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1月14日訊】（看中國記者李木子編譯報導）中國問題專家Elizabeth C. Economy1月7日發表評論文章「中國無可比擬的環境挑戰」（China’s Incomparabl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一文。以下是譯文：
如果僅將中國的環境現狀看成是現時存在的問題而已的話，將會很容易忽視其問題的嚴重程度。一種觀點認為，將數億人脫離貧困，同時滿足不斷增長的中產階級經濟需求，相應一定會帶來的環境問題。許多評論家說現在的中國對於環境的破壞就像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收入的增加、公民意識的提高和政府當務之急等因素讓美國人明白了實現發展與環境之間的關係。經歷過那段歷史的美國人卻始終無法忘記拉夫運河的污染，凱霍加河的燃燒，和作家蕾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曝光農藥的使用對於環境的嚴重破壞，正是這些促使美國嘗試尋求新的有效的方法來保護環境。
中國官方也將中國現在的形勢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工業時期相比。北京環保局相關負責人王斌說：「你可以看到世界上的一些大城市像英國倫敦、美國洛杉磯、日本東京也曾面臨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例如，倫敦的綽號是霧都，因為它曾經在工業迅速發展時期遭到嚴重的環境污染，但是這些城市現在的環境情況已經大大改善了。北京的環境問題並沒有那麼嚴峻，我們已經以最快的行動來應對這個問題了。」
然而，經過我二十多年對於中國環境問題的思考與報導，我意識到中國的環境問題並不能簡單的與美國的環境相比較，這種比較雖不是完全錯誤，但卻是誤導。現在中國面臨的環境問題的挑戰規模和範圍與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是截然不同的。例如，人口對於環境與資源的壓力都不能相提並論。雖然兩個國家的國土面積大致相同，但是從1962年到1982年，美國人口大約從1.92億增長到2.32億；到1982年，中國的人口已經首次突破十億，現在已經超過了13億。
與美國情況的不同還體現在，中國的環境退化與人口的增長並不完全是由這十幾年經濟的快速增長而造成的；而是他們無數次的對森林砍伐和土地退化的情況下造成的，這毀壞了中國超過兩千年的休養生息。早在二十世紀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早期的鄧小平倡導經濟改革之際，中國就已經面臨了環境災難。曲格平是第一任國家環境保護局的領導，他曾在1999年出版的《中國環境管理》一書中，描述六十年代的環境：「很多地方都被陰霾、污水或垃圾污染了，礦產也被無休止的開發，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同時還嚴重破壞了地質和地貌。生物資源，特別是森林受到嚴重破壞，造成生態失衡。這些都是我國自然環境的巨大破壞。」
更加重要的是，中美兩國的環境保護機構也是完全不同的。和美國一樣，中國在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大會之後開始建立了許多環保機構和制定了一些法律。但是中國的透明度、官員問責制和法規都不夠完善，這些卻恰是美國環境保護中流砥柱的相關措施，在中國這卻成了逃避的主要問題，而其到今天還在逃避。儘管中國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北京仍然限制其透明度，例如：拒絕透露2006年的土壤調查結果，並稱這是「國家機密」；它控制司法機構，從而限制環境訴訟的數量；中國幾乎很少提供一些公眾可以參與討論與決策制定的制度化手段。
然而，在另一個重要的方面，中國正在步美國的後塵。二十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在美國公民意識下的一個產物是建立非政府組織，如環境保護基金會和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驅使美國政府採取更嚴格的環保法律和法規。今天在中國有成千上萬個非政府組織的環境保護組織，許多與美國同行一起迫使當地官員透露準確的污染統計數據，同時與中國的記者合作，調查貪污，並推出公共活動來反對那些違反環保法律法規的企業。中國的民眾也都積極的參與環境的維護。每年中國動盪的最大來源就是超過18萬次的環境示威遊行者。
中國的新領導人正在努力的扭轉環境局面，但解決之道仍離不開陳舊的套路：一切自上而下制定數量目標，從鋼鐵廠的數量到路上汽車的數量；盲目相信科技能夠解決一切問題：以及讓地方官員為提高環境質量負責。領導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陷於問題之中去思考問題，中國人卻在跳出這種固定的解決問題的方式。雖然北京可以要求從上而下改變，中國人卻在尋求從下而上的解決之道。這種自下而上的壓力正好是美國政治傳統的最好應用。
Elizabeth C Economy是亞洲研究外交關係委員會C.V.斯塔爾高級研究員兼主任。她是研究中國國內問題、外交和中美關係的專家。是獲獎作品《變黑的河流：中國未來的環境挑戰》一書的作者。她在Asia Unbound上開有博客，所以這篇文章最初出現在她的博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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