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0月31日訊】廣州《新快報》記者陳永洲遭湖南警察跨省追捕，短短數日，峰迴路轉。先是被視為一起「記者因輿論監督遭受司法迫害」的冤案，受到其報社及眾多媒體人士的聲援；然而，陳永洲很快在央視當眾認罪，給公開聲援的人士一記響亮的耳光。由於他在央視供述收受了50萬元他人錢財進而寫作揭露報導，陳和其所供職的報紙由全國聲援的對象，迅即變成了全民討伐的目標。
在討伐中，經常可以聽到一個侮辱性的詞彙，即將記者污化為「妓者」。這個詞固然難聽，但其實命中問題的實質。作為一種核心的自由，新聞自由在中國遭遇金錢與權力的雙重羞辱。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記者收「黑錢」。即將到來的11月8日，是中國的記者節。五年以前，即2008年的記者節，中國新聞界是在「封口費」的恥辱中度過的。在哪一個國度，你會看到山西的一場礦難發生之後，真假記者爭先恐後趕到——不是為了採訪報導，而是去領取煤礦發放的「封口費」？在哪一個國度，你會聽到挺身而出曝光此奇觀的記者在網上不斷更換「馬甲」，向同行發問一個新聞業的ABC問題：「是抵擋不住利誘，違背良心去排隊領取‘封口費’，還是繼續深入調查取證，冒著生命危險將真相大白於天下？」在哪一個國度，記者比傳說中十惡不赦的煤老闆還黑，以至於被煤老闆奉送這樣的稱號：「端著新聞飯碗的丐幫」和「吃新聞飯的乞丐」？
就在山西這個地面上，2002年的繁峙縣金礦特大礦難中，就曾有11名新聞記者收受當地有關負責人及非法礦主賄送的現金、金元寶。他們不去現場，先去縣委、縣政府，因為那裡才是他們心目中真正的「金礦」。曾經讀過一篇為第一個記者節而作的紀念文章，題為《我們記者》，其中有一句：「‘新聞記者’，是金子鑄就的字眼。」反諷得真好。新聞記者，是「金元寶」鑄就的字眼。
但公平地說，新聞記者中固然有「害群之馬」（請原諒我用這個濫詞），其惡跡又怎抵「奧革阿斯馬圈」（篡改一下希臘神話，原為牛圈）？繁峙礦難中出事的山西一些報紙的記者，2007年在山西大同被打死的蘭成長，後來所供職的報社都否認他們是正式記者。的確，他們不是新聞教科書上定義的「記者」，他們是廣告員、發行員、採編員，「一肩挑多職」的報社「能人」。誰逼得「馬」們除了會跑以外，還得會跳、會撈？當然是「馬圈」——那些不良的媒體。
還有令「封口費」相形見絀的事情。當年央視曝光了讓人詬病的百度競價排名，很多人就開始推測百度會拿出多少錢消災。果不其然，百度首席財務官李昕後來確認：百度後一季度「市場營銷支出」猛增，費用高達4000萬，「營銷相關支出的絕大部分」給了央視。如果企業競相以這樣的大手筆給媒體付「買路錢」，中國媒體的公信力大廈很快就會千瘡百孔。
用錢收買的封口固然觸目驚心，用權干預的封口更加驚心動魄。主流媒體的真記者因為深怕踩「紅線」、觸「地雷」而不作為，這才給了假記者大行其道的空間。中國新聞之軟骨症，中國新聞人之無尊嚴，這方面的故事太多了，僅舉一例：中央新聞單位知名記者在南昌調查某職業技術學院欺詐考生，回京後製作節目，播出當天，受騙學生們再也壓抑不住憤怒，群起質問學校。同類事件在河南和湖南也爆發了。於是節目反而成了肇事者，停止重播，開會檢查。而在很多地方，封口費已然蔓延到了封眼費、封耳費和封手費……
然則，最大的恥辱乃在於，新聞界的很大一部分人已經喪失了恥辱感，這不僅僅是新聞界的恥辱，更是整個中國社會的恥辱。在今天的商業社會裏，哪有錢買不通的事情？官員是可以賄賂的，記者是可以收買的，新聞媒體是可以通過公關搞定的。清人顧亭林說：「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然而四者之中，恥為尤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又說：「故士大夫之無恥，謂之國恥。」我們的新聞傳統中，這種士大夫情懷尚且存在，例如，新記《大公報》有著名的「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現在，新聞記者卻毫無廉恥地「賣」了。新聞界的無恥不是國恥又是什麼？
劉震雲的小說《我叫劉躍進》中，有個警察叫老邢。「天天抓壞人，壞人就在自己身邊呀。只抓與自己毫不相干的人，不抓自己認識的壞人，讓老邢心裏又有些鬱悶。怎麼老抓生人呀，該抓熟人呀；怎麼老抓被抓的人呀，該抓抓人的人呀。可左右打量，這種情況，並不是一處兩處；這種局面，也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一個人兩個人形成的；天下不是一個壞人，天下烏鴉一般黑；而為了一般黑去抓烏鴉，或者為了這幫烏鴉去抓另一幫烏鴉，老邢懷疑自己工作的意義。但天下如此之大，老邢又扭轉不了；想不通，白想不通。」
太多的記者跟警察老邢一樣，想不通，白想不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