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投行中的中國「太子黨」

【看中國2013年11月24日訊】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唐偉(Donald Tang)被派往香港，創辦美國證劵公司貝爾斯登(Bear Stearns)的駐港辦事處。那是個令人興奮的時期：中國剛剛探索出公開上市股票這一借鑒資本主義的做法，深圳和上海證券交易所還處於初級階段。中國公司股票上市的競爭非常激烈。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唐偉希望在這個行業中佔有一席之地。他在中國內地長大，在美國學習，畢業之後就在刮起中國熱的華爾街工作。然而，與很多其他加入大型投行的內地中國人不同的是，唐偉沒有什麼背景。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但在貝爾斯登這卻不是問題——這家公司恰恰對自己毫無章法的圈外形象引以為豪。貝爾斯登首席執行官吉米•凱恩(Jimmy Cayne)認為，唐偉具備在貝爾斯登大有作為所需要的渴望成功、意志堅定的品質。

唐偉或許沒有家族關係，但他知道如何找到這樣的人。他聽說在基德爾皮博迪(Kidder Peabody)紐約辦事處有個中國女人，她是中國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兒媳、廣東一位中共高官的女兒。唐偉知道，他希望任克英(Margaret Ren)加入他的團隊。當她加入貝爾斯登香港辦事處的時候，她成為了這裡的第一個「太子黨」。

唐偉需要同樣渴望成功的人。當時任克英在基德爾皮博迪的年薪是15萬美元左右。但當她接受分配給她的職責，為貝爾斯登在香港拉來利潤可觀的上市業務時，她的部分報酬來自佣金。一位在香港和北京生活了三十多年的美國銀行家說：「她知道如何操作這個體系，她讓整個體系運作起來，她是先驅者。」

當時趙紫陽被軟禁了，天安門事件之後，他就一直處於軟禁中。但唐偉深知，這讓任克英在中國人眼中更有吸引力。他說：「去看她是表達對她公公的同情和尊敬的一種方式。」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任克英「開了先河」之後，美國投行招募的「太子黨」（擁有家族關係的中國精英人士）越來越多。所有美國大銀行都有他們的身影，包括美銀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花旗集團(Citigroup)、高盛(Goldman Sachs)、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以及摩根大通(JPMorgan)。

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以及前總理溫家寶和朱鎔基，都有兒女或者孫輩曾在外國投行或者它們的內地合資公司工作過。前總理溫家寶的女兒溫如春曾供職於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朱鎔基的兒子朱雲來(見上圖右)是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CICC，中文簡稱中金公司）的總裁，該公司曾是摩根士丹利的合資公司。（2010年摩根士丹利將持有的中金股份賣給了德州太平洋集團(TPG)和Kohlberg Kravis Roberts（簡稱KKR）。）

但幫助中國國企上市那種數十億美元大業務的時代結束了。太子黨的時代也行將結束。

中共剛剛舉行了具有戰略意義的會議，急切希望消除人們的一種看法，即特權精英階層從30年改革中獲得了超常的好處。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宣稱要嚴懲官員腐敗。

美國證交會(SEC)對摩根大通聘用兩位出身名門的中國內地人開展的調查，也可能加速太子黨時代的結束。SEC正在調查，聘用他們是不是為了從中國鐵道部和中國「第二梯隊」銀行光大銀行(Everbright Bank)獲得利潤豐厚的業務。

這一調查發現了一些內部文件，顯示新聘用的人員與摩根大通努力贏取的業務有聯繫，讓人質疑這些人獲聘是任人唯賢還是僅僅因為他們的背景，如果是後者，則可能違反美國《反海外腐敗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摩根大通表示他們正在全力配合SEC。此外，江澤民、溫家寶、朱鎔基的後代及聘用他們的投行，都沒有被指存在任何不當行為。很多人認為，SEC對摩根大通聘用太子黨的調查將不會有什麼結果。

可能會讓這類調查更加複雜的事實是，很多太子黨都具備卓越的資歷，比如常春籐(Ivy League)教育背景。

一位瞭解調查的人士說：「這些銀行聘用的有內地背景的人中，大多數都很有來頭，這顯然是這些人被聘用的因素之一。但一般來說，他們都在美國頂級大學裡受過很好的教育。他們經驗豐富，本身就有很高的資質。考慮到他們的能力，很難說聘用他們有腐敗的原因，也很難證明僅僅因為聘用這些人，銀行就贏得了業務。」

但在某些角落，確實存在有交換條件嫌疑的不恰當現象。匯豐(HSBC)曾考慮聘用太子黨，但還是決定不這麼做。匯豐亞洲的一位董事說：「我們從來沒有這樣的文化，但我們沒有這樣做確實讓匯豐處於劣勢地位。」

還有人認為，在各銀行「爭寵」的過程中，某些中國人手握籌碼，銀行則是他們所施加壓力的受害者。另一位資深中國銀行家說：「這是一種不好的現象。」他指出，本地監管者會懲罰那些拒絕給他們好處的人，比如說為他們在美國大學的親戚繳納學費。

任克英加入貝爾斯登之後，該公司贏得了一些業務，比如廣深鐵路(Guangshen Railway)上市，還幫助中國電信(China Telecom)籌資20億美元，從中分得一杯羹。但她在貝爾斯登的作為空間是有限的，因為與高盛或者摩根士丹利這類競爭對手相比，貝爾斯登的資產負債表和銀行家隊伍都不夠強大。

且不說她的人脈有多大作用，但毫無疑問她本人也是有頑強幹勁的。

認可任克英成功的競爭對手中，就包括花旗集團旗下所羅門兄弟(Salomon Brothers)的高管。該公司當時的一位資歷最深的高管說：「我們一直在流失業務，而她在貝爾斯登的工作卻如此卓有成效。」

所羅門兄弟在2001年決定聘用她。參與決定聘用任克英的一位所羅門兄弟前高管說：「中國官員都將業務給自己的親戚。在中國招人至關重要的一點就是，聘用有合適關係的人。」

在花旗，任克英成為了終極呼風喚雨者。花旗從排名十名開外的承銷人上升到前三位，在股票發行業務中佔30%的份額，其中任克英是功不可沒。在贏得一系列上市業務的過程中，她發揮了重要作用，包括民生銀行(Minsheng Bank)、中國網通(China Netcom)以及中國人壽(China Life)。中國人壽35億美元的股票發行，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首次公開發行(IPO)。正是由於這筆業務，花旗2003年在業內奪冠。

儘管如此，從一開始任克英就在花旗內部引起爭議。花旗與規模小又雜亂無章的貝爾斯登大不相同，它規模更大，更有政治性和官僚做派。時任花旗亞洲機構客戶集團(Asia Institutional Clients Group)主管的麥睿彬(Robert Morse)，是任克英的擁護者。但其他人卻反對她。上述所羅門兄弟前高管回憶說：「她有功勞，但也引發爭議。」

2004年6月，花旗給高管們發了一份簡潔的備忘錄，稱已經讓任克英停職，「原因是她向公司和監管機構提供虛假信息」。任克英辭職，但後來SEC監管者們表示，他們沒有找到對她採取行動的理由。

那個時候，報導稱停職與SEC對中國人壽上市的一項調查有關，但消息人士指出，任克英的離去與此次IPO沒有直接的聯繫。任克英和花旗從未對此事做出任何評論。他們也拒絕為本文提供評論。

也有人認為，此事涉及到的不是中國人壽，而是中國四大國有銀行之一中國建設銀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諸多高管當時和後來都說，建行曾計畫在香港上市，並將花旗納入承銷團隊中，而任克英則直接參與了該計畫。

具體發生了什麼並不清晰。他們補充說，建行最初將花旗納入承銷團隊，主要是以為這家美國銀行將持建行5%的股份。花旗的這位高管說：「花旗希望投資收購股份，並且在最高層對此進行了探討。但有人卻搶在了花旗前面。」

時任花旗首席執行官的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就是力主在亞洲投資的人之一。但消息人士說，普林斯最高只想支付股份的賬面價值，而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卻願意出更高的價錢。

因此美國銀行既獲得了建行的股份，也獲得了該行上市的承銷業務。之後這筆持股讓它獲利逾300億美元，今年夏天它將建行股票出清，兌現全部收益。在太子黨黃金時期能賺到多大的錢，由此可見一斑。

一直欽佩任克英的唐偉認為，任克英成了替罪羊。

唐偉說：「在投行，多數人都是被自己人捅刀子。在花旗，人們都在尋找藉口讓她走人。她是被自己人捅了一刀。」

在任克英離開之後，美林(Merrill Lynch)向她發出了邀請。據說，這一決定在美林內部引起了激烈爭論。任克英2009年離開美林，在香港加入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但2012年10月又回到了美林。美林拒絕對此發表評論。

與此同時，賦予任克英早期成功和卓越的時代即將結束。耶魯大學管理學院(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教授陳志武說：「問題是，隨著這類業務成為過去，太子黨時代是否也將結束。」

現在任克英遠沒有那麼大的爭議了。美林的一位高級銀行家指出，她已經成為該公司受人尊敬的資深人物。

這位銀行家補充說：「人們紛紛求教於她的經驗。」

隨著大型上市業務黃金時期、以及針對西方大型銀行的監管衝擊結束，太子黨們也在前進。現在很多年輕一代太子黨都傾向於為新的、本地私募股權公司工作。前總理溫家寶之子溫雲松就是這一代人中最早的一個，2005年他創建了投資基金新天域(New Horizon)。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畢業於哈佛大學(Harvard)，在離開高盛香港辦事處之後，加入中國投資公司博裕投資顧問有限公司(Boyu Capital Advisory)。

博裕在籌資方面沒有困難，包括從香港大亨李嘉誠(Li Ka-shing)獲得投資。獲取業務方面也沒有困難，即便其國際競爭對手在抱怨業務機會太少。

一些人看到了中國一個更加廣泛的趨勢：本地私募股權公司正在取代西方競爭者。諸如凱雷(Carlyle)和TPG等私募股權公司，曾從對中國公司的投資中獲得巨大收益，比如對中國太平洋保險公司(China Pacific Insurance)或者深圳發展銀行(Shenzhen Development Bank)的投資。但西方大集團的這類投資可能已經成為過去。

這或許並不太令人意外。中國人現在更精通金融了，也看到了他們自己的市場中有多少金礦可挖。

来源:《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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