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0月21日訊】魯迅在《拿來主義》一文中有云「中國一向是所謂‘閉關主義’，自己不去，別人也不許來。自從給槍炮打破了大門之後，又碰了一串釘子，到現在，成了什麼都是‘送去主義’了。」很生動地寫出了歷史上中國人對自己國家在世界地位上的兩種看法：「中心」與「邊沿」——因為是「中心」，天朝上國，無所不有，所以可以採取「閉關主義」；因為是「邊沿」，就只能向真正的中心上貢，所以是「送去主義」。而這兩種看法的分界線就在於1840年「給槍炮打破了大門」的鴉片戰爭。
先看看「中心」論時代。中國古代社會是等級制社會，這種等級制不僅體現在從國王到大臣的等級序列中，體現在家庭長幼尊卑的序列中，還體現在居於統治地位的華夏和其它民族「四夷」的關係中。早在堯舜時期，就有域外部落首領前來朝貢。商代的王都所在地為王畿，王都以外的居住區叫鄙。在商王朝控制的區域內，分布著許多邑，邑是商代社會的基層組織。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實行一種外服制，即侯、甸、男、衛四服，是地方向中央必須履行的幾種服役制度，既是一種地方行政區劃，又是一種經濟剝削關係。商王朝還把其統治地區分為畿內和畿外兩大部分。畿內是商王室直接統治的地區，畿外是眾多方國分布的地區。畿服理論源自周代和秦漢時期諸如《尚書·酒誥》、《國語·周語上》、《尚書·禹貢》和《周禮》等幾種文獻中。它們由簡至繁，內容也不斷充實發展。大體而言，畿服理論包含了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按照地理距離的遠近安排中心與周邊地區的親疏關係，其中在《周語》和《禹貢》中存在五種中心與周邊的關係，而《周禮》中存在七種或九種這種關係；二是按照這種地理距離的遠近體現出的親疏關係來確定周邊對中心的義務。這種義務以貢期和貢物的不同由內向外遞減。以《周禮·秋官·大行人》中的記載為例，依照侯、甸、男、採、衛、要六服的順序，貢期分別為一年一次、兩年一次、三年一次、四年一次、五年一次和六年一次；貢物分別為祀物、嬉物、器物、服物、財物和貨物。
中國人這種天朝上國，唯我獨尊的中心心態在明朝達到了高峰，明朝是中國朝貢制度的鼎盛時期，來華朝貢的國家數量之多，朝貢的規模之大，手續之縝密，組織管理之完善，皆為歷朝所不及。據《明會典》、《外夷朝貢考》、《明史》、《明實錄》等記載，明朝時的朝貢國家共有100多個。當然，在數量眾多的朝貢國中，偶有一兩次朝貢記錄的國家不在少數；名為國家，而實為一城一地者數量眾多；同時，受華夏中心意識的支配，把一切對外關係一概視為具有君臣主從關係特徵的朝貢關係。從實際情況看，從朝貢次數、週期長短、及其與明朝的關係的疏密而論，明朝的主要朝貢國有朝鮮、琉球(今日本沖繩)、安南(今越南北部)、佔城(今越南南部)、暹羅(今泰國)、日本、爪哇(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島)、滿剌加(今馬來西亞馬六甲)、蘇門答剌(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北部)、真臘(今柬埔寨和越南南部部分地區)、渤泥(亦作淳泥，今加里曼丹島北部和文萊一帶)、撒馬兒罕(今烏茲別克薩馬爾罕)等十幾個國家。
所以會有這樣的心態，兩個原因：首先是在明朝及其之前，中國文明的確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有此實力，自然難免居高臨下；其次，則是因為自然和社會經濟的限制，東西方文明沒有有效展開對話，中國人不知道除華夏文明外，還有同樣燦爛輝煌的古希臘文明、古埃及文明與古羅馬文明。所以，當時中國人的中心感，也算是師出有名。
清朝延續了這種中心意識。17世紀晚期，臺灣收歸版圖，清朝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重新開海貿易。但是它的對外政策仍以「朝貢」模式為指導原則。在政治上，它以天朝上國自居，視其他國家為「朝貢」國，按「朝貢」儀式處理一切國與國的關係。
在經濟上，它力求將對外貿易納入「朝貢」貿易的範圍之內，在時間、地點、次數上都加以嚴格的限制。這種中心心態，在1792年英國以給乾隆皇帝祝壽為由．派馬夏爾尼使團前往中國時有典型的表現：英方致中國中央政府的信函中說，英國國王為了「與中國皇帝發生友誼，並增進兩國之邦交，擴充兩國人民之商業」，決定派遣馬戛爾尼使團採華。使團攜帶有英國國王贈送給中國皇帝的許多精美禮物，以表達英圓圓王的真誠心意，從而「發揚兩國之利益，建立兩國水久之協和」。很顯然，英國這次派使節來，就是為了開闢中國市場，將中國納入世界貿易體制。可在當時的中國皇帝乾隆看來，這卻是天邊的蕞爾小國在向中心的天朝大國輸誠乞納，因此在致英國國王的回信中他這麼寫到：「奉天承運皇帝敕諭英吉利國王知悉，咨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向化，特遣使恭賚表章，航海來廷，叩祝萬壽，並備進方物，用將忱悃。朕批閱表文，詞意肫懇，具見爾恭順之誠，深為嘉許。所有賚到表貢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遠徙，推恩加禮。以令大臣帶領瞻覲，賜予筳宴，疊加賞賚，用示懷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餘名，雖未來京，朕亦優加賞賜，俾德普沾恩惠，一視同仁。至爾國王表內懇請派一爾國之人住居天朝，照管爾國買賣一節，此則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中心意識，可謂十足。
事實上，17、18世紀，歐洲的科學技術得到了迅速的發展。18世紀中葉，英國發生了工業革命，經濟騰飛，向全世界擴張的步伐不斷加快，到處建立殖民統治。人類歷史進入了從分散走向整體的時代，進入了經濟國際化日益明顯的時代。要說中心，這「日不落帝國」才是真正的世界中心。果然，1840年，閉關自守，拒絕變革的中國終於抵擋不住英國的軍艦大炮，被迫打開了大門。英國人用鴉片戰爭打破了中國人大國的迷夢，強行將中國納入現代國際秩序中。現代意義上的國際秩序，從一開始就是強權的產物，它起源於歐洲各國間的互相征伐，繼而又挾炮艦之威傳佈全球，對於中國人而言，這種秩序是被動接受的。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結局，使中國威風掃地，雄視東方的大國，敗於泰西蕞爾小國，現在回顧歷史，這確實是千古未有之大變局——中國一下從中心變為了邊沿。
這種討好他人「送去主義」的邊沿心態，在1900年的「庚子事件」中有集中體現。當時，當政者慈禧因為懷疑西方洋人要她歸政光緒，於是煽動義和團與洋人死磕。結果是數十萬義和團和正規軍攻打只有四百洋兵把守的東交民巷和四十一條槍的西什庫教堂，整整六十五天不下。這時，八國聯軍從天津大沽登岸，一路擊潰十數倍於它的手持最新式洋槍的清軍和義和團，攻入北京。慈禧挾著光緒倉皇出逃。八國聯軍在北京和保定等地大搶數日，殺義和團無數。逃到西安的慈禧這時乞求李鴻章出面，解決局面。李鴻章抱老病垂死之軀，與洋人勉為週旋。聯軍擬出處死當初極力主張滅洋的朝廷大員的名單和賠償銀兩四億五千萬兩（列強們說，中國人均一兩，以示侮辱。這筆款額可建一百六十支位於世界第六的北洋海軍）。慈禧一看沒有"還政於光緒"的條件，大喜，於是一一痛快答應，還說出了那句讓邊沿味十足的名人名言——「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這種邊沿心態，其具體表現是：要麼怨婦——凡事以哭鬧為主，就是覺得你們總欺負我們，從頭到尾都欺負我們，我們冤得要死，我們苦大仇深，比竇娥還冤。總是在哭，總是在鬧。不僅哭鬧，還時不時要掀起衣襟給人看：我這傷疤就是當初你弄的。要麼潑婦——凡事講打。我要反抗，把整個近代史寫成僅僅是反抗的歷史，反抗的過程雖然可歌可泣，但畢竟沒打過什麼勝仗，充其量就是撓人一把，還撓不到臉上。但是我們覺得很好，還很推崇，因而創造出很多神話。
如果當時的鬥爭真有這麼波瀾壯闊，那外國人根本進不來，我們也就根本不會有這段被稱為半殖民地的歷史。要麼情婦——它跟前面兩種心態正相反，在它看來，殖民歷史也是好歷史，不殖民我們怎麼進步？但是被殖民的過程實際上是很屈辱的，不論在哪個國家都是如此，尤其對這個民族的上層精英來說。如果這些精英曾受過本民族悠久文化傳統的熏陶，他們就會感到更悲哀。但是情婦心態把這一層抹掉了——就覺得殖民是好事，能看到它給被殖民國家帶來文明，卻看不到殖民本身的掠奪和奴役。這種心態，其實有點變態。而無論哪種表現，其邊沿性，欲盡入中心或討好中心的意願，都是一目瞭然的。
事實上，無論「中心」心態（「我是老大，你們都該來朝拜我，服從我」），還是「邊沿」心態（「您是老大，我服從您，服務您，當然心中怨恨您」），都沒有把自己和其他國家的人放在一個平面上。也就是說缺乏一種平等的，多元的，共生和諧而不是你死我活的現代人觀念。如果我們真正認為世界是多元的，中國不過是世界諸多國家中的一員，中國人也不過是人類之一平等分子，大家一律平等，共同發展，也就不會有誰是中心，誰是邊沿，誰該向誰進貢的問題了。
而如果採用這種人人平等，無所謂中心無所謂邊沿的眼光看自己看他人，那我們就必須接受人類的普世價值。一個人的行為由他的觀念來決定，君子有君子的行為，小人有小人的方式。一個國家也是如此，一個國家如何對待他國，說到底是這個國家民族的價值觀決定的，特別是這個國家的掌權者的價值觀決定是，因為是他們在左右國家的事物。如果人人平等的，無所謂中心邊沿的觀念起作用，那麼必定會接受民主，崇尚尊重他人的、普選產生代表民眾意識的政府，而這樣的政府基本也能做到尊重他國，建立合理的國際關係，比如歐盟的產生。如果是以中心和邊沿來劃分世界，就必然會產生獨裁者和極權的政府（所謂獨裁與集權，其核心都是以我為「中心」，他人是「邊沿」），他們連本國國民都虐待，何況他國呢？比如納粹和日本軍國主義。要之，普世價值之所以為普世價值，就在於它體現了人類的共同追求和共同價值所在，決不會因不同國家不同的「中心」不同國情而失去其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