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1月08日訊】杭州大學法學教授範忠信用他的爬行履約，將官員財產公示這個話題帶回公共視野。對黨深懷信任的範教授曾在微博上預言2013年中國將會實現縣鄉級公務員財產公示，如果預言不准，他將「罰自己爬行一公里」。
許多中國人沒有想到，在官員公示財產上，中國存在幾個誤區，先從縣鄉級公務員開始財產公示，只是其中一個誤區而已。
*縣鄉級公務員財產公示：反腐的等級制*
縣鄉級公務員財產公示，設計者或許以為會減少阻力，簡單易行。實則正好相反。這種反腐的等級制暗含的意思是：上層的腐敗是可以容忍的，黨中央的目的只是從嚴治吏。但中共高層權貴並非封建王朝那天命所歸的「天子」，底層胥吏並不認為高層權貴比他們擁有更多掠奪公共財的「法定權利」。他們有足夠的辦法使縣鄉級公務員財產公示流於形式。
中國政治的特點是：從古到今，清官好求，廉吏難得。所謂「吏治」，其關鍵在於治吏，即人數比官多出幾十倍乃至上百倍的吏——底層公務員。明清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顧炎武對吏的作用有深刻認識：「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也！」晚清郭嵩燾的名言是「本朝與胥吏共天下」。國人在錢雲會之死與無數警察城管製造的暴力事件上，都可以感到「縣官不如現管」，那些直接面對民眾的各種辦事員（即胥吏或吏胥）、警察（差役），實際上是國家權力的真正行使者，他們越權濫權、草菅人命，成為中國的一大公害。
可想而知，在如今這種吏治狀態下，縣鄉級公務員財產公示就算是勉強推行，這撥底層官吏對此的反應必然是：誰比誰乾淨？你們那些坐在廟堂之上的國家領導人，那幾億幾十億被外媒曝光的財產哪裡來的？拿我們作法門都沒有。接下來的戲碼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將一個公示財產再次變成一場政治秀。這事不是沒有先例，中國的房產登記工作完成，卻遲遲不能聯網公開，其中原因就在於此。
有人將中國的腐敗與印度比較之後，得出結論，印度的腐敗一般多發生於基層，有希望進入上層政治圈的中上層，一般會加強自律，有人會金盆洗手，拾掇自身的形象以應付社會監督。而中國的腐敗呈不規則矩形，上下都腐敗，受賄機會除了取決於官職高低之外，還有部門之分。職位不高，只要部門尋租機會多，七品芝麻官也能富比督撫、王侯。最近審結的馬俊飛每天受賄近20萬的故事即一生動範例。
法院公布：呼和浩特鐵路局副局長馬俊飛在任職期間（2009年8月-2011年3月），先後收受40家企業行賄贓款逾1.3億元。按其任職共22個月計算，馬俊飛每月平均受賄近600萬元，日均受賄額近20萬元。這一記錄刷新了中國官員的日均受賄記錄。此前，重慶市巫山縣交通局局長晏大彬、甘肅省宕昌縣（貧困縣）縣委書記王先民的記錄是平均日受賄約1萬；河北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副廳長李友燦日均受賄超5萬元。
中國官場的「蒼蠅」體態肥大世所罕見。但中國高層是否就比這些不堪的基層官吏相對廉潔一點？
答案是否定的。官媒《人民論壇》在「中國新富家族」（2010年第4期）透露，2009年中國3000家族財富榜總榜單中，「紅色家族」構成新富豪的主體：「紅色家族……擁有深厚的政治與資本，故起步高，容易獲得社會資源。這些紅色商業家族，多從事一些需要審批的貿易，基礎產業，能源等產業。房地產行業亦多為紅色家族鍾情的領域。」2012年，中共權力鬥爭白熱化，各派勢力向外媒放風，互揭醜聞，中國人終於通過《紐約時報》、彭博社等外媒的報導，瞭解到本國政治高層家族早已從「無產階級」變成巨富一族，擁有的財富從數億美元至數十億不等。
因此，要想讓官員財產公示不流於形式，恐怕還得從高到低一刀切，因為只有高層自律，才能起到反腐示範作用；只有表示反腐不分等級，底層「蒼蠅」才會有所收斂。
*人為製造的誤區：將向組織申報混同於財產公示*
2013年12月7日，中央組織部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做好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工作的通知》，國內輿論盛讚此舉，將其與財產公示混為一談。其實，向組織申報與財產公示根本不是同一回事。
官員財產內部申報制度早已明文具在，計有：1995年《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的規定》，2006年《關於黨員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2010年《關於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
後兩部大同小異，都規定：「領導幹部應當報告本人婚姻變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國（境）外、從業等事項；報告收入、房產、投資等事項」。
但向組織內部申報與財產公示有本質差別。這種申報是否屬實，主管部門並不核查，社會公眾亦無由得知詳情。但如果財產公示，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
在美歐多數國家，有關反腐敗法律強調的多是「財產公示」而不只是「申報」。「公示」目的就是讓公眾可以通過財產公示材料，發現公務員是否瞞報財產，收入與支出是否相符。2012年2月，美國眾議院對《政府倫理法案》再次進行修正，其中最重要的修正，是要求議員在向眾議院和參議院提交財產公示報告後，必須立即將資料上網，供公眾查核是否屬實。
外界無從得知，中國的《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實施。如果真實施，鐵道部張曙光的「異動」，比如他的妻子在國外經商，其業務與鐵道部的採購密切相關，其女兒張西希曾在摩根大通任職等，就能被上級機關掌握並及時介入，不至於等到那「漏洞」可以讓「鯨魚」自由游進游出才被「發現」。事實證明，中國的「房氏家族」大多是官員及其家屬，其家產數量都是公眾主動監督下得以曝光，並非他們向組織誠實申報所致。
因此，中國目前需要的是官員財產公示，而不是那種向組織申報的自欺遊戲。
*財產公示還需要有其他配套措施*
如果僅有官員財產公示，卻不建立相應的社會監督機制，在中國並不能真正扼制腐敗。
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之下，反腐主要依賴社會監督，即外部監督（異體監督），國會、自由媒體、選民都是監督者。中國是一黨專制，中共實行政治壟斷、資源壟斷與輿論控制，反腐依靠內部監督（同體監督），即自己監督自己。這種監督的侷限性與生俱來，因為再快的刀子也砍不到自己的刀背上，再好的外科大夫也不能給自己動手術。這就是近幾年中央巡視組四出偵查，但腐敗問題卻日益嚴峻——腐敗官員級別越來越高，數量越來越多，案件涉及數值越來越大，官員日受賄數額越來越驚人的原因所在。
既然北京不想放棄一黨專制，至少應該嘗試建立「模擬異體監督」體制，嘗試以下四項改革：政府預算透明（讓公眾知曉財政支出的詳細情況）、官員財產公示（資料上網以備公眾查核）、公民有知情權與問責權、建立相應的問責機制。四項並舉，官員財產公示才不至流於形式。一旦發現官員財產與收入不符，即可責以相應的懲治措施。
世界經驗已經證明，反腐重在預防。而預防的最好辦法就是社會監督，即政治上的權力制衡、媒體自由與輿論開放。在同體監督日漸失靈的情況下，北京不必要舍近求遠，應該借鑒現有的國際經驗，雖說不能立即杜絕腐敗，但至少能讓「老虎」瘦身、「蒼蠅」數量減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