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0年到現在的20多年來，中國對西方強國在三個階段內進行了高頻度的採購外交，分別是1990∼1994年，1997∼1999年，2004年至今。結合中國在上述三個時段中所處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我們不難發現其背後的動機。（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4年01月29日訊】《真實的江澤民》第九章 貪戰
第四節 日漸成熟的誘惑技巧 巨大的道德漏洞
中共統治下的中國與西方民主國家由於政治體制截然不同，國家運作的模式也存在一個根本的區別：前者以維持中共政權為最高目的，一切政策都是為政治服務的，經濟政策、外交政策等也是為了維持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中共為了其政治利益，可以犧牲其它任何利益。後者則相反，國家運作以為民眾服務為中心，政府強調經濟發展，其目的也是為了使民眾過得更好，西方國家政治利益服務於民眾利益、經濟利益。
所以，從根本上講，中共的經濟、外交政策的出發點是為一己之私的，而非為其民眾，甚至是損害民眾利益的。和西方相比，中共的國家運作模式有一個巨大的道德漏洞。
九十年代，江澤民及中共在得到西方的經濟輸血後，在國內的執政合法性得到暫時的延續。隨著錢包的日益增厚，中共逐漸獲得了一項與西方進行交易的關鍵要素：資本與經濟籌碼。中共的外匯政策使其對這些資本享有絕對的控制權，同時中共又勿需對中國人民負責，這使其在與西方的資本家和政要的交易和外交談判中可以隨心所欲的利用這些資本，從經濟利益上以「胡蘿蔔加大棒」的方式誘惑和迫使其他國家就範。如果別的國家在利益面前不能堅守原則，不能認清中共在道德上的敗壞，就陷入中共設下的套，放棄道德原則，作出損人利己的事情。
每當美國對華情緒趨於惡化時，中共的採購外交就及時跟進，通過大筆的訂單對美國利益集團構成影響，進而通過它們的宣傳和遊說活動平抑民眾情緒、對美國政府和國會施加壓力，形成對中共有利的影響，達到對美經濟外交的目的。
背後的動機
從1990年到現在的20多年來，中國對西方強國在三個階段內進行了高頻度的採購外交，分別是1990∼1994年，1997∼1999年，2004年至今。結合中國在上述三個時段中所處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我們不難發現其背後的動機。
1989年後，中共因「六四」對學生和平民開槍而遭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聯合經濟制裁和外交封鎖，一時間中國和西方大國間的高層互訪和多種渠道的外交聯結被迫中斷。中共的採購外交在中共的危難之際承擔起了「利益誘惑」角色，利用西方重利益的實用主義狀態，達成外交上破冰重任。1990年，中國一次性購買了90億美元的波音飛機。自1990年起連續5年，中國每年都會向美國派出至少一個大規模的採購團，以圖「購買」足以促進了兩國關係改善的貨物。對歐洲，中國在1991年和1992年分別派出兩個大型採購團進行採購，總額每年都達到10億美元以上。中歐關係因而得到金錢的修補，中德、中法間分別在1992、1994年實現高層訪問。1992年之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外交封鎖逐步瓦解，這其中中國的採購外交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第二個採購外交的高頻時段分布於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1995、1996年的臺灣海峽危機已經過去，而中國入世談判進入最後階段，美國是最重要的談判對手，也是中國入世的最大障礙。穩步增長的對華貿易逆差構成美國朝野的關注焦點。因此，顯示中國的誠意、安撫美國在貿易問題上的焦慮和牴觸情緒則成了當時中共對美採購外交的基本目的。1998年是美國20年來唯一沒有出現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雙赤字的年份，但中國仍連續3年向美國送上了年均40億美元的厚禮，沖淡了美國國內的反華氛圍，得以加入世貿。
近年來，中國同各國間的採購外交進入第三個採購外交的高頻階段。一方面是由於中國自身經過外國經濟輸血得以好轉，但更為直接的原因還是由中共「血汗工廠」的策略所導致的中國與西方國家間貿易順差格局的長期化、穩定化與擴大化。中共通過採購外交來平撫由中美貿易順差增長而帶來的美國民眾的反華情緒。所以中美採購外交頻數及總額分布同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增長率之間存在著較高程度的相關性，且採購總額會伴隨上一年的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增長率的升降而相應增減。
策略技巧日漸成熟
經過10多年的實踐，中共訂單外交中的策略技巧日漸成熟，採購效用得到增強。這種提高首先體現在對時間的把握上：中國訂單外交越來越注重通過延長採購外交的活動過程或是延長採購合同簽訂過程從而延長外交效用的作用時間，以增強影響力。早期的訂單外交通常一次性集中採購，時間最長不過1個月，那時因為當時中共內外交困，需要急功近利的結果來解圍。而近些年來則呈現為分批派團外出採購的方式。在首腦出訪的前後一段時間內，按照採購類別分不同批次先後前往目標國實施採購，從開始到結束有時竟能達到半年之久。
以2003年為例，從2003年11月12日第一批飛機汽車採購團開始行動，到2004年1月13日最後一批電信採購團簽署訂單，先後有4個採購團分批赴美，前後共跨越兩個月之久。值得注意的是在11月18日，美國政府突然宣布針對中國的針織布、晨浴衣、胸衣進口設置配額限制，而這一貿易糾紛恰好發生在中國採購團的採購週期內，因此中共政府便利用採購外交做出及時反應，暫時取消第二個大豆採購團的赴美採購。這樣一來就給美國國內的農業市場造成很大壓力，來自大豆、小麥主產州的多位美國國會議員，包括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達施勒和美國全球棉花有限公司的總裁哲寧甘在內，他們共同向小布希政府施壓，最終促使美國政府做出讓步，幾週之後中國恢復大豆採購團的行程。
中共訂單外交策略水平玩出花樣的第二個方面體現在採購協議的簽訂方式上：避免直接簽訂大額協定，而是先簽署框架協議、意向協議，在此後的領導人互訪時最終簽訂合同。飛機採購單的簽訂通常採取的就是這種形式，從最初的有採購意向到最終簽訂合同通常要經過三四次的官方確認過程，前後時間可達兩三年，而每一次確認都需要雙方在外交和政治上共同製造良好氛圍，這樣就延長了中共控制兩國關係的時間長度和訂單外交的有效程度。
充分利用人類的貪婪
這樣，江澤民開創的訂單外交在對西方的外交中效果顯著。中共通過訂單外交迫使西方國家不能對中共採取強硬態度；同時也使得西方的一批政要和企業成為中共的支持者甚至是「促銷員」。
由於中共對美國的大規模採購使美國企業受惠，美國商會、美中企業家理事會、美中貿易企業聯合會等握有經濟實力的財團組織參與的企業聯盟積極為中共奔走。它們的遊說努力確保了整個20世紀90年代美國每年都延長其對華「正常貿易關係」。大型跨國公司對中共的幫助尤其突出，波音公司於1995年發起一項「對華貿易正常化計畫」，以推動中美貿易關係長期穩定；它們還利用自己在地方上的影響力推動各州政府和議員出面支持同中國的貿易關係，相互之間甚至有分工和協調：波音公司負責華盛頓州和堪薩斯州，摩托羅拉公司負責得克薩斯州和伊利諾伊州。
1999年10月江澤民訪問英國時，向英國獻上了大約40億美元合同的誘惑。隨後，江澤民訪問法國。法國總統希拉克在此之前已多次嘗到了中共訂單外交的甜頭，於江到訪前向中國駐法大使吳建民表示，既然中國對英國送了大禮，希望中國對法國也能有所表示，不然他不好向法國人民交代。
為安撫和尋求法國在國際事務上對中國的支持，江澤民拍板了中國和空中客機集團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的飛機購買談判，作為訪問法國的禮物。江並參觀了法國的高速鐵路，表現出對購買法國高鐵技術和設備的興趣。法國總統希拉克在記者招待會上興高采烈的說：「江澤民已經作出了一項令我十分感激的決定：購買空中客車工業公司的8架Ａ—340大型飛機、20架Ａ—318和Ａ—319飛機。這是一筆價值150億法郎的大買賣。」他接著說：「我向他說明瞭如果中國要購買法國的高速火車用於中國方面已計畫興建的北京—上海間的高速火車線路的好處。」江得到的回報是法國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支持。
希拉克在任上訪問中國四次，每次均率大隊商界高層代表團，每次都和中國簽訂大宗銷售合同，以致於被媒體稱為「超級推銷員」。2004年10月希拉克訪問中國時，除帶來法國空軍特技飛行隊外，還率領了另一支「戰鬥編隊」，即4位部長和52位法國工商企業老總。在短暫的4天中，中法雙方迅速簽下了近70億歐元的合同，其中包括中國對法國空中客車集團26架飛機的訂單，以及法國核能集團AREVA向在中國投標新核電站的項目。不僅如此，中共也有了機會在購買波音飛機或法國空中客車的決策中不斷的同美國和法國玩上了外交訂單遊戲。因為大筆款項的誘惑，這樣的遊戲可以說是屢試屢爽。
中共也將這種利益誘惑拓展到了軍事範圍。美國國會中美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2011年度報告中報導，中國利用美國的退役將軍來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報告指出，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組織（CAIFC）系解放軍總政治部對外聯絡部的外圍組織，支持成立了「三亞倡議」（The Sanya Initiative）。「三亞倡議」的美中退休將領交流活動會邀請退休的美國軍官到中國參訪。中國通過「皇家旅遊」的方式，向這些美國特別訪客提供在中國做生意或者合夥的機會。而這些退休軍事人員將中國官方的文宣和政策信息傳遞給美國國會和五角大樓，併進行遊說工作。
中共不光是利用貿易關係來改進與別國的關係，更是在訂單外交上附加上自己的政治目的，如迫害人權等，讓別的國家在獲取利益時，直接成為中共的同盟者。
自江澤民起，中共將「用經濟利益換取政治利益」的訂單外交招數使用得爐火純青，誘使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政治家、企業家、商會、遊說客等為經濟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人權原則、普世價值、社會道義、國際公益。這對國際社會道義原則和國際公益運作標準的破壞是十分危險的。雖然在短期內，人權的被剝奪主要發生在中國，還未波及到美國和歐洲，但從長期效果上看，「為利喪義」的短視行為正逐漸敗壞著整個人類的道德觀，最終必然會影響到西方社會的民主、自由、價值觀和政治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