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1月24日訊】中國大陸一年近二十萬起的「群體性事件」，存在數以千萬計的上訪大軍。而且數量在擴展，手段方法趨向暴力化。這些抗爭和上訪，絕大部分是民眾在維權。原以為「十八大」之後或有一個解決的辦法，但似乎領導們還在裝睡，對這些視而不見。不務虛，而要務實，但「正路」「邪路」，「復興」「崛起」，以至於「夢」，難道不是虛幻飄渺？相反，「憲政」姓資不姓社的逆流甚囂塵上。「依法治國」漸行漸遠，而維權人士和維權律師被抓，則預示著公民維權更加艱難。
有人說，中國就像一個火藥桶，一點就燃，而且燃點越來越低。主要根源有三。首先是大量的個人權利受到侵害，表現為大量的抗爭和大量的訴求；其次是腐敗遍地，官員耀武楊威，公然腐敗，已經激起民眾的強烈不滿。再次是權貴資本主義經濟帶來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公，使社會分裂為官民對立的兩個階層。這三個問題都與政府權力有關。或者說，都是由權力帶來的。中國要走向進步，走向文明，走向穩定，這三個問題不解決，就不是什麼共產黨失去政權的問題，而是共產黨對中華民族，對歷史的責任問題。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政黨，都不能置人民的苦難於不顧，縱容官員犯罪，製造社會不公。
那麼，這三個問題，那個更緊迫？有人說，解決腐敗第一（如實行官員財產公開），有人說，調整收入分配第一（如進行收入分配改革），這些都沒錯。但最緊迫的莫過於那些權利受到侵害的人，他們或面臨強拆，或身負冤屈，卻求告無門。想想那些上訪，卻被抓，被打，被精神病，被勞教的人，想想那些不願土地被徵收，卻被武警包圍起來的人，想想那些下崗工人，不得已上街擺攤，攤位卻被城管推倒的人，那一個不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他們正在受苦，他們正在絕望。所謂「解民於倒懸」，正是解那些壓在社會最底層苦苦掙扎人的倒懸。
人權為什麼具有普世價值，因為人權蘊涵人不受壓迫掠奪的不容質疑的共識。壓迫掠奪的本質是侵害人權，有人權則無壓迫掠奪，有壓迫掠奪則無人權。土地為農民所有（雖然是集體所有，但集體所有就是集體私有），卻被強迫低價徵收，這是不是壓迫掠奪？當然是，因為政府侵害了農民的財產權，此為掠奪，農民在交易中受到脅迫，失去討價還價的權利，此為壓迫。上訪是不是人的權利？當然是，對上訪人圍追堵截，設黑監獄，甚至於暴力歐打，既是侵害人的權利，難道不是一種壓迫和迫害？思想言論要有自由，這是人的權利，用一種思想，一種言論，並通過暴力去消滅多樣化的思想和言論，則侵犯了人的這一自由權利，而非自由即壓迫。
「那裡有壓迫，那裡就有反抗」。中國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抗爭和上訪，正是壓迫掠奪日趨擴大，反抗日趨激烈的表現。這個時候談如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如何進行行政體制改革等等，是不是迴避最現實最主要的矛盾？是不是對壓迫掠奪視而不見？是不是沒有把人民苦難掛在心上？一個現代文明社會，是不容許任何人那怕是一個人受到壓迫掠奪的。臺灣一個受迫害致死的軍士引起二十五萬人的抗議，足以說明人權獲得保障，是人類進步的共同訴求。政治家最主要的任務，就是通過其行為，其理論，其制度的構建來達到保障人權，這是政治家的良心。而關心每一個權利受到侵害的人，並為其呼喊，正是政治家良心的表現，也是他成為政治家而不是政客的基礎。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一位因言語上對毛有所不敬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找到李洪林請求幫助，李洪林通過個人關係叫地方領導為他平了反。結果有一百多同樣遭遇的人寫信給他，李洪林感到個人能力有限，於是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請求為這些人平反，並附上這一百多人的材料。結果鄧小平批示給胡耀幫辦，並全部得到解決。最終還導致「公安六條」的廢止。有一次胡耀幫見到李洪林，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救了一百多人啦」。李洪林同情苦難，胡耀幫純樸善良，其人性，其品質，躍然而出。這樣的人才配得上理論家政治家的稱號。
我們當然要發展經濟，當然要發展民主，當然要構建高效的行政體制，當然要使中華民族發達富強，但如果一個國家有幾千萬人上訪，每天有數百起的抗爭事件，這個國家還是個正常的國家嗎？還能有效的進行經濟建設，有效的進行體制改革，有效的建設和諧社會嗎？什麼是「為人民服務」？什麼是「走群眾路線」？如果不使其虛而實，那就是為人權服務。因為人權關係到個人尊嚴，個人利益，個人自由，個人的不受壓迫掠奪，從根本上說，關係到個人幸福。政府不保障人權，反而侵害人權，是那門子的「為人民服務」？
其實，民眾抗議和上訪，都是利益權利受到侵害，他們希望獲得政府的公平處理。當這種侵害來自地方政府時，鑒於中國的體制，只能向中央政府求救。他們並未要求推翻你這個政權。當中央政府的對策是迴避，要求把矛盾化解在基層時，中央政府並不主持正義，地方官員的無法無天得不到遏制。矛盾由民眾與地方官員的矛盾正在逐漸轉變為民眾與中央的矛盾，與政權的矛盾，與體制的矛盾。上訪民眾舉出打倒貪官的牌子，抗議人群拉出民主選舉的橫幅，越來越使我們感覺到革命的臨近。利益矛盾正在轉變為政治矛盾。黨不是要保住政權嗎，如果你不主持正義，如果任由一些官員無法無天，如果縱容地方政府用暴力去「化解」矛盾，你能長久的保住政權嗎？
維穩警察越來越多，經費開支越來越大，安保級別越來越高。奧運會，運動會，人代會，黨代會，那一個會不需成千上萬，乃至上百萬人來「保衛」？一次法庭開審，如臨大敵，還要控制前往該法庭所在地的人流。何其荒謬；一個律師被非法抓捕，競然需律師組團去營救，去抗議，社會底線何在？敏感日子越來越多，人代會的3月，歷史記憶的5月6月，建政的十月，還有各種國際事項的日期，名人的生日和冥壽，不是高度警惕，就是疲於奔命。一開會就要清場，一出事就要封路，一敏感日就要控制上訪人員，異議人士，一年三百六十天，人民還有幾天的安穩日子可過？
只是發展經濟有用嗎？近二十來年，中國經濟確實發展很快，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遠低於經濟發展速度。除了貪官巧取豪奪，侵吞了發展成果之外，經濟發展成果很大一部分用於維穩。我們的維穩費超軍費，其實這只是體制外的費用。體制內就存在一個龐大的為維穩而存在的隊伍，比如那些政工幹部，那些控制社會，控制人員的機構，那些搞宣傳，對人民進洗腦的人等。估計這些人員佔到公務員人數的一半以上。那要多少工資和費用？百姓雖怨言頗多，竟然能忍受。但近幾年，維穩形勢趨緊，人員費用大增，而經濟增長卻在放緩，資源土地也賣得差不多了。地方政府還背上天量債務，有的收入還不夠還利息，政府面臨困境。
在這種情況下，特權利益不能少，而且要求獲得特權利益的人越來越多，政權要靠這些人來維持，正在步步退讓。維穩費用更不能少，甚至還要大大增加，這關係政權的生死存亡。當經濟發展放緩，政府的徵收需老百姓減少收入，即降低生活水平為代價時，這個國家會變成什麼樣？大家想想就會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