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2月22日訊】人對從小被賦予的身份，是在不知不覺中接受的。自從被林巧稚大夫接生到這個充滿痛苦的世界上來，直到七歲發蒙之前，我一直不懂得「出身即命運」的意義。
1957年我剛滿七歲，正在邵力子夫人傅學文辦的「培新幼兒園」接受學前教育。「反右」初起，父親成為全國鬥爭的重點，就有人不斷地找已經同他分居的母親談話，要她表明自己的態度。我那時不懂事，但從小就被告知「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他老人家要批判父親，父親一定是有錯，因為毛主席是不會錯的。一天，母親從幼兒園接我去參加一個大會，事先教了幾句話，要我上臺去說。
這是民主建國會和全國工商聯聯合召開的一場批判會，但父親沒有到場。許多人上臺發言，憤怒聲討右派份子章乃器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輪到我上臺，把事先背好的話說了一遍，大意是：右派份子章乃器雖然是我的父親，但我還是要反對他，跟他劃清界限。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大庭廣眾面前講話，贏得了熱烈的掌聲，下臺時還有人跟我熱情握手。後來聽母親說，握手者是吳大琨教授——父親早年的助手，曾尊父親為恩師。母親也發了言，事後她對我說：沒有辦法，別人是無關痛痒，我們可是有關痛痒。懵懵懂懂地當了一次政治工具，「劃清界限」的噩夢，始終困擾著我的人生。但親情是無法用政治來割斷的。父親沒有責怪不懂事的我，也原諒了母親，他自己也有許多對不起母親的地方。1957年秋天，我成了北京第一中心小學（後改為府學胡同小學）的一名小學生。六年的小學生活，我和別的兒童一樣快樂，沒有感覺到這個社會所發生的變化。不過我加入少先隊比別的孩子晚，而且始終是一名普通的少先隊員，連班幹部都沒有當過。
那時的我對文學和繪畫很有興趣，夢想成為一名文學家或畫家。但父親說，「你最好去學自然科學」，母親的意見也是一樣。後來我逐漸明白，他們不主張我學文科，是因為在這個體制中，文科是高風險行業。
1963年我考上了清華附中，成為一名住校的初中學生，開始填各種表格。「家庭出身」一欄，我問父親該怎麼填，他說，你的哥哥姐姐以前都是填「革命幹部」，我們這些民主黨派成員，1949年後參加政府工作，都被承認是革命幹部。但我怎麼也無法把頭上扣著「右派」頂戴的父親與「革命幹部」劃等號，雖然他從來不承認這頂帽子；學校裡有不少趾高氣揚的「高幹」、「革干」子女，我也不想與他們劃等號。於是接受母親的建議，在「家庭出身」欄裡填了「職員」，母親曾是父親創辦的中國徵信所和港九地產公司的職員。
清華附中的老師，有不少是教授夫人，例如錢偉長夫人孔祥瑛、周培源夫人王蒂等。我的班主任是語文老師王女士，夫君是清華大學著名的一級教授，1957年與錢偉長、黃萬里等一同被劃成「右派「。王老師對我的作文能力也很欣賞，那時我經常不交作文，因為有些題目我沒法寫，例如「我的父親」、「我的家」之類。記得某個學期只交了一篇作文，期末王老師仍給了滿分。有一次母親去參加家長會，王老師在談話中知道了父親的名字，從此對我比較注意。我的「出身」也由此被透露出去，開始被同學稱為「小右派」。我那時喜歡寫一些詩詞，還與一位同窗相互唱和，被好事者從課桌中翻出，偷偷交給班主任。
不久，在王老師主持下全班開了一個批判會，批判我和那位同窗的不健康思想，我當場頂撞了她，從此在本校列入「另冊」。而那位同窗因為轉向快，加上出身「革干」，得保平安無事。我所尊敬的老師，因為丈夫當了「右派」，就整自己的學生來表現進步，令我無比困惑，從此開始厭學，以至於留了一級，離開了原來那個班。
近年校友聚會，老同學史鐵生回憶說，立凡那時光畫畫兒不做功課，大家都感到不解。等到「上山下鄉」方才明白，人家早有先見之明，知道用功也白搭，根本沒有上大學的命。王老師晚年讀了我寫的父親傳略，曾打來電話鼓勵，並再度表示歉意。我說，那都是過去的事情了，您不必在意。如今王老師以及萬邦儒校長等皆已去世，他們都是好老師、有成就的教育家，知識份子良心沒有泯滅。如果不是碰上那個荒唐的年代，是不至於整人的。
轉眼到了1965年的「文革」前夜。北京大專院校學生躁動起來，清華大學有人給蔣南翔校長貼大字報。那時本校高中的一些幹部子弟，已開始不公開地批判校領導的資產階級辦學路線，校領導惟恐隔壁大學之火殃及池魚，於是宣布「內外有別」，規定大字報必須貼在指定的一間大教室裡。
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但那時有一條政策，叫做「一看成分，二不要‘唯成分論’，重在表現」。我對清華附中的整人之風歷來不滿，認為不符合中央的政策，於是與幾位同班同學一道，在本校的一樓門廳公開貼出第一張大字報，對校領導壓制輿論的做法提出異議，不料一下子捅了馬蜂窩。
我們這幾位初中同學馬上成為眾矢之的，各種反擊的大字報貼滿全校，面對強大壓力，不得不起而應戰。我連續三天幾乎沒有睡覺，趕寫了不少辯駁的文章貼出。由於毛澤東批准發表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形勢開始向相反的方向轉化，這時高年級同學也在另一條戰線上出擊，貼出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批判校領導。
終於有一天，附中黨支部的主要成員聚在一起捶胸頓足地大哭，說自己站錯了隊，學生們則站在門外大罵。支部的門上也被貼上一副對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橫批「一群混蛋」。不久，共青團中央派出以劉晉、章建華為首的工作組進駐本校，開大會宣布校長萬邦儒「停職反省」，校領導班子被宣布為「修正主義黨支部」，老師們紛紛揭發校領導，並相互檢舉以圖自保。高年級的「紅衛兵」成立了校革命委員會，開始執掌大權。校長等被扣上「黑幫」帽子，開始從事掃廁所的賤役。
我有些幸災樂禍，曾畫了一張漫畫貼出，背景是本校的六層教學大樓，將所有被揭發為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校領導和老師，都畫了進去，裡面也有素來欣賞我的美術老師吳承露。據說吳老師看了這幅畫，頗有幽默感地說：「畫得還挺像。」這是我至今追悔的一件虧心事。
「紅衛兵」執掌學校大權後，同學們開始發生「革命性」變化——以粗野為時尚。首先流行「國罵」，據說有的女同學為表現「革命」，曾聚集在一起大練「三字經」，直練到隨時脫口而出的水平。還有一種風俗是赤腳，因為「泥腿子」代表「革命」。曾見本校某些「校花」，裸著白嫩的小腳丫，在煤渣鋪成的道路上艱難行走，真是那個年代的獨特風景。軍服也成為時髦服裝，配上軍用寬皮帶，以示威武雄壯。後來流行「將校呢」，那是高幹子女們的專利。
不久開始流行一副對聯：「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暑期中有「返校日」，召集大家到清華大學操場去開大會，聆聽「造反歌」：「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你就滾他媽的蛋！」唱到最後，全場齊呼：「滾他媽的蛋！」
其後數日，全城處於「破四舊」的狂熱之中。8月24日晚上，清華大學校園裡一片瘋狂。前清大學士那桐題額的標誌性建築「清華園」門坊已被推倒，校領導劉冰、艾知生、何東昌及「大右派」錢偉長、黃萬里等「牛鬼蛇神」，被用皮帶抽打著，汗流滿面搬運磚石……當晚我回到宿舍，新置的蚊帳已被撕碎，床上鋪著一張墨跡未乾的大字報：「反動分子狗崽子，滾蛋！快滾蛋！」
我不敢去燈草胡同章宅，便去了汪芝麻胡同母親的住處，剛下公共汽車，便見一群紅衛兵蜂擁而上，查問乘客「是什麼出身」。我暗自慶幸「又逃過一劫」。回到家中，母親告知本胡同的鄰居張潔鳳、傅毅茹、周康玉等幾位小有資財的寡婦已在抄家時被打死……
從學校脫身後的幾天裡，我每日在街上毫無目的地亂走，大街上不時有滿載抄家物資的卡車呼嘯駛過。曾幾次衝動想去找父親，但一見到周圍隨處可見的暴力，便只有止步。直到半個月之後，才打聽到父親的下落，他被紅衛兵押去參加吉祥戲院的「打人集會」，是從那裡出來的惟一生還者。
母親的兩位老同學黃瑞華和周國德，一住京師，一居滬上，都是被抄戶。兩人多次到「抄家物資清理辦公室」查詢，永遠被告知「還沒查到」，窮愁潦倒中苦等到去世，也沒領回一錢一物。
前面說到，母親的幾位鄰居，在抄家時被紅衛兵打死。其中最年輕的一位是張潔鳳，她曾是美洲著名僑領司徒美堂的夫人。
現在的年輕人，很少知道這位司徒老人了，但在上個世紀的華人社會和洪門袍澤中，他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與陳嘉庚先生齊名的華僑領袖。司徒先生原籍廣東開平，早年到美國當勞工謀生。他身強力壯，為人豪俠仗義，逐漸成為美洲洪門的「致公堂」的掌門人之一。國父孫中山先生早年在美國從事革命活動，得到司徒先生從組織到資金的支持，孫先生還擔任了「致公堂」的「紅棍」（相當於執法者）。因此老先生的革命資歷，至少與國父是同一輩分。
司徒老人身為革命大佬，反對小輩蔣介石的獨裁，故受到毛澤東的禮遇。他曾作為美洲華僑代表，參加新政協和開國大典，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等要職。1955年老人逝世時，廖承志致悼詞，周恩來、林伯渠扶靈，備極哀榮。
張潔鳳也是廣東人，但不是老人的原配。據說她曾是一名貼身使女，屬於苦出身，後來收房成為夫人。老先生逝世時她還很年輕，年方三十左右，文化不高，人長得嬌小玲瓏。她享受著國家對知名人士遺孀的待遇，每月有七十多元的生活補貼，與她家原先的警衛員同住在一個小宅院裡。
一位年輕孀婦，自然有再嫁的權利。於是她不時參加一些舞會之類的交際活動，以選擇未來的生活伴侶。記得那時經常與她結伴前往的，有一位林光明女士（又名林妹殊，即前些年大名鼎鼎的氣功師郭林），以及母親的老同學黃瑞華（黃紹前妻）。後來張女士終於覓得意中人，是一位在雲南工作的工程師。
老先生沒留下多少遺產，張潔鳳作為知名人士遺孀，如果再婚，就意味著必須放棄國家的生活補貼，這是一件很艱難的事。於是張女士採取變通辦法，到雲南與工程師秘密結婚，生下一名可愛的女嬰後，帶回北京生活，對外說是抱養的。
「寡婦門前是非多」，至少那位前警衛員一家是瞞不過的。內情逐漸透露出來，於是街坊四鄰對她的「生活作風」開始有所議論。抄家一開始，街道便招來紅衛兵，誣稱張潔鳳是「壞分子」，剃陰陽頭、抄家、批鬥，她被扯開雙臂懸吊在房樑上，輪番用皮帶抽打……張潔鳳很快奄奄一息，哀求看在年幼的女兒面上，饒她一命。但「革命哪有不流血的？」於是再遭暴打，當即撒手人寰，撇下年僅六歲的小女兒。
小女孩成為無母的幼雛，孤苦伶仃地靠鄰居的一點施舍活著。有時她在胡同裡遇見我，照例會叫一聲「小東哥哥」，但我所能給予的，僅僅是撫摩一下她稀黃的頭髮。終於有一天，我在胡同裡見到心酸一幕：那位頭髮花白的工程師從雲南趕來，牽著女孩的手，各人手裡拎著一個小包袱，蹣跚著沿胡同向大街走去，準備離開這塊傷心之地。遠遠跟在後面監視的，是街道上的幾位「小腳偵緝隊」。待他們拐出胡同，趁「小腳偵緝隊」看不見的空擋，我迅速上前，將所知張潔鳳慘死真相，對女孩的父親敘述了一遍。此時街道幹部又跟了上來，警惕地注視著，我無言地目送父女倆上了無軌電車。
「文革」結束後某日，我接到一名女孩的署名來信，說她和爸爸到了北京，約在北海公園前門見面。我一時竟搞不清來信人是誰，如約前往，方知是張潔鳳的女兒和丈夫。得知張潔鳳仍未落實政策，我幫忙出了些主意，起草書信向統戰部和僑務部門申訴。張潔鳳畢竟是知名人士眷屬，終於發還財產、配給住房，給女孩安排了工作。父女倆從此定居北京，但死者永遠不能復生。
母親當年在中國公學讀書的時候，有幾位要好的女同學，其中一位名叫張為璇，我稱她為張阿姨，她的女兒劉小遷，是我幼年的玩伴。
張阿姨戴著一副厚厚的深度近視眼鏡，是一位胖胖的、和藹可親的知識婦女，一口吳儂軟語。她也是個普通人，但其父張一卻大大有名，曾是袁世凱的重要幕僚。張阿姨家道殷實，夫君劉先生是一位工程師。女兒劉小遷是個白白淨淨的小姑娘，小我一歲，曾與我在幼兒園同學，常在一起玩「過家家」遊戲。後來劉先生工作調動到邯鄲，母女移居蘇州老家。小遷那時已是個身材高挑的少女，走後我再也沒見過她。
張阿姨與母親保持著通信聯繫，「文革」爆發後，人人自顧不暇，音訊中斷。1966年11月，我揣上父親給的20元錢，擠上比沙丁魚罐頭還要憋悶的火車南下「串聯」。
張阿姨家原住在蘇州城內吳殿直巷，老宅早已易主。她給母親的信，都註明「蘇州富郎中巷××號顧乃文轉」，顧氏為當地名醫，與張家是世交，張阿姨回鄉定居，便成為顧家房客。到達觀前街附近的富郎中巷時，天色已晚，我立在一座黑漆大門前怔住了——門上貼著紅衛兵的大封條。
不得已向路旁一位小姑娘打聽，孰料她竟嗲聲嗲氣爆出一條驚人信息：「顧——乃——文？——他死嘞！」我心知不好，趕快解釋是找顧家房客。經一位好心鄰居指點，我在附近的一座破院子裡找到了張阿姨，但不見小遷。據說是隨學校參加學農勞動去了。
蘇州是歷史文化名城，全市被抄家的有64056戶，僅圖書、字畫、文物就抄沒十七萬件以上。顧氏為姑蘇世家，宅第中亭臺樓閣，曲逕迴廊，當然是抄家的重點對象。他不堪侮辱，跳樓自殺了。張阿姨雖是房客，但因為家中陳設講究，又是名人之後，連帶著也遭抄沒，如今已是家徒四壁。
張阿姨做了蛋炒飯給我充飢。她現在全靠丈夫寄來的工資，維持母女生活。談起北京家中情況，我據實相告，她說人活著就好。張阿姨談吐樂觀，我覺得可以放心向母親覆命了，不過沒能見到小遷，心中多少有些惆悵。
張阿姨與母親的通訊時斷時續，到了「清理階級隊伍」的1968年，突然消息全無。母親得到一個不確切的傳聞：張阿姨和小遷一同上吊自殺，但始終不肯相信。她們既不是「黑五類」更不是當權派，沒有必死的理由。「文革」結束後，人們開始尋找在浩劫中下落不明的親友。我在董竹君、許寶兩位前輩的熱心幫助下，輾轉找到了張阿姨在北京的弟婦。當向這位老太太說起我母親是張為璇的同學時，她平靜地回答：「我還記得令堂，可惜為璇早已不在人世了。」又問小遷妹妹下落。老太太一下子痛哭失聲：「為璇把她也帶走了！」原來，「清理階級隊伍」時，劉先生被圈禁審查，音訊全無。張阿姨生活來源頓時斷絕，這意味著將失去最後的自尊。她不能過那種四下哀求「嗟來之食」的生活，帶愛女走上了不歸路。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本校體育老師趙曉東（我同班同學的父親）跳樓自殺，頭觸在階角上摔得粉碎，遺體慘不忍睹。不久我被揭發出有反動言論，於1968年12月被關進了「群眾專政」的「牛棚」。
「牛棚」坐落在本校西側，系由自行車存車棚改造而成。頂部覆蓋一層瓦楞鐵皮，用紅磚砌上牆壁，再分隔成單間加上鐵門，腳下仍是泥土地面。棚內有兩張木板床鋪和一個課桌，沒有窗戶也沒有電燈爐火，黑暗陰冷無比。
我從被關的當晚開始受審，被要求交代「惡攻」罪行。連續審了三夜，也被毒打了三個整夜，打手大多是本校高年級「出身好」的「革命學生」。清晨回到「牛棚」時，腰已被踢得直不起來了，頭皮上滿是揪出的血泡。時值隆冬，室內溫度幾乎與室外無異，幾天下來，兩腳凍得腫起，連鞋都穿不上了。
管理「牛棚」的是「工宣隊」，連打三天收效不大。「軍宣隊」的軍代表來教訓我：「你老子反動你也反動，是‘現行反革命’。革命群眾‘動’了你幾下，是出於革命義憤，不好好交代問題別想出去。」我知道這次在劫難逃，無理可講。把心一橫，要來紙筆，自己怎麼想的就怎麼寫，把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都寫了出來，索性當他一回「反革命」。
校長萬邦儒和被迫揭發我的同學都關在這裡，同我關在一個「棚間」的難友是副校長韓家鰲。韓校長是個溫文爾雅的人，真草隸篆都寫得很漂亮。此刻卻破衣爛衫，蓬頭垢面，耳廓長著半圈凍瘡，每天與萬校長等「專政對象」一起「勞動改造」。韓家鰲對我很照顧，我被打得一連幾天起不了床，他天天給我打飯、打熱水。我為自己過去的冒犯向他致歉，韓校長則透露了以往校領導整人的內情，並表示自己也認為這種做法是不對的。
「牛棚」的飲食以窩頭為主，平時只許吃最便宜的素菜。我們有時只好搞「精神會餐」，各自詳盡描述自己吃過的好東西。1969年1月1日，毛澤東發表「對反革命分子和犯錯誤的人，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的「最新最高指示」後，「牛棚」中人的待遇有所改善，開始實行「人道主義」，室內安了一個煤爐。我倆最愜意的享受，就是烤窩頭抹臭豆腐。不久又進一步「人道」，遷入有暖氣的宿舍樓。
我的凍腳隨著恢復供暖迅速恢復，不久被責令與韓家鰲一起參加「勞動改造」，掃廁所並為鍋爐房運炭渣。燒鍋爐的師傅對我們很和氣也很照顧，最重的活他總是親自干，我倆只要搭把手就行。看來身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未必革命得「鐵板一塊」。
搬入宿舍樓後，實行早晚「請罪」制度。「牛鬼蛇神」們橫列一排，在偉大領袖像前低頭肅立幾分鐘。早「請罪」完開始勞動，晚「請罪」畢開會「鬥私批修」，說的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話。
從1966年到1969年的四年中，偉大領袖不時發表「最新最高指示」，每次都有徹夜敲鑼打鼓的慶祝遊行，預示著又有一批新的遭殃者產生，人們開始厭倦這種「不斷革命」的生活。
那些曾經風頭十足的紅衛兵領袖，他們引以為榮的父母也成了運動的對象，有的被打倒，有的自殺，有的「靠邊站」。紅衛兵的利用價值使盡之後，便被牽出來做替罪羊，以平民憤。輪迴如此迅速，使「老紅衛兵」（簡稱「老兵」）充滿了怨憤，於是組成「聯動」炮打「中央文革」。
我發現周圍的人態度開始發生變化：我幾乎不再被視為「另類」，因為被打倒的人太多了，父親不過是被早打倒了十年而已。台上幹部的子女，繼續耀武揚威；而倒臺幹部的子女，仍保留著攀比父母級別的習慣思維定式。因父親過去曾是四級「高幹」，於是我也曾莫名其妙地被某些「老兵」引為同類，讓人哭笑不得。有些「老兵」主動與我攀談，發泄對這場運動的不滿，懷念起當初一起給校領導貼大字報的日子。記得某日與一位「老兵」，在清華園的「水木清華」後面小山上閒聊，碰巧有一位戴著大口罩的女大學生低頭走過。「老兵」悄悄告訴我：「她就是劉濤。」劉濤乃劉少奇之女，運動初起時與賀龍之子賀鵬飛同為清華大學革委會負責人。她不幸上了江青的當，起來揭發繼母王光美。及至父親被打倒，她的利用價值也耗盡。此時形單影隻，人人視同陌路。
事隔多年後，劉濤曾向我談及被禁止參加父親追悼會，言下極為傷感。我相信劉濤無非是年輕無知，被利用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