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3月02日訊】扶，還是不扶，這本來不該是一個問題，如今卻成為問題。
不妨細究下去，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道德問題，還是技術問題？無疑，大多國人的答案都傾向前者，而且由此形成了一種思維慣性或者說惰性：一旦事故爆發，針對路人與圍觀者的道德批判便蜂擁而至，控訴社會冷漠的悲聲更是不絕於耳，有時，批判者甚至不問青紅皂白，不計事故真相，出手就是一記道德重拳，直掏心窩。
梁婭之死的輿論反應，堪為佐證。
2月17日上午10點29分，35歲的IBM深圳公司管理人員梁婭暈倒在深圳地鐵蛇口線水灣站C出口的台階之上，並保持這一姿態長達50分鐘，直至11點18分，深圳市急救中心工作人員到達現場，發現梁婭已經死亡。此間，無人相扶，無人急救，在梁婭通往死亡的路上，沒有一絲愛心與溫情。
這些冷硬的細節，足以使批判者大發宏論：梁婭的死因，不是疾病，而是道德；梁婭事件，是社會道德冷漠之必然，社會良知喪失之惡果，是社會之殤，人心之痛……
多麼熟悉的腔調，多麼熟悉的情懷。正如呼籲法治、民主，可謂「政治正確」，批判社會冷漠、良知淪喪，可謂「道德正確」。正確的言辭，誰都會說，誰都願意說。不過，當我們所遭遇的問題，不是，或者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問題，「道德正確」的批判難免流於空談，甚至淪為一種病毒，麻痺了人心而敗壞了理性。
梁婭之死，的確折射了人心的冷漠。根據監控視頻，在她倒地之後三分鐘，共有七人路過，這些人顯然都注意到了她的慘狀，卻無一伸出愛心之手，而是退避一側，生怕被事故牽連。直到10：32，才有一對男女施與救援，「女孩俯下身去拍了拍梁婭」，男子走進地鐵站求助。那七人的冷漠，自當受到批判。只是，縱觀梁婭死亡的全過程，可以斷言，哪怕第一個路人，一位中年女子，在梁婭倒地後一分鐘，便向地鐵工作人員反映情況，恐怕都難以改寫悲劇的結局。
10：35，地鐵工作人員趕到現場；11：04，民警趕到現場；11：18，姍姍遲來的急救人員趕到現場，將梁婭抬到地鐵口有光線的地方。檢查發現，梁婭已經死亡。有待反思的恰恰是這一段時間，這異常寶貴的43分鐘，為什麼地鐵工作人員與民警沒有對梁婭採取任何急救措施。他們的理由是：「不清楚梁婭當時的狀況」，不敢亂動，等待專業的救護人員到場。事實上，地鐵工作人員曾詢問梁婭是否需要幫助，「死者當時能動，但不能發出聲音」，如此，要梁婭怎麼表示，才能得到急救呢？而且，11：08，曾有一位老人示意地鐵工作人員實施急救，「從監控視頻看，他的兩個手一直在做往下壓的動作」，可惜他的提醒未被採納。
事後，市民質疑「地鐵站的人不懂一點急救常識嗎？」如當日天冷，不該讓梁婭躺在地上，寒氣入體，加劇病情。我以為這一質疑，當可成立。地鐵工作人員與民警縱然沒有急救之責，卻有必要掌握這些急救知識，甚至這應該納入我們的日常教育。
因此，我不能同意，將梁婭之死歸罪於道德，相比之下，這更是一個技術問題。如果地鐵工作人員和民警懂得急救，敢於急救，就像一位中醫理療館的工作人員表示，假如她們在現場，第一時間急救，「馬上扶起來，拍背掐人中，餵點糖水」，也許可緩過來。退一步講，不論能否緩過來，都該嘗試急救。
技術問題的背後，暴露了國人急救知識的欠缺。在中國，急救知識普及率僅有1%，一些發達國家則達到了10%。我看過一組數據：美國每4人就有1人具備基礎急救知識，新加坡每8人就有1人、悉尼每20人就有1人接受過急救知識的專門培訓；澳大利亞每百人就有1至2名急救員，新加坡每5人就有1名急救員，美國西雅圖每3人就有一名急救員。
強調技術建設，並非貶低道德建設，這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關係。然而我們必須注意到，道德批判風靡一時，效果未必見佳。我們時時刻刻、聲嘶力竭，討伐社會冷漠、良知淪喪，那麼社會溫暖了麼，良知復甦了麼？有時，所謂道德批判，只是用於掩藏自己的冷漠與怯懦，通過對他人的批判，搶佔道德制高點，沈迷於一種虛幻的道德感，隨之遺忘了自身的幽暗。這樣的批判者，倘從倒地的梁婭身邊路過，其反應，也許如他們所批判的那七人一樣，不是俯身攙扶，而是退避三舍。
就梁婭之死而論，一味張揚道德批判，不僅誤導了公眾的視線，還可能妨害我們從中汲取教訓：在霧霾漫天、災難遍地，同時冷若冰霜、人心惟危的今日中國，急救、逃生、防範性侵害等知識的普及，才是當務之急。這些教育，必須從孩子做起——其實他們已經有所覺悟了，有一回我帶十歲的康蛀牙去書店，在葉聖陶《怎樣寫作》與克里克·斯圖爾特《逃生背包》之間，他選擇了後者。現在想來，真是令人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