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0月23日訊】王熾,一代錢王，晚清鉅賈王熾在英國《泰晤士報》評選的19世紀10年代世界首富中排名第四，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位「三代一品紅頂商人」，晚清名臣李鴻章曾稱其為「猶如清廷之國庫也」。王熾的商德商道，對後人都具有啟迪和借鑒意義。
王熾,1836年5月25日生於雲南省廣西直隸州（今瀘西縣）彌勒縣十八寨（今彌勒縣虹溪鎮），卒於1903年12月25日。早年以馬幫創業，1866年在四川設立天順祥，開展銀兩及資金的轉運承兌業務，因信用昭著，在全國15個省設立分號，在香港設分號，在越南海防設辦事處。
1872年在昆明創立同慶豐為總號，各埠天順祥為分號，是清末雲南金融業的創始人。參股開發東川銅礦、個舊錫礦、捐資建書院、辦學堂、修路橋，其子開辦雲南的電燈、自來水，建設石龍壩水電站等。
為晚清赫赫有名的鉅賈之一，雲南彌勒人王熾的一生充滿了奇蹟。曾經，錢王王熾的名字響徹大江南北，可嘆的是，如今很多人只知胡雪巖卻不知有王熾。王熾一生以利聚財，以義用財，以儒治商，愛國忠君，以驚人的經商天賦和不懈的努力，終於成為一代錢王。
王熾究竟有多少錢沒有人知道，但「同慶豐」在鼎盛時期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左右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場卻是不爭的事實。
王熾生於1836年，彌勒虹溪人（舊稱十八寨），由於家境貧寒，14歲時又遭喪父之痛，因而不得不輟學習商。王熾16歲時，母親變賣首飾得銀20兩，交於王熾。王熾用這筆錢從家鄉虹溪購土布挑至竹園、盤溪販賣，又將那裡的紅糖購回銷售。憑著天資聰穎和吃苦耐勞的精神，王熾不久便攢下了百多兩銀子。這筆銀子成了王熾擴大經營的資金，王熾由此開始組建自己的馬幫，在建水、瀘西、師宗、丘北一帶往返販運土雜百貨。由於王熾膽大機敏，為人俠義，至他20歲余時已在滇南一帶小有名氣，人稱「滇南王四」。
與一般小商小販不同的是，王熾很快洞悉了時代的本質——官之所求，商無所退。若想發達，就必須尋求政治上的靠山。年紀尚輕的王熾開始積極尋求官場上的靠山，以期能探尋一條官商結合的發蹟之路。
就在這時，災難降臨了。清同治初，已小有名氣的王熾回鄉後，宿有積怨的表哥與他發生衝突。在一場鬥毆中，表兄被殺，王熾匆忙出逃，幾經波折避禍於重慶。王熾見此地商業鼎盛，又居水陸交通要衝，便萌生了設莊做貿易的想法。他認為單純靠馬幫販貨賺取微薄利潤是在為別人做嫁衣，於是便租得臨街舖面一間，挂出「天順祥」的商號，販賣馬幫運來的貨物。由於當時王熾的銀資不過四五百兩，做小買賣沒有多大賺頭，做大買賣又感到資金不足，於是他四處尋找融資渠道，想法與當地頗有實力的旅渝滇商合作，由合夥人出資擴大經營，而王熾則組織馬幫在重慶購買煙鹽土雜販賣到雲南，又將雲南的皮毛藥材購運到重慶。這支三四十匹騾馬組成的馬幫，沿途打著「滇南王四」的旗號，亦購亦銷，邊販邊買，獲利頗豐。
據傳，一次王熾的馬幫滿載川貨從昭通南行到凹裡時，遇到百餘名劫匪，趕馬人嚇得四散逃命，但王熾卻鎮定自若，毫無懼色，指明要見匪首。匪首對王熾的勇敢機智大為讚賞，不但放走了王熾，還歸還了一半貨物與全部馬幫。這件事傳開之後，「滇南王四」名氣更著，沿途各路山賊也對王熾馬幫禮讓三分，王熾的生意也更加興盛。王熾看準這個大好機會，一方面藉機樹立聲望，另一方面抓緊時機在敘府增設分莊，與席茂之合夥在昆明設立「同慶豐」商號。
王熾富而不惰，以身作則，親自趕馬運貨到雲南，又由雲南辦貨至重慶，並在「天順祥」逐步設立了一套已具民營企業特色的較科學的管理模式。在這種新的管理體制下，「天順祥」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商舖的發展使資金的週轉變成了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於是王熾又想到了自己開設錢莊，但開設錢莊不僅需要官府批文及大筆資金，而且還需要樹立人們對「天順祥」錢莊的信任。就在這時，機會出現了。
光緒初，在雲南做官多年的唐炯奉命督辦川鹽而被任命為鹽茶道員。當時，為改善川鹽生產，鹽茶道急需白銀萬兩，由於布政司無銀可撥，唐炯只得向商界籌借。然而，由於多數商賈認為發展鹽務並非三五年便可見效，因而不願擔此風險，無人願借銀給官府。王熾思量再三，認為此次籌銀一方面可解鹽茶道之急，藉此結交唐炯，找到官場上的靠山，另一方面若「天順祥」在十天內湊足十萬兩白銀，則可向世人展示「天順祥」的實力，促使人們放心來「天順祥」存兌銀兩。
於是，王熾冒險應承十日之內湊足白銀十萬兩。不出十日，王熾湊足了銀兩，並特意安排挑夫百餘人，打出「天順祥」的名號，列隊敲鑼打鼓繞城數圈後至官府送銀，一時間全城轟動，婦孺皆知「天順祥」籌巨款一事。
「天順祥」的一炮打響使王熾身價更著，更重要的是，王熾找到了唐炯作為政治靠山，並由此走上了「官之所求，商無所退」的發蹟之路。在唐炯的支持下，王熾開匯號並代辦鹽運，生意做得得心應手。隨後，王熾與席茂之分夥獨自經營，在昆明創設自己的「同慶豐」商號，並改組「天順祥」，以「同慶豐」為總號，「天順祥」為分號，「同慶豐」以匯兌業務信用好而成為民間和官府承辦匯兌的首選。很快，錢莊以長江沿岸為線，在國內各大城市逐步增設分號，成都、漢口、九江、南京、上海、貴陽、廣州、承德、北京等地都有設置，鼎盛時期在香港、海防亦設有辦事機構。
除此之外，王熾在雲南省州縣較大的商品集散地亦設置「同慶豐」分號。自此，全國各商行或私人往來匯兌，均可在沿途錢莊憑票取款，「同慶豐」每年各省調濟雲南協調及省縣解繳朝廷款項，便達數百萬兩之巨。「同慶豐」還在四川代辦鹽運，在昆明設「興文公當」兼營房地產，修建昆明同仁街，在彌勒、宜良等地廣置田產，年收租息千餘石。
有人曾給「同慶豐」算過一筆賬，說自光緒十三年至宣統三年共25年間，全號紅利即達389余萬兩，此數尚未包括弧內遭受的重大折損，時人稱「同慶豐富過半個雲南」。王熾成為名震南北的「錢王」，被譽為「執全國商界牛耳」的雲南金融業開山鼻祖。而「同慶豐」、「天順祥」則被譽為「南邦之雄」，有人認為王熾的錢莊足以與山西錢莊相抗衡。
王熾雖富甲全滇，但卻不是一個惟利是圖的商人。他重德重義，以德經商，對「商道」有著獨到的領悟：「說我，羞我，辱我，罵我，毀我，欺我，騙我，害我，我將何以處之？容他，憑他，隨他，盡他，讓他，由他，任他，幫他，再過幾年看他……」王熾在經營上不故步自封，善於借鑒世界先進經驗，為強國奮爭；在個人生活上，王熾富而不奢，始終保持勤儉家風。誠信與德行贏得了包括競爭對手在內的所有人的尊重，成為商界楷模。
不僅如此，王熾還仗義疏財，以財力急國家之急，以振興地方經濟為己任，發展地方實業，熱心公益事業。清光緒九年（公元1883年）法國出兵犯境，雲南巡撫岑毓英督師出關救援。當時軍情緊急，需餉甚鉅，一時籌應不及的緊要時刻，達官貴人忙於避禍，惟利是圖的商人們都做了縮頭烏龜，獨有王熾毅然獨自借墊60萬兩巨款作餉銀，岑毓英為之賜額稱「急公好義」。
王熾還花巨資從法國人手裡買回了滇越鐵路的路權，使雲南路權不受法國人支配。為保護地方工業不被洋人染指，王熾冒險奪標，墊付數十萬兩白銀與官府一同籌辦雲南銅、錫礦業。
晉、陝兩省大旱，黃河斷流，王熾捐銀數百萬兩給工部興修水利，被李鴻章稱之為「猶如清廷之國庫也」。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慈禧倉惶出逃，所帶銀兩不足大隊隨行人員衣食，王熾認為愛國必須忠君，因此十萬火急下死命令，慈禧人馬所經之地，「同慶豐」分行須全力資助。慈禧回京後，國庫空虛，資金短缺，王熾發動海外及國內各分行融資接濟。見虹溪書院損壞，即捐資擴建；見地方無救荒之糧，便設義社以備振災；見學子失學，便建義塾以教；見士子鄉試無住宿，捐虹溪試館以供住宿；見有的舉子無錢進京趕考，就承攬了雲南全部舉子進京趕考的一切開銷；見大渡河船渡常淹沒人馬，便捐巨金打造13根鐵索修橋，供行人過江；為培養人才、振興地方教育文化，王熾聯合當地富紳籌辦「興文當」（後更名為「興文銀行」），將之作為「基金庫」，以捐助當地教育事業發展，雲南經正書院，今雲南大學都曾得到資助。
1903年，石屏人袁嘉谷中狀元，王熾欣喜若狂，他拿出全部「興文當」公款，一半獎給袁嘉谷這位雲南首名狀元，一半在拓東路建起一座巍峨的的狀元樓。
此外，王熾還開創昆明牛疫局，使不少嬰兒免受疾病之苦。清廷根據王熾的各種義舉，先後賜他四品道職銜，恩賞榮祿大夫二品頂戴，鋯封「三代一品」封典，允許在紫禁城騎馬，王熾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惟一的一品紅頂商人。明義重德的商人本來就不多，而商人冠戴一品更是絕無僅有，王熾所受榮譽遠遠超過晚清時聲名顯赫的鉅賈胡雪巖。
1903年12月25日，王熾在他創立的昆明「同慶豐」商號內溘然與世長辭，走完了他人生的68個春秋。這位富商巨賈的靈柩在其家眷的護送下回到了故里——彌勒虹溪，安葬於青山綠水的十八寨。時光流逝，他的生命早已化為塵土，然而，他的創業故事、營商謀略、浮沉軌跡、豪情義舉，卻一直流傳於坊間，成為中國商業史上一段最靈動的記錄，引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