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2月27日訊】1840年，南方正籠罩在鴉片戰爭的陰影中，而冰雪之災旋起。《清代述異》記，是年冬日，江浙大雪，平地積雪四五尺，山坳處則厚達丈許，似較去歲南方雪災更烈。凡有水流處皆被凍結，船隻如失翼孤鳥，難以航行。這場大雪到1841年早春始得解凍。
浙江湖州有一座山寺，現在或可暫改名「寒山寺」。寺內僧徒四人，一人於初雪時下山化緣，為大雪隔斷在山腳村落，雪化後回寺，困守寺中的三名僧人已餓凍而亡。
同一時間，江蘇太湖有舟被凍湖心，如為上帝之手冰涼攥於掌心。月餘後湖冰消融，無系孤舟順流而下，岸邊人發現，舟內已無活口。船中猶存大米數袋，然火種已絕，舟客無力為炊，遂餓凍而亡。
猶記明末張岱在西湖，逢大雪，往杭州湖心亭看雪，寫下美得令人窒息的句子，「霧凇沆碭，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若此雪大到成災，則張岱的雅潔空靈可能只好變成歌悼生靈。
布羅代爾曾說，在15-18世紀的西方，氣候像一位樂隊指揮，其發號施令的權威勝過太陽王。這話對同時期的中國也適用。根據竺可楨的研究，大約在15-19世紀中葉，中國進入與歐洲「小冰期」相當的明清「小冰期」。清代順治、康熙時特冷;雍正、乾隆、嘉慶時較暖，道光以降又轉寒冷。據高建國的研究，有清一代凍寒而死的百姓，多至數十萬。雪災重鎮在北方，然南方也並不輕鬆。李開周發現，正史記載的南方雪災多達幾十次。例如康熙三年三月，安徽南陵「大雪深數尺，樹木凍死」;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江蘇蘇州「大雪嚴寒，人有凍死者」;嘉慶元年正月，「湖州大雪，苦寒殺麥」，同年十二月，「金華大雪，麥幾凍死」;咸豐八年七月，上海大雪，「凍斃人畜甚多，河水皆冰」……而正史以外，清代野史、筆記、詩文集中記載的必然更多。
清代之經濟、科技、交通均遠較今日落後，中央政府之行政能力，也難與當今頡頏。然其社會賑災機制，亦有獨特之處。
1842年，江蘇無錫連降巨雪，死者多於平日十倍。無錫訓導余治奔走於同城士紳之間，募資設立「恤寒會」，貧民得有棉衣，攤販得有風帽，孤老得有暖被。該會更僱人挑擔送炭，以濟貧凍之家。後來，余治還呼籲無錫各鄉設「庇寒所」，有點兒像今日之臨時板房，以供大雪毀屋之貧民借宿。1843年，蘇州降雪奇寒，又有本地士紳，於城外渡僧橋下，每日清晨預備炒飯和薑湯，凡過往貧民，皆得人給一碗，略暖腸胃，稍脫寒疾之苦。
不獨江南士紳有此悲憫，各地皆然。陝西的嚴作霖等鄉紳，在光緒年間傾力賑災，為地方志讚為「其行誼有超出古今任俠之上者」。嚴作霖還曾發出募災公啟，中間說：「好善之士，凡遇各省災荒，無不慷慨解囊，救援恐後。然未有一省之災關係全天下之局，普天率土，皆當引以為切膚之痛，而不容稍存漠視，如今日秦中之賑務者也……數十萬飢寒之眾，倘無以還定安集之，其關係於大局者實非淺鮮」。
上引史料，實際上皆是中國傳統「士紳社會」之寫照。所謂「士紳社會」，最早由費正清提出，大約是指一個由獲得功名的知識精英主宰的社會，它處於由地方行政官代表的公共事務領域與個人及其家族的私人領域之間。傳統中國的政治權力只能達到縣一級，在地方權力與鄉村社會中有很大的權力真空，遂由地方士紳填充，形成具有自治性質的「士紳社會」。它使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得到緩衝，形成一種「第三領域」(黃宗智語)，參與社會整合，衍生初級意義上的公共精神。然而，「士紳社會」乃是建立在某種自然基礎如地緣、血緣之上，而非建立在某種抽象的平等公民的政治權利及道德共識之上。因此，其對社會的整合有相當的侷限，也不能由此生發出真正的公共精神，進而構建現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
遺憾的是，「士紳社會」在1949年後基本被摧毀殆盡，國家正式科層機構的擴展超過民國最基層的區，直接下到公社(鎮、鄉)一級，甚至通過黨組織達到大隊(行政村)一級，創造了歷史上國家權力插入社會基層的最深記錄。而時至今日，比「士紳社會」更符合現代文明的「市民社會」，在中國也未真正形成。譬如作為「市民社會」中堅力量的NGO組織，仍有意無意地被邊緣化，乃至倍受猜忌與打壓。這在08年汶川大地震中已可看到端倪，在09年8月的許志永案、12月「多背一公斤」網站被拔線等事件中則再次顯現。不過這話題非文史隨筆所能涵蓋，還是就此打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