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2月24日訊】題記：《草木篇》事件早於反右鬥爭前半年，中共用此亊釣魚，被釣到的右派份子不少於一萬多人。四川文壇的俊秀幾乎一個也沒有跑掉，五十七年後的今天誰還知道這血淚斑斑的歷史？
「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這句話有人說出自諸葛亮之口，但難以考證。反正四川是個一當國家有事，總是最先鬧起來的省份。推翻滿清的第一槍，保路同志會就始於此，之後才有武昌起義。想不到「毛偉人」的反右鬥爭也是在這裡初見端倪。
一九五六年七月，時年二十四歲的流沙河先生，被視為有創作前程的青年作家，被派往北京參加中國作協舉辦的「全國青年創作講習班」，十月學成歸來。在從北京回成都的火車上他心情特別好，倚窗凝思，信筆寫下了沿途所見景色的《草木篇》。用白楊、仙人掌、籐、梅、毒菌等植物，直抒胸臆的一組極平凡極一般的散文詩，故寫好後一直棄置未予理睬。
一九五七年一月《星星》詩刊創刊，恰好有一空白，詩刊負責人白航叫他再選一稿，他翻遍來稿找不到合適的，便將這篇棄置的《草木篇》作了補白。卻未想到這篇極其普通的一組散文詩，竟然在全省以致全國引起軒然大波，成為四川文壇一件重大事件。據悉，為這組散文詩被劃成右派的不下萬人，農、工、兵、學、商，老、中、青、少，比比皆是。
筆者不但名列榜首，還是流沙河七人反黨小集團中的骨幹分子。（又傳說是「偉人」在全囯最高國務會議上的插科打渾話：兩條河，再加五個年青人正好七人，不是新七君子嗎？）我們這七人除流沙河先生一人留機關監督勞動外，其餘六個人，一個比一個慘，一個比一個烈。
儲一天被判處死緩，囚於大竹監獄，一九八二年才獲平反；石天河被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長期關押在雷馬坪農場，一九七九年才得以昭雪；丘原被開除公職後，關押於成都寧夏街市大監，一九六四年用剃胡刀割斷股動脈自殺；遙攀開除公職送回老家管制，後死在獄中；茜子被判處十年徒刑，關押於成都勞改隊，一九八〇年平反回到單位；我（曉楓）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因不認罪反改造，被判刑整整二十年，一九八〇年底才平反回歸報社。
除了「七人反黨小集團」外，還有「四川省文藝界二十四人反黨集團」。他們是自貢市文聯主席張宇高、詩人李加建、王志傑，川大的學生華劍、成都二師學生徐航、四川印刷廠工人瀋鎮、萬源縣某廠宣傳幹事萬家駿、星星詩刊主編白航、編輯白堤、四川人民出版社編輯楊干廷、紅領巾雜誌社編輯羅有年，還有我連名字都不知道的李遠弟、孫遐齡、張望、許君權、李明雋、楊光裕等等，再加我們七人。這些人都是當時在四川文壇剛露頭角的文學精英，只因為對《草木篇》批判發了點不同的聲音，就成了萬劫不復的罪人，埋葬了一生。
到底《草木篇》是不是一組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詩？有多麼反動和惡毒呢？現我將原文抄錄如下以供大家觀賞：
草木篇
流沙河
寄言立身者，勿學柔弱苗。
——唐：白居易
白 楊
她，一柄綠光閃閃的長劍，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藍天。也許，一場暴風會把她連根拔去。但，縱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誰彎一彎！
籐
他糾纏著丁香，往上爬，爬，爬……終於把花掛上樹梢。丁香被纏死了，砍作柴燒了。他倒在地上，喘著氣，窺視著另一株樹……
仙人掌
她不想用鮮花向主人獻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園，也不給水喝。在野地裡，在沙漠中，她活著，繁殖著兒女……
梅
在姐姐妹妹裡，她的愛情來得最遲。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誘蝴蝶的時候，她卻把自己悄悄地許給了冬天的白雪。輕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別的花不配被白雪撫愛一樣。在姐姐妹妹裡，她笑得最晚，笑得最美麗。
毒 菌
在陽光照不到的河岸，他出現了。白天，用美麗的綵衣；黑夜，用暗綠的篝火，誘惑人類。然而，連三歲孩子也不去睬他。因為，媽媽說過，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就這麼一組不足四百個字的散文詩，毛澤東竟用了一萬多條年輕、美麗、瀟灑、活潑的生命去陪葬。歷史啊，該怎麼評說？
為什麼一組小詩掀起這麼大的狂瀾？究其原因，就是共產黨長期推行「階級鬥爭」和「一黨專政」的惡果。據省文聯「草地」雜誌編輯、本事件的當事人和目睹者，茜子先生說：四川省文聯是文人成堆的地方，詩人、作家、評論家像蚊子一樣的多，粗劣同室，熏猶一器，難免沒有忌妒，沒有爭寵。
加之那些年總搞政治運動，對知識份子不斷進行所謂的思想改造，你提我意見，我提你意見，你批我眼晴，我揭你耳朵，相互結下不少恩恩怨怨。流沙河在這些人中，性格較為坦誠直率，不知不覺傷害了一些人。比如一九五五年「機關肅反」他曾作為「打虎隊員」看管過丘原、茜子（後來，他公開向兩人道歉，才和好）。在一次團支部改選支委的會上，他公然這樣說：「今天選出的五個支委我不同意，首先我反對三個人。第一個是我，因我不夠條件作支委；第二個是傅仇（詩人），因為他是國民黨的警犬（傅解放前為生活所迫，當過國民黨水上警察）；第三個我反對席向，因為他是國民黨打手（席解放前參加過三青團，並出任區分隊長）。」搞得會場僵持，大家都下不了臺，要不報復你才怪！
他的小詩《草木篇》發表後，並不為讀者稱道，卻引起仇人們的注意。認為他是用詩在罵人，便對號入座，當然就怒火中燒。在那個政治充塞一切、取代一切的魔鬼歲月，誰都知道打倒對手和報復對手的最好辦法，莫過於上綱上線。於是，那些被他罵過的、嘲弄過的人，不滿與忌恨他的人，紛紛向文聯領導告狀，有的還寫成書面材料向省委宣傳部告狀。說他用詩攻擊黨，攻擊社會主義，謾罵領導和同志。加油添醋，惡意中傷。說詩中的白楊寫的誰，籐、毒菌又寫的是誰，仙人掌、梅花又比喻誰。總之和歷次政治運動聯在一起。
共產黨的領導最喜揪辮子整人，這樣既可顯示他的能耐，又可建立他的威信。正如奴隸主不揮鞭子抽奴隸，就不呌奴隸主，屠夫不殺人便不算屠夫，現在有了獵物當然不會放過。對《草木篇》的批評開始在文聯內部，討論批評，漸次擴大到社會。人都有表現欲，只要認為能出名得利，又得表現自已緊跟政治形勢的事，誰不勇敢？用句成語叫「痛打落水狗」，用時興名詞叫「立場堅定」。
《草木篇》的事情越鬧越大，波及全國報刊，引起各方人士的關注。對四川省如此過火作法，反應較為強烈，使省委宣傳部有點進退維谷。當時主管四川文藝的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李亞群，向省委書記李井泉作了匯報：怎麼辦？
李井泉是個極左份子，毛澤東豢養在西南的一條惡狼。他對毛澤東的招數心知肚明，極為瞭解。毛澤東遠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廿一日到十一月九日的20天時間內，在中共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的十三、十四次擴大會議，討論波匈事件及有關問題時，就聲嘶力竭地說：
「波蘭、匈牙利出了亂子。匈牙利有那麼多反革命，這一下暴露出來了。比如說，像我們這樣的人，可能犯錯誤，結果斗不贏，被別人推下去，讓哥穆爾卡上臺，把饒漱石抬出來。你說有沒有這種事呀？我看一千年、一萬年以後還有的。」「每逢颱風一來，下雨之前，螞蟻就要出洞。它們‘鼻子’很靈，懂得氣象學。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些螞蟻出洞。這是黨內的動搖分子，一有機會他們就要動搖。」「黨內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滋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
李井泉認為《草木篇》是「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的政治鬥爭信號，於是大筆一揮：堅決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草木篇》批臭」。筆者曾於一九七四年逃亡中，去李亞群家探視。當時他已被打倒，臥病在床。談及往事，他後悔不迭，說：「過去我們對年輕人處理太重了，把人家送到公安局去，現在要都要不回來。我管文藝，事事得聽李書記的，他叫批誰，我敢不批麼？當然我也有責責啊！」
主人有令，奴才敢不行動？一時、黨棍、打手、嘍囉、走狗，以及那些一貫奴顏媚骨的無恥文人和天生的討好上司的戰將，一個個磨拳擦掌，勒袖張臂，情緒亢奮激昂，紛紛操刀握筆殺上陣來。翻開省內各報刊，篇篇都是聲討《草木篇》的文章，連篇累牘多如妓女的月經布。「大路不平旁人鏟」。
知識份子自來有民主自由的天性，特別是年輕知識份子，更有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大無畏精神，對不公平的事敢於頂抗！大多數人認為對《草木篇》的批判不實事求是，有失公正，是粗暴的行政手段干預文學創作，紛紛發言或寫文章進行反擊。愈反擊壓力愈大，壓力愈大愈反擊，到應了「偉人」一句話，「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鬥爭」。這時，共產黨使出了慣用的殺手鐧：查流沙河的三代，查支持《草木篇》的人。
「流沙河出身地主惡霸家庭，行七，解放後父親被鎮壓，有‘七少爺’之稱。」（真實情況是：流沙河，本名余勛坦，四川金堂縣城關鎮人。一九三二年生，屬羊，家庭地主，本人學生，解放前夕曾參加學生進步活動。其父曾任囯民黨鄉長，鎮反時被殺。）再一查這些支持者，絕大部分對黨和社會主義懷有二心。立馬，文藝批評上升到政治問題：「流沙河對共產黨有階級仇恨，有殺父之仇」等等，這不是明明的整人嗎？我們（丘原、茜子、遙攀、石天河、儲一天、曉楓）天不怕，地不怕，不屈不撓。不僅公開寫反駁文章，還組織認識的人寫，形成了一股對抗的潛在勢力。亊情越鬧越大波及全國。後來毛澤東怕影響他「引蛇出洞」的大局，才《在全國最高國務會議上誁話》作了掩飾：「四川還有個流沙河，寫了個《草木篇》，那是有殺父之仇的人……我們要團結一切人，包括有殺父之仇的流沙河，也是我們的團結的對象（見舒蕪口述自傳）。」
在「偉人」講話前，也是批判《草木篇》的第一個高潮的時候，我經常去文聯看望安慰流沙河。有個晚上，我在他和方赫同住的宿舍看他，他一人在流淚哭泣。我驚愕地問：「沙河，怎麼了？」他說：「曉楓，我申請退團了。」說著，將早已寫好的退團書給我看：「親愛的團組織，當我舉手向你宣誓時，我沒有想過要離開你，但我現在不能不離開你。我受不了，真的受不了啊！我到底有什麼錯？那樣的批我整我……」「沙河，在這個時候你不能退團啊，天大的事也會說得清楚，何況一首詩嘛。沒有攻擊誣蔑黨就沒有攻擊誣蔑黨，怕什麼？何況對你的批判好多人也不同意。」我冷靜地勸導他和開導他，他從悲憤中回思過來說：「曉楓，報上天天批判，文聯大小會批判，團內還要開會鬥爭我，叫我交待這樣那樣，要我不是團員至少能少一層批判鬥爭。我想拒絕但拒絕不了，我退團主要想求點安靜。」「你這想法就是錯誤的，不能為了逃避鬥爭就採取退團的辦法，這是多愚蠢的辦法。」我說。幫他分析利害得失：「這樣別人更會找你岔子，說你存心對抗黨對抗組織。」
他對我的分析幫助不置可否。在離開他的宿舍後，我立即去找了省文聯黨組書記常蘇民主任。他是文聯的主要負責人，一位黨內的老知識份子。他心地善良，對人和藹，對客觀事情有自己的見解，特別愛才惜才，平常對我印象不錯。此時夜已很深，他見我此時跑來找他，大睜著一雙眼睛問：「曉楓，有什麼急事？」我坐到辦公室的沙發上，把流沙河退團的事向他作了匯報。他聽後半響沉默不語，低低嘟噥著：「這些人也搞得太過分了，不就是一首詩嘛。」然後向我說：「你去勸勸沙河叫他不要退團，又不是天大的事。過去延安整風比這還厲害，不僅開會批判鬥爭，還抓人哩！我就被整了半年。你們年輕人氣盛，受不了一點委屈。幹革命不受委屈不行啊！運動運動，都是一陣風，風吹過了就春暖花開了。」他說到這裡微微地慈祥一笑，拍拍我肩頭繼續說：「你告訴沙河，叫他一定不要退團，到時候我會說話。」不知是常蘇民主任說了話還是毛澤東講話的傳達發生了作用，對流沙河的批判漸次緩和了下來。不久全國召開了宣傳工作會議，正式提出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中共中央決定在黨內開展「整風運動」。
政治氣候的寬鬆，給文藝界反對「公式化、概念化」增添了新的勁頭。全國報刊開始變換腔調，對「左」的觀點發起反擊。省內也一樣，更多的人站出來寫文章反對對流沙河《草木篇》的粗暴批評，雙方交戰十分激烈。省文聯頻頻召開座談會，使得省委主管文藝的宣傳部副部長李亞群先生下不了臺。
在一次座談會上我們直問李亞群：「本來是個文藝上的思想認識問題，為何要採用內部發文件、髮指示的辦法，把流沙河同志一棍子打死，不准報刊登反批評的文章。這是違反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的作法，請問這是誰的批示？」與會者不少人也跟上，問得李亞群啞口無言，左顧而言它。
我們舒心暢意，逞一時之快，卻不知「偉人」早張下羅套：「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見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事情正在起變化》）流沙河面對各種批評一直沉默不言，我幾次提出採訪，他都拒絕。不久《文匯報》記者範琰先生來到成都，在一次座談會上他終於作了長篇發言。他發言的中心是闡述他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極為不滿，反對文學創作藝術與政治等同起來，反對用行政手段干預文學創作。此一時間李亞群副部長和文聯一些領導人，相繼在座談會作了某些道歉和自我批評。我們卻窮追逼問：到底是誰作的指示批判《草木篇》並定調為毒草？
第一輪圍剿《草木篇》的高潮一下掉進谷底，我們這些不諳世事的年輕人和那些錯判勢態的專家、教授、文藝理論者們，一下士氣大漲，在所謂幫助共產黨「整風運動」中紛紛「自投羅網」地跳了出來，對批判《草木篇》的黨棍與打手來了個反擊。正當我們揚眉吐氣得意的時候，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一時殺戮之聲不絕於耳，省內報刊一夜變臉。
凡是支持過或反對過《草木篇》批判的人，無論你是黨員還是幹部，是專家還是學者，是年過七旬的白髮老人，還是黃毛未褪的十五歲少年，也無論是男是女，是尼姑還是和尚，均被劃成右派份子。
七十歲的川大中文系主任張黙生說了句公正話「詩無達詁」，也沒有逃過厄運。時年十五歲的巴蜀才子魏明倫向《文匯報》寫了篇不平則鳴的短文雖未發表，也戴上「鐵帽」。筆者好友嚴家偉先生在整風中為《草木篇》發表了幾句感想，竟判刑十五年。
我們成都日報社文藝組同組的編輯楊蓓、邱乾坤，在批判《草木篇》的高潮時去採訪老作家李劼人（《死水微瀾》作者），文章中實錄了李老一句話：流沙河、丘原、曉楓，是未來四川文藝界有才華的青年作家，請黨愛護他們。雙雙均被打成右派，鬧得家破人亡。例子多的是，真叫罄竹難書。
據有關方面粗略統計，為《草木篇》而淪為右派的，全省以至全國不少於一萬多人。流沙河受不了這鋪天蓋地的萬炮轟擊，外逃西安去戈壁州處避風。行前留給我一首小詩：「今夕復何夕，亡命走關西。曲悲遭千指，心冷橫雙眉。狂風摧草木，暴雨打螻蟻，逃死奔生去，焉敢料歸期。」
我曾回過一首：「霜重壓百卉，狂風吹雁行。淫雪不恤竹，刀劍豈憐英。文章千古事，自有後人評，無語雲天望，長安有故人。」
當然，他和我的這兩首詩，都成了反黨鉄證，裝入個人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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