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9月30日訊】9月27日，國務院終於印發了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並向全社會公布。此前，國內各方對總體方案多有猜測；傳聞和報導也顯示，上海自貿區的推進並非一帆風順，存在著諸多分歧與爭議。方案的公布，讓這些猜測、分歧和爭議塵埃落定。
總的來看，總體方案基本符合外界預期，其中的一些重點內容，已陸續通過各種渠道對外放了風。方案共分為五個部分，包括總體要求、主要任務和措施、營造相應的監管和稅收制度環境、紮實做好組織實施及附件。附件詳載了試驗區服務業擴大開放的具體措施，分為六個領域、18項細則。相比此前泄露的送審稿，總體方案刪除了有關文物拍賣的細則；而在此之前，計畫允許外資從事文物拍賣業務的方案，未獲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
總體要求部分顯示，試驗區肩負著我國在新時期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積極探索管理模式創新、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為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的重要使命，是國家戰略需要。這一表述意味著，上海自貿區是國家自貿區，是國家級試點，料將成為未來自貿區爭取改革與創新的「尚方寶劍」。
主要任務和措施部分是總體方案的核心，包括五個方面共9條。從主要任務看，上海自貿區的試點方案將首要貫徹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並在投資、貿易、金融及法制保障方面取得突破。在投資領域中，如此前的傳聞，自貿區將探索建立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對清單之外的領域，按照內外資一致的原則，將外商投資項目由核准制改為備案制，由上海市負責辦理。
在轉變貿易發展方式中，將推動貿易轉型升級，以及提升國際航運服務能級。值得注意的是，自貿區將探索在區內設立國際大宗商品交易和資源配置平臺，開展能源產品、基本工業原料和大宗農產品的國際貿易；擴大完善期貨保稅交割試點，拓展倉單質押融資等功能。此前有報導稱，國內金融監管層反對允許外國商品交易所在國內設立期貨交割倉庫，觀總體方案，並未在這一方面取得突破——這意味著，港交所旗下的倫敦金屬交易所（LME）在自貿區設立交割倉庫的設想，短期內恐怕很難成行。
金融領域的改革與開放是方案中含金量最高的內容。方案明確，在風險可控前提下，可在試驗區內對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金融市場利率市場化、人民幣跨境使用等方面創造條件進行先行先試。在試驗區內實現金融機構資產方價格實行市場化定價。相比於此前「利率雙軌制」的傳聞，總體方案顯得更為保守，「資產方價格實行市場化定價」的措辭似乎暗示，上海自貿區的利率市場化並不會一步到位，而是先資產（貸款），後負債（存款），以控制自貿區內外的套利行為。事實上，今年7月，央行已經取消了對貸款利率下限的管制，國內金融機構資產方價格實現了市場化定價，上海自貿區在利率市場化方面似乎並沒有太多突破。
其他金融開放措施，如推動金融服務業對符合條件的民營資本和外資金融機構全面開放，支持在試驗區內設立外資銀行和中外合資銀行等，多在市場預期之中。傳聞顯示，匯豐、渣打及東亞銀行有望成為首批入駐上海自貿區的外資銀行。附件顯示，在完善相關管理辦法，加強有效監管的前提下，允許試驗區內符合條件的中資銀行開辦離岸業務。這表明，上海自貿區將承擔起建設離岸金融中心的任務，為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以及人民幣的國際化鋪路。截至目前，已有包括五大行和招商、浦發、上海銀行的上海自貿區分行正式獲批，將在離岸金融業務上發力。
自貿區的法制保障（三項法律豁免）、創新監管（一線放開，二線安全高效管住）及稅收政策在方案公布之前已多有討論，無需贅述；而在組織實施方面，與「國家戰略」相應地，上海自貿區的推進由國務院統籌領導和協調，重大問題要及時向國務院請示報告——重申了上海自貿區的高人一籌。事實上，其他地區在申報自貿區（或者表達意願）時，多刻意強調與上海的區別。從這一區域競爭的形勢裡，我們也可略窺見一斑。
令我們關注的是，這樣一份帶有謹慎與折衷色彩的自貿區方案，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引領中國在改革開放的第四個十年前行？有分析將上海自貿區比作80年代的深圳，以及21世紀初的入世，但在我們看來，在入世紅利減退時，上海自貿區是承擔不起這樣的期待的。事實上，總體方案也暗示了這一點。方案稱，試驗區要形成與上海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建設的聯動機制，要圍繞上海「四個中心」建設的戰略任務——這表明自貿區的諸多政策，今後可能會在上海「四個中心」的建設中採用。
國內一些財金高官，顯然也持有類似的看法。日前，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吳曉靈便直言，外界不應對自貿區的金融領域寄予過多期待，也不要過多糾結於區內金融改革。她又表示，上海自貿區成立的意義，是中國尋求進一步對外開放的道路，以及尋求能夠在全國可複製、可推廣的制度性建設，而非在各地多點開花。我們在分析上海自貿區的成敗得失時，需要牢牢把握住這樣的定位。
最終分析結論（FinalAnalysisConclusion）：
上海自貿區方案的正式發布，意味著上海自貿區這一國家戰略將步入正式實施階段。這次以三年為限（這也是自貿區所獲法律豁免的年限）的改革試點，比過去的特區改革有更強的謹慎嘗試的特色。尤其是對於市場寄予厚望的金融改革突破，市場應該低調預期為好，因為涉及整個中國的金融改革開放政策，不是上海自貿區這2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所能撬動的。
從國家層面來講，前段時間的錢荒，凸顯了中國改革的困局，上海自由貿易區以金融改革為先導，可以釋放新的改革紅利。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當年，僅有兩平方公里的蛇口撬動了中國前三十年的改革大業，而新一屆政府，則寄希望於用二十平方公里，撬動新一輪的改革開放。
從上海未來發展角度而言，亦意義深遠。自本世紀以來，上海的增速緩慢，2008年來更是在全國墊底，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之一，為上海發展尋找新的動力，重振上海，為大勢所迫。新老大曾主政上海，亦有改革雄心，此計畫出臺，外界盛傳，上海將正式加冕中國的「四大中心」，復興「遠東中心」的盛況，超越香港指日可待。
其一，香港仍然將壓上海一頭。
滬港爭雄，由來已久。上海自由貿易區並部分人認為是再造香港。不過，兩者之間仍然存在差距。最大的差距，就是經濟的自由度與商業環境。一位上海本地官員就不無擔心，怕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會衝擊中國經濟安全。由此，未來上海自由貿易區必然受到一定制約。
雖然金融業被稱為現代經濟的血液，被譽為百業之王。但是，實體經濟的興盛，產業結構的協調，方才是一個國家久遠強盛之道。當初的西班牙與英國兩大世界首富的先後衰落，即在於金融業業，奢侈品產業在本土的過於繁榮，而導致無人願意投資實業，最後，當海外殖民體系瓦解之後，本土經濟即被摧毀。而美國之所以長盛不衰，不僅在於擁有世界最發達的金融業，文化產業，高端產業，第三產業等，亦在於，美國竟然是世界第一農業大國。農業對多數國家來說都是拖累，但是美國卻有此遠見，縱使國家虧錢，也不讓農業經營者虧錢。而在很多後發國家正相反，為了暫時的趕超，拚命犧牲農業，造成了農業和農村的衰敗，尤其中國和印度更是如此。如此強盛的實體經濟，協調的產業結構，使美國擁有巨大的抗風險能力，雖多次危機而不倒。本次金融危機之後，美國迅速調整國家戰略，實現了製造業的回流，使金融產業與實體經濟相匹配，出現了經濟復甦。
當下，中國的實體經濟調撥，大批實業家轉行做地產，或索性移民，廣東、浙江等地民營企業，大批倒閉。這才是最大的經濟危機。鄂爾多斯的巨量財富，沒有流向實體經濟，而是投向了地產。很早的時候，我就有一個設想，神木，鄂爾多斯的財富，盡可去控股江浙粵閩眾多的實體產業，甚至走出國外，控股國際企業，但是，做投機上癮的資本，做權錢勾結行業成癮的資本，是看不起實業的，而實業的凋敝，正是國家產業導向政策的失敗。未來改革，重點即在於此。此外，所謂的產能過剩，亦是假象，中國尚為窮國，廣大民眾的享受和消費，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振興中間消費，造就中間階層，縮小貧富分化，內需方可啟動，中國不能調整產業結構，則恐金融改革，成果盡歸地產，如不能啟動社會改革，則金融必為斂財利器，財富流向，貧富更為分化。由此，上海的自由貿易區，需配備中央層面的全面改革，方可奏效。
其三，上海在國內並沒有獨佔優勢
而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香港亦迎來其二次騰飛時期，改革開放之後，香港成為中國承接全球產業轉移，融入全球經濟的前沿，由此，香港通過幫助大陸騰飛，獲得了對於自身的巨大紅利。至1997年香港回歸前夕，香港股指漲到了16000點，足足上漲了41倍。我們今天說「香港衰落」，不是香港在後退，而是我們進步太快。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逐步崛起，政治和社會領域實現了半開放，與世界的差距縮小，香港自然去了去中間人的地位。地位逐步下降成為必然。香港曾擁有約60年的無可替代的地位與作用。而很不幸，上海的自由貿易區的在國內的領先優勢將很短。最多不會超過十年。其相對優勢將很快被拉平，乃至最終泯然眾人。
中央政府特別強調上海自由貿易區是「試驗田」，要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言下之意，一旦證明人民幣真的安全，一旦匯率改革在國內形成聲勢，上海的自由貿易區模式將在全國推廣，此前，與上海競爭自由貿易區的有重慶，天津，舟山，深圳等城市，一旦時機成熟，不僅這些城市，國內眾多大城市都將有建立自由貿易區的訴求，上海難以獨美，中國以十年為一個政治經濟週期，上海的領先優勢，估計難超過十年。
其四，上海的本土經濟缺乏活力。
這是上海最大的內傷。2012年，上海的民營經濟佔GDP的比重為50.5%，不足全國平均水平。而在2011年之前，數十年間民營經濟佔比都不足50%。在上海佔主導地位的，是國企和外資企業。民營經濟乏善可陳，尤其是缺少本土性巨頭。
中國的城市發展是行政主導，上海市委書記按照常規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在中國政治版圖中舉足輕重。其利弊亦非常明顯。其利最主要表現在招商引資，重大項目投資，央企落戶等領域，上海等直轄市具有先天優勢。政治局委員的面子，一般部門還是要給。世博會搞完，自由貿易區也到手了，一般城市做不到。但是，同時，其弊端就是容易形成路徑依賴，深圳、寧波等計畫單列市可以誕生華為，騰訊，雅戈爾，方太等知名民營企業，甚至無錫，佛山等工業城市亦充滿活力，上海的經濟卻缺乏這種內生發展能力。
此外，上海市過高的政治地位，減緩了改革步伐。中央政治局委員，只差一步就登天。誰在這個位子上都怕出亂子，稍大膽點就進了牢房，維護穩定比銳意改革更為重要。最明顯的是，除北京是中國首都外，上海，天津，重慶的文化產業都不發達，而文化產業與當地的寬容開放程度直接相關。地位最高的城市往往不是改革的動力，反是深圳等政治地位適中的城市，往往成為改革急先鋒，未來，上海自由貿易區，將受制於本土經濟活力的萎縮，本土社會活力的缺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