昭之死留下了太多的疑惑，似乎真相已隨著她被密殺的年輕生命而永遠消逝。但其中有幾點至關緊要的謎團依然值得思考和探索：
1，究竟是誰下令殺林昭的？至今無人可以作答。因為死刑判決書到底由誰頒發、簽字，無從知曉，沒有記錄。即使在八十年代初期她的檔案還能被看的時候，那裡面也沒有這方面的記載。當然，我們可以有種種邏輯上的推斷，但推斷畢竟只是推斷。儘管可以追溯到監獄上層決策方面的個別責任者或集體責任者，但始終難以解釋為什麼林昭之死竟是如此詭異，竟會留下如此之多的謎？林昭並非文革中被殺害的唯一受難者，即使在上海市監獄裡，在所有尚處在服刑期間的犯人中，她也不是唯一的被槍決的犧牲者，但為什麼卻是她的殉難卻留下那麼多無解的謎？
2，儘管林昭自1960年10月被逮捕入獄以來，從沒服罪，一再申訴抵抗，多次絕食、自殺，儘管兩次入獄，曾被改判加刑，飽受虐待，即使1966年就開始的文革的腥風血雨驟然降臨，她還沒有受到致命的衝擊，瘦小羸弱的身軀一次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但為什麼會於1968年4月29日，選擇在五一節的前夕，在68年1月開始軍管後的短短數月後卻沒有躲過這最後的一劫？也許人們會認為這是林昭日益加劇的激烈反抗和言行形成的極度惡化導致的後果，但長期以來我一直認為，這裡另有一個外在的特殊的因素，若不是軍管這一特殊的階段和現象，林昭是決不至於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槍決的。對於已經判決了的正在服刑期間的犯人來說，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破例。
3，2004年08月11日《中國青年報》冰點發表的《尋找林昭》的長文中有一段這樣的記載：「光是鐐銬一事，人們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樣來。一副反銬，兩副反銬，時而平行，時而交叉，最慘無人道酷無人理的是，無論在我絕食中，在我胃炎發病痛得死去活來時，乃至在婦女生理特殊的情況下，不僅從來未為我解除過鐐銬，甚至從來沒有減輕，比如兩副鐐銬中暫除掉一副……」當她的家屬在聽她訴說這樣的經歷時將信將疑，甚至以為這是她因精神錯亂而編造出來的幻覺。但實際上，林昭所寫的這一經歷是極其真實的。獄中的監管人員確實並不親自動手打罵犯人，不僅因為他們畢竟還受到政策和規章的約束，還因為他們對嚴重「違反監規制度」的犯人另有懲治的方法與工具，那就是手銬。正如林昭所述：「光是鐐銬一事，人們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樣來。」
在監獄裡，這是令人聞之喪膽的懲罰手段，而且據老犯人說，那是文革之後才有的花樣，文革前不曾見到或聽到過。其中有一種被犯人們稱作「穿心銬」的，就是將兩個銬圈互相穿過而使銬圈間的一個鏈條圈不起作用，這樣一來，銬得兩手完全不能動彈，加之總是用後銬，因此吃飯和大小便都不行。在這種情形下，獄方就會指令另一同監犯照管他。我曾在別的小監房見到幾次這樣被銬的犯人，監房的地板上一灘飯菜，那是惡劣的同監直接將倒在那裡，讓被銬的人像狗一樣俯下身去用嘴吃。這樣一銬往往就是十幾天，有時甚至幾個月。銬子緊得嵌入肉裡，血肉模糊慘不忍睹，被銬過的人都免不了留下猶如斷手再植般的傷疤。有位復旦化學系的助教葛滬生不知犯了一些什麼監規，但堅不認錯，於是被這樣銬了幾個月。
還有一種叫「扁擔銬」，這是最早聽說和見到的，就是將一條手臂從肩上彎到後背，同另一隻從下面反拗上去的手在背後銬在一起。至於傳說中的最厲害的「豬玀銬」，則從沒親見，據說那是將腦袋彎下塞在兩大腿之間，把人銬成一個糰子。總之銬子的花樣之多，不一而足，林昭所述的同時銬，必是其中的一種花樣，並不誇張。
4，林昭究竟是在什麼地方被槍殺的？有個別回憶說行刑的地點就在市監內。「槍決的地點就在大禮堂後的小院子的一個亭子裡。北京大學新聞系的女學生右派林昭就是在那裡被槍殺的。那時她已瘦得皮包骨頭，弱不禁風，但仍表現得很勇敢。」認為行刑的地點就在市監內的回憶記的不僅是該文作者李梧齡一個人。
儘管連張元勛也曾指出：「實際上，根本就沒有人看見她死於何處」。然而，社會上流行得最廣，最被認可的說法則認為是在龍華機場。其中較為可信的是《炎黃春秋》2010年第5期劉鳳梧所述：
「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押赴上海龍華機場，口中塞著橡皮塞子，防止她喊口號，頸部綁著塑料繩子，扣緊喉管防止她發聲。在機場跑道上，執行人員向她腰上猛踢一腳，跪地之後對準她開了一槍。她倒下後又慢慢爬起，他們又向她開了兩槍。看她倒地不再動彈，便將她拖入一輛吉普車飛馳而去。」但此文實際可能是引用張元勛先生的「北大往事和林昭之死」一文中的敘述：「許憲民友人朱太太約彭令範見面﹐告訴她兒子祥祥目睹了林昭的被害﹐4月29日下午3點半他們在龍華機場玩﹐見到兩輛吉普開來﹐武裝人員押著一個雙手反綁的女子﹐她口中塞了東西﹐她被腰間踢了一腳跌倒在地﹐一個屠夫先開槍﹐林昭血濺衣衫﹐又兩槍肝腦塗地﹐扑於荒原。（引自張元勛先生的「北大往事和林昭之死」。）嚴格地來說，這是一個無法核實的孤證。
八年前我曾經撰寫過一篇網文，題為：「誰是林昭之死的儈子手？」當時我在文中指出：「林昭死因很多，但她無疑是文革時上海市監獄裡第一名因階級鬥爭和形勢的需要而不幸被慘殺的犧牲品。」。文中我分析了林昭之死與軍管的直接關係。同時我還曾提出質疑，曾以「林昭為什麼會在龍華機場被殺？」為題，極其簡單而又含蓄地指出林昭在龍華機場被殺的可能性。這一含蓄的推斷也發在「誰是林昭之死的儈子手？」一文的跟帖中。
我當時認為，上海的龍華機場是一個眾所周知的軍用機場，因此歸空軍所佔，任何人不得入內，而當時軍管上海市監獄的恰恰就是空四軍的軍代表，實際上決定林昭生死的也是軍代表。機場畢竟不是刑場，按理來說，槍決犯人不應該是在機場，但對於龍華機場來說，由於是軍用機場，所以保密性強，警衛嚴密，且都是軍人，因此我的推斷也趨向於認同林昭是被密殺與龍華機場。
這裡還有一個疑惑，一個無解的細節。1968年4月27日，上海「文化廣場」萬人公判會上曾將7名包括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在內的所謂「反革命」公開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大會電視直播，會後到處貼出佈告。而為什麼林昭則是在僅僅時隔兩天後的29日另行被判處死刑？為什麼沒有被放在那次轟動上海的公判大會一起判決？我的疑惑是有一定的依據的。因為同是「五·一」前夕，1969年上海也曾有一次公判大會，共槍決了51名。之所以是51名，我想一定是為了與「五一」同音，以便在市民中取得更為震撼的效果吧。我在前面所記的那次大會中，有近十名犯人正是列在這51人的名單中。而且他們都是原來市獄中專關重刑犯的1號監裡的囚犯，本已都判了15年以上或無期徒刑。也就是說，那次公判名單裡的51人中至少有近十人實際上是從市監重刑監裡墊上的。要從監獄這一倉庫裡提幾名重刑犯去槍斃，畢竟太輕而易舉的了。
之所以會這樣安排，將51名放在一起執行，放在同一個不高的名單裡，道理很清楚，我當時在文中指出：「這一槍決的佈告不僅向所有的市民證明階級鬥爭形勢的嚴重性，同時還向人們宣告：這些被槍決的階級敵人在數量上的眾多和氣勢上的瘋狂，以及革命的專政對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敵人鎮壓槍殺的決心，以及鞏固新建立的紅色政權的必要性。殺一已不夠儆百，殺他51個才見革命的聲勢和專政的威力。」所以，這樣集中的安排完全是一個精心的設計，處心積累的安排，是為了給整個社會製造一個巨大的聲勢。而且這樣的安排和設計並非唯一的一次，到後來幾乎成了慣例。
既然如此，為什麼僅僅相隔兩天，卻將林昭另行判決，另行執行，而不是放在一起，也不同時佈告，以便製造一個巨大的震恐人心的聲勢呢？所有這一切今天都無法考證，但卻一直被我所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