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育嬰堂
【看中國2014年01月07日訊】清代慈善活動比較發達，涉及慈幼、養老、濟困、救殘、助學、助葬等方面。當時慈善機構大體可分兩類：一類完全由政府開辦，如養濟院；另一類由民間力量主導，包括育嬰堂、普濟堂等。在慈善事業發展過程中，其監督機制頗具特色。
將養濟院的慈善活動納入政府的監察體系
隨著對全國統治的確立，清政府逐步恢復和發展了明朝的養濟院制度，在各州縣設立養濟院，收養「鰥寡孤獨及篤廢之人」。州縣地方官對養濟院負全面責任，從接收孤貧、發放口糧到日常事務，均由其管理。日常口糧是養濟院最主要的開支，經費全部由政府撥付。因此，養濟院的慈善活動被完全納入政府的監察體系。
對養濟院救濟活動的監督，由州縣官的上級府、道、督撫以及戶部來執行。《大清會典》規定，州縣地方官需要將養濟院的實在人數按順序編號，「開列花名、辨明年貌、委係何項殘疾孤苦之民，並註明原住籍貫，出具印結」，由知府轉送上司稽察，有關裁革、病故、頂補、新收等事項，也要隨時申明。每到年終，還要將發放給孤貧的口糧、布匹等造冊登記。道員、知府每年遇查勘公事之時，即帶原送冊籍，赴養濟院點驗。如房屋完整、孤貧在院、並無冒濫，出具印結，年底造四柱冊(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申報總督、巡撫，加印後送交戶部。另外，還有專職監察人員——御史對養濟院的救助活動進行監督。
如果管理不到位，則要加以降職、革職等懲戒。上級官員如果包庇，同樣要加以懲處。但從乾隆中期愈演愈烈的吏治腐敗直接影響到養濟院的監管，相關規定也就成為一紙空文。
慈善機構需將收支賬目張榜公布，這種財務公開無疑是慈善管理進步的標誌
清中期以後，財政日趨匱乏，政府已很難再為慈善活動支出足額經費。慈善機構的重心逐漸由政府向民間轉移。
在民間慈善機構初創時期，主要實行管理和監督合一的輪值制，由數人分月輪值，彼此互相監督。隨著慈善事業的發展、善堂規模的擴大，多數慈善機構改行董事負責制。其管理者分為決策監督者和執行者兩部分，前者負責決定機構的重大事項，監督慈善活動的開展，一般不領薪水；而執行者則常住在堂，支領薪水。
慈善活動是捐助者的自願行為，取得其信任尤其重要。為取信於人，慈善機構需將收支賬目張榜公布。以後則逐漸發展為刊刻徵信錄，其內容多為財務收支狀況，詳細列出捐款人的姓名、捐款數額和各項公費支出細目，表示經辦人涓滴歸公，以昭眾信。當時徵信錄對財務收支狀況的記載比較簡單，但財務公開無疑是慈善管理進步的標誌。
清代民辦慈善機構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政府的監督。除了主動將徵信錄送交官府「核閱」外，由於一些善堂接受了官府的財物支持，政府要求「其動用官發生息銀及存公銀者，均每歲報部覆銷」。另外，晚清報刊興起，形成輿論，也具有監督慈善活動的職能。
按照血緣關係成立的義莊，其監督機制帶有農業社會的特點
清代中國仍然是一個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社會，按照血緣關係成立的義莊，其監督機制即帶有農業社會的特點。義莊是清代宗族內的主要慈善設施，以贍養貧困族人為宗旨，擁有義田、莊屋等，多由族中富人捐出。組織機構一般以莊正為首，下設莊副一二人來經理莊務。建莊者及其後裔有權對管理者進行約束與監督。此外，宗族內所有人均有監督之權。義莊對其款項出入有詳細賬冊。為避免糾紛，宗族中人均不得與義莊發生經濟往來。
總體看，清代對民辦慈善機構的監督最有特色，帶有較強的近代色彩。其監督覆蓋了籌款、經費管理、實施救助等各個環節。通過監督，充分利用各種手段取得信任，這使民間慈善活動在晚清獲得了較快發展。但其不足之處也很明顯，一方面，政府的介入使其容易受到當時吏治腐敗的影響；另一方面，受物質條件制約，財務監督尚不是很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