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2月07日訊】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決定組建高規格的，以朱德、董必武為首的中央監察委員會，與中央組織部在北京西單北大街198號合署辦公。當時中組部已經在這個院裡面了，兩個部門的行政後勤管理合成一套。當時中央組織部大約有300人，中監委大約有120人，在五層的大樓裡中監委佔一、四兩層。
我父親李堅那時任中監委農村工作處處長，負責檢查處理在三農問題上違紀違法的省級官員。我家也隨之搬進位於西單的組織部宿舍，但是生活方式全然不變。
「大躍進」全民煉鋼
記得中組部大院裡有一個行政樓，是座1920年代建造的小洋樓，我對之記憶清晰。因為1958年大煉鋼鐵，在那樓後面修了一個小高爐。我曾親手摸過中組部、中監委幹部們煉出來的所謂的「鋼」。其蜂窩狀的外形，經常讓我聯想到商店裡賣的薩其馬點心，只是拿在手裡沉甸甸的。以我當時6年的人類社會生活經驗，我知道那不是可以吃的東西，但是不懂得，那些有知識的大人們煉出這些東西，卻又丟棄在院子角落裡廢棄不用，究竟是為了什麼？
那個年代，身處京城的我決不可能明白這一切狂熱行為的後果是什麼，也想像不到中國的基層百姓將會為此付出何等慘痛的代價。我只知道父親臉上的笑容越來越少，整日沉默寡言；在家的時間越來越少，常常是一連幾個月被派往各地。
終於有一天，我看到身邊所有的人都變得鬱鬱寡歡，因為吃不飽飯。接下來，人們改變了問候的方式，經常以挽起褲腿，互相按壓一下皮肉是否浮腫，來代替傳統的「吃了嗎」的寒暄。
三年困難時期，我十來歲，正是身體發育的時候，可是能記住的就是挨餓。我記得小學生一個月才給十幾斤糧食的定量，印象中整天用秤稱米蒸飯、熬粥什麼的，就覺得老也吃不飽。餓得面黃肌瘦的我，整天心裏想的就是一個字「吃」，腦海裡常常把機關大院煉出的廢鋼渣，幻想成為大塊的薩其馬。
那時期，自己感受深的也有幾件事。一件事是中央機關組織到內蒙古打黃羊，大家分黃羊肉。我父親是個部門頭頭嘛，那年頭的領導就得照顧點兒別人，所以他分的是羊的肺和脖子，沒什麼油水。但是燉出來的那個湯，覺得特別香。
另一件事是那年夏天，我父親參加中央工作會議，住在離家不遠的民族飯店。吃早餐前，他特地跑回家，帶上我一起到飯店餐廳，把他餓肚子節省下的一張餐票給我用。飯後他問我，吃了幾個花卷，吃飽沒有？我說，我吃了6個，但沒有了，所以還沒有吃飽。其實我哪裡知道，很多孩子卻因為缺少一口糧食而永遠失去了生命。
困難時期是何時結束的，我不清楚。只是有一次學校食堂宣布，從今天開始，又可以敞開吃飯了。那一頓飯，我永遠不會忘記。我也不記得到底吃了多少，總之吃完飯，我已經撐得站不起來了，只能蹲在地上，一點兒一點兒地挪回宿舍躺下。
當歷史進入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說它相當於一顆億萬噸級當量的核彈決不為過。
1967年的北京城，大字報可以說無牆不在。當時有個幹部在中組部的院牆上貼出一張大字報稱：1958年至1962年間，中國總計餓死3500萬人，很快那張大字報就被人清除掉了。
雖然中組部大院和大字報那時對社會公眾開放，但是在短時間內，恐怕沒有幾個人會在上千張毛筆書寫的大字報中注意到那一段文字。但是，這消息卻在中組部院內逐漸傳開。
我就是那時候第一次聽說了這個數字，只不過對3500萬是個什麼級別的「當量」並無感覺，因為在當時混亂多變的環境中，我們全家都面臨著自身的生存焦慮。誰知，這個數字卻直接關聯著我家的命運。中組部、中監委院內的大字報寫道：李堅是反黨、反中央政策、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李堅是劉鄧黑司令部領導下的黑幫分子，思想右傾，主張包產到戶，主張在政策制定上考慮農民利益等等。
接著，造反派們重點追查的，就是我父親當年調查安徽等地餓死人事件的問題。造反派們認為，查出餓死了那麼多人，是給毛主席革命路線抹黑。最為嚴重的是，以我父親名義寫給中央的報告被劉少奇拿在了手裡，成為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質問攻擊毛澤東、逼迫毛澤東認錯的「黑炮彈」！
我父親居然是提供反毛主席黑炮彈的人，那還得了！這是我幼小心靈上的重負，一直是個心結。當時，我反覆追問，父親都不說。直到多年以後，父親在回憶中才把此事詳細說了出來。以下為父親李堅的講述。
工作組三赴安徽
從1954年我在華北局紀委任農村工作處副處長算起，到1965年去大連搞四清，整整11年裡，我每年在家的時間不超過1個月。也就是說，我這10年都在全國各地奔波工作。
我們的工作方法主要是跑兩頭：一頭是各省省委，另一頭是農村基層。省委這一頭是開會、聽匯報，農村那一頭就在公社或者生產隊與農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就是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向中央匯報。
當年，中國農村大批患浮腫病、大量死亡的根源，是搞人民公社，吃集體食堂，以及浮誇造假、虛報高產等等。這些因素如果是在個別時間、個別地點起作用，影響可能有限。但是在大躍進那麼一個特定的形勢下一起爆發，造成的合力作用就太可怕了。
1960年春天以來，幹部群眾不斷給中監委寫信，反映安徽一些群眾生活困難，有些已經得腫病死亡。之後，安徽省監委副書記劉作垣來中央監委開會，反映了安徽餓死人的問題。
中監委常務副書記王從吾和中監委常委們對這些群眾來信極為重視。當年，委派審理處處長劉力生、信訪科科長張珉和李竹林等同志到安徽潛山縣瞭解群眾生產和生活情況。8月，派張珉、曹思恆去安徽宿縣、蕭縣、全椒縣瞭解情況。11月，派審理處副處長李振海去安徽阜陽地區臨泉等縣瞭解人口外流等情況。但是，中央派出的這些工作組僅查出問題嚴重，卻無法查實餓死人的具體數字。
由於安徽的問題極其嚴重，中監委第二書記董必武曾親自到阜陽地區調查。為了對董老封鎖消息，當地領導派汽車沿公路來回巡邏，不許死者家屬戴孝，不准在掩埋死人的地方起墳頭標誌。一發現有人死在公路上，就趕快把屍體拉到磚瓦窯場埋掉，其狀非常悲慘。
12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根據中監委反映的情況，再派出以中監委候補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王維綱為首的聯合工作組到安徽瞭解腫病死人的問題。工作組成員由團中央楊海波、內務部朱農、公安部李震、中辦王愈明、中監委劉力生和張珉、中組部段學夫等多人組成。不久，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兼省監委書記曾慶梅、蚌埠地委副書記單敬之為了掩蓋腫病死人的真實情況，向中央告工作組的狀。僅僅一個月後，聯合工作組就因此而被迫撤回。
1960年12月28日至1961年1月3日，王從吾主持中監委會議，聽取赴安徽工作組的匯報。王維綱、楊海波、王愈明、朱農分別匯報了蚌埠、阜陽、蕪湖和安慶地區的群眾生產生活情況。安徽的曾慶梅、單敬之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這次會議之前，王從吾向中組部部長安子文作了匯報，反映了安徽省委不但不向中央報告情況，還派人監視中央工作組活動、向中央「告黑狀」的問題。因此，中央政治局委員譚震林、柯慶施一同找曾慶梅、單敬之談話，嚴厲地批評了他們，並拿出安徽鳳陽縣委辦公室主任張少柏的檢舉材料，指出了餓死人的問題。曾、單二人表示承認錯誤。
1961年1月3日，王從吾在中監委黨委會上說：「1月2日，我與曾慶梅、單敬之談話指出：一、你們回去後一定要徹底揭開蓋子口。二、封鎖消息不對，單敬之要寫出書面檢討報中監委。三、對張少柏同志應該予以表揚。黨內這樣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那種情況下敢於說實話是好同志。你們要保證，不准對他打擊報復。四、安徽省委為什麼不向中央報告情況？這是違背黨章規定的。」曾慶梅當時表態，稱完全同意工作組的意見，準備檢查扣壓人民來信的問題，並承認向中央告工作組的黑狀是錯誤的。
但這次會議後，安徽省委仍然認為中央工作組調查瞭解的問題「不屬實」。於是，中監委再派我帶領第四次中央工作組，前往安徽。
實地調查
我從1960年起，擔任了中監委農村處處長。我本來就是在農村長大的孩子，加上多年的農村實地調查，讓我既瞭解農民的願望和心聲，也清楚一些共產黨基層幹部欺下瞞上的各種招數。因此我們事先就商議好，在前往合肥途中，火車到達蚌埠站之前，就突然提前下車。我、張珉、劉正榮三人分頭行動，搞得前來迎接陪同的那位安徽省委幹部措手不及。
我自己走下公路，沿土道朝村子裡走。才走了幾百米，就看到有死人躺在路邊。一個男人頭戴皮帽子，好像是從北面走過來後死在那裡。還有一個婦女骨瘦如柴，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進入村莊之後，我說明來意，群眾立即向我反映了餓死人的慘狀。隨後，聞訊趕來的村鎮幹部們又提供了書面材料和腫病死人的數字。這樣，我掌握了第一手的情況和這些數字材料，接下來與安徽各級幹部交談就容易了。
當時的安徽控制在時任華東局第二書記兼山東、安徽兩省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手裡。大躍進、放衛星、謊報畝產萬斤糧、刮共產風、強行搜刮農民家中存糧等等，安徽都是搞得最絕、最狠的重災區之一。待到出現餓死人的後果和責任，曾希聖所做的就是掩蓋真相。
他聽說我下來調查，就派人秘密監視我們的行動。安徽發生大批人口餓死問題後，省委常務書記桂臨西指示省監委要頂住中央工作組的壓力，說不能從省監委這裡打開缺口，並派省監委副書記陳×監督，對我們這次的中央工作組繼續封鎖消息。各級政府給農民規定了多項強制性紀律，如死了人不准立墳頭，不准穿孝衣；活人不准逃荒，否則抓住就是流竄犯等。我調查途中，就親眼看見一串串被繩子捆住、由武裝民兵押解的逃荒者。
這種情況下，我們找當地同志談話，經常是到野地裡個別談話，這樣才能盡量減少當地幹部懼怕曾希聖打擊報復的心理。蚌埠地區監委一個叫鄧×才的老紅軍向我反映，蚌埠地區1960年春天的餓死人數在100萬左右。我們又到了鳳陽，找到張少柏，又到了定遠，都是採取秘密私訪的辦法瞭解情況。
之後我又乘安二飛機到了阜陽，和我同行的是安徽省監委幹部李東漢。他告訴我，曾希聖把持的安徽省委大搞浮誇風，虛報糧食產量，明明連農民的口糧都不夠，還要向外調運糧食。在阜陽，據地委書記魏超雲匯報，當地餓死人數也是100萬左右。
即使在高壓下，安徽黨政軍內也有一批有良知、有正義感、為民請命的幹部。時任安徽省監委副書記、老紅軍翁可業，為人正直剛烈。他找到我說，要拚死向中央反映真實情況。但是他有一個條件。他說：他講出實情後，曾希聖肯定會整他，因為前有廬山會議上的彭德懷為鑒。他說他兒子叫翁京生，如果他被曾希聖整死，希望我能夠幫他兒子找份工作，給他一條生路。我答應了他。翁可業1960年春天已經調查了蚌埠15個縣餓死人的情況，他將相關的書面材料(複寫底稿)以及其他人蒐集整理的材料提供給了我。他還滿腔悲憤地對我說：「餓死這麼多人，安徽已經被曾希聖搞成什麼樣子了！」汪瑜(安徽省軍區司令員的夫人)等幾位在省監委工作的女同志，也都支持他向中央反映情況。
我根據這些線索，再順籐摸瓜，下去核實。由於大搞公社化，辦食堂集中吃飯，收繳了各家各戶的鐵鍋煉鋼鐵，以至於大食堂斷炊關閉。這時，當地老百姓做飯連鍋都沒有，我看到農民們在家裡只能用陶土瓦罐之類的容器煮些野菜樹皮吃。到後來，所有長在地裡的植物都吃光了。我的筆記裡當時記載有許多人吃人的事例。當時那種慘狀，今天的人們簡直就無法想像。
從生產隊到公社，再到每個縣，統計數字逐級匯總，最後，得出安徽全省餓死人350萬這個數字。
經過這些工作，我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數，最後才到合肥與省委有關領導正式見面。
以個人名義寫報告
情況調查清楚之後，我們回到了北京。我在中監委的辦公會上匯報，安徽省餓死人的數字是300多萬。
回北京後，我又派張珉、張順參加了安徽省召開的全省監察工作會議。他們與各縣參加會議的同志逐一核對了餓死人的數字，最後的總數超過了300萬。
中組部部長安子文、中監委常務副書記王從吾、中監委常委劉瀾濤聽了我的匯報後，讓我寫一個書面材料。我寫出了《關於安徽腫病死人、封鎖消息、大批懲辦幹部的情況報告》。
在這份報告裡，我將安徽餓死人的總數(截至1961年3、4月間)正式上報為300萬。我主要考慮到兩點：一是有少數縣、鄉我沒能親自去核實，依據的是這些縣、鄉報告的數字；二是事關重大，還是以穩妥保守為好。
我將材料上報王從吾，王從吾跟安子文商議過，中監委副書記錢瑛也有明確指示。領導決定，由中監委辦公廳對原報告略加修改後，以我個人的名義，報送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由於當時國內政治形勢極為複雜多變，中監委、中組部的領導們這樣做，也是迫不得已。
我這個官兒，古代叫監察御史，要想幹好，就不能怕死，一要對百姓負責，二要對歷史負責。萬一最高領袖怪罪下來，我作為調查的執行者和報告的寫作者，最直接的責任當然要由我來負。
報告同時送交了曾希聖和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閱。據悉，他們看到材料後大怒，說我調查的情況沒有先向安徽省委和華東局匯報，是告安徽省委的黑狀。而且，翁可業等人後來還是挨整了。
好在後來劉少奇同志看了報告後，嚴令安徽每個縣都要如實報告餓死人的情況，有再不報告者，開除黨籍。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批評一些領導幹部，搞一言堂最終會霸王別姬——主要就是針對曾希聖說的。有材料披露，劉少奇後來曾手持一份報告對毛主席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那份報告，指的就是安徽餓死人的報告。
「執行了劉少奇路線」
可是剛剛吃上幾年飽飯，文化大革命又開始了。1967年和1968年，中監委的造反派們不知從哪個渠道得知了我寫的這份報告，他們對我最為憤怒的一點就是：「李堅在調查安徽餓死人事件時，估計了一個龐大的死人數字，為劉少奇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逼著毛主席認錯檢討提供了黑炮彈。」
1969年，由康生的親信郭玉峰控制的中組部業務組對我所做的幹部審查結論是：「李堅在中央監委工作期間執行劉少奇路線。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經過革命群眾揭發和立案審查，犯了走資派的錯誤。現將審查結果報告如下：攻擊農村合作化，刮單干風，特別是在三年整風困難時期，他到安徽、山東、河南等省，深入瞭解幹部違法亂紀、群眾生產生活和整風整社問題。最為嚴重的是，1961年3月，李堅根據王從吾的指示，到安徽蒐集和估計了一個龐大的死人數字。這個材料經王從吾、錢瑛密謀，以李堅個人名義送材料到劉少奇資產階級黑司令部，為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猖狂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提供了炮彈。」
我是在農村里長大的孩子，再苦再累的勞動我也不怕。可是，說我「估計」了一個龐大的死人數字，我永遠不服。
調查安徽餓死人，我是一個縣一個縣地走，一個村一個村地走，一個生產隊一個生產隊地核實數據，最後匯總出來350多萬這個數字。我反覆考慮之後正式上報為餓死人300萬，怎麼能說是估計出來的數字呢？
況且我作為黨的紀檢監察幹部，當時的想法就是對人民負責，為冤屈餓死的亡靈負責。一定要把真實的情況上報給中央，讓中央領導知道基層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是我做農村監察工作的職責所在。至於真實數據給了中央之後會怎樣，那不是我所能預料得到的。
文革結束後，安子文自安徽流放地返京，臨時住在北京前門飯店。我作為下級看望上級，心裏想的是問候領導的健康和在安徽數年的生活狀況。不料進門一見面，安部長開口第一句話就說：「你那個餓死300萬人的數字，我核實過了，應該是350萬。」
我解釋說，我調查的數字也是350萬，只是在當時那種環境下，出於各種考慮，才正式上報為300萬。
（本文根據對李堅及其子李衛平的訪談、李堅與李衛平的多次談話以及李堅當年的幾份手稿編寫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