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蜀文字現身
李學勤先生說過：古文字的解讀"是學術界的重大課題。世界上已發現的古文字"目前完全沒有解讀的，業已寥寥無幾。先秦文字除了漢字，可以確定的只有巴蜀文字。如果能夠解讀出來"必將對歷史文化研究有較大幫助。近年從出土文物中發現的巴蜀文字，大致屬於古蜀開明王朝的特殊產物，其時代主要是戰國。二十多年來，許多學者曾作過不少研究，迄今至少可以區別出三百多個不同的字元；但明確解讀出來的為數極少。
巴蜀文字是一個客觀存在，應當不算什麼新發現；可是古人卻長期視而不見，任其在鼻子底下溜走。例如，清道光時馮雲鵬兄弟編印的《金石索》卷二，著錄了一件先秦「夔戈」的三字銘識，還按古漢字解讀，寫出了釋文。其實那是一件蜀式無胡銅戈，上面刻的正是三個巴蜀文字。金石家其所以作出錯誤判斷，大概是受了西漢揚雄所著《蜀王本紀》的誤導。此書業已亡佚，晉左思《蜀都賦》劉逵注曾經摘抄了一段，在歷數蠶叢、魚鳧、開明等蜀王之後說：
是時人萌（民）椎髻左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
《太平御覽》卷一百六十六摘抄的則是「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這段記載對後世影響很大。按書上所說，那時蜀人文化很低，似乎根本沒有文字。為此，直到20世紀初，許多學者也不肯相信，天下居然還會有一種巴蜀文字存在。在1921年前後，成都北郊白馬寺、壇君廟一帶，忽然出土一批古銅器，上面刻有特殊的紋飾和圖符，當時不少金石家興奮地認為，那可能就是人們盼望已久的夏代文物和文字。早期收藏在四川萬縣一個鄉村寺廟裡的錞於，後來藏入華西大學博物館，上面就刻著一些巴蜀圖像文字；1936年《華西學報》第5期曾作過報導，僅稱之為「巴文」。其後，抗日戰爭爆發，全國不少專家雲集成都，他們之中有一些愛好收藏的專家，對古董市場裡的白馬寺銅器頗感興趣。疑古派史學家衛聚賢先生，便是其中之一。1941年，他將購得的11類48件器物上的紋飾和圖符，公布在他所辦的《說文月刊》上。當時這位有眼光的學者，首先提出「巴蜀文化」一詞，意味著對巴蜀文字的肯定。可是他的見解，那時並沒有取得普遍認可；考古史家商承祚先生當即著文爭論，認為那是夏器和夏文，並且懷疑他買的是些假古董。
巴蜀符號
20世紀50年代以來，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進展。四川出土的戰國時期器物上，往往刻有巴蜀圖像文字，特別是彎曲的手掌與帶尾尖桃形的組合圖文，最為常見，被人們稱為「心手文」。那些巴蜀文字器物的出土地點，既有古巴人地域的重慶、巴縣、酆都、涪陵、忠縣、奉節、巫山、合川、渠縣、廣元、閬中、南充等地；也有古蜀人地域的成都、郫縣、灌縣、彭縣、新都、雙流、大邑、蒲江、綿陽、廣漢、什邡、綿竹、中江、三臺、樂山、峨眉、蘆山、滎經、峨邊、越嶲、西昌、犍為、宜賓、瀘州等地。這些巴蜀器物大都有著共同的文化特徵；文字也是如此，從中看不出巴與蜀有多大的區別。此後，在鄂西、湘西、陝南都曾發現巴蜀器物，上面也帶有一些巴蜀文字；連上海博物館也有此類器物的收藏。
學術界對於巴蜀文字的認識，是一步步在深入的。由於20世紀50年代，在巴縣冬筍壩、廣元寶輪院等巴地率先發現戰國船棺，其中出土一大批巴蜀文字器物，內涵相當豐富；於是「巴族文字」便掛在學者們的嘴邊。如佟柱臣先生以為，蜀這個方國，因為地近中原，很可能自己未造文字，直接採用商人的文字。但巴族卻有自己的文字。徐中舒先生深信《蜀王本紀》中蜀人不曉文字那段話，不贊成衛聚賢把四川銅器上異於中原的文字系統，都當作巴蜀文化；斷定「如果這些兵器上不可識別的繪畫就是文字，那也應與蜀無關。」所以他也把那些文字稱為巴文，並與「麼些像形文字」（今稱納西族東巴像形文字）作了比較研究。鄧少琴先生認為，既然已經發現了巴人使用的像形文字，那就與《蜀王本紀》的說法有了出入。不過這種巴文，還是處於最初創字階段，有些有如圖畫，推想它與漢字的構造，可能具有一些共同基礎。蒙文通先生則以為：「古代人民都是從不曉文字到後來才曉文字，只是要問什麼時間不曉文字」。他舉出《說文》「巴蜀名山脅之堆旁著欲落墮者曰氏」，指出「氏」字就是一個巴蜀的字，而且還是起於巴蜀很早的字。童恩正君的意見是：「當巴蜀兩族進入階級社會以後，文字的出現和使用，應當是帶有必然性的。」中原文字，在巴蜀境內亦應有所流行。「與此同時，在春秋戰國時代，本地還有另一種文字，這可能是巴蜀兩族自己的創造」。
最早發現的刻在巴蜀器物上的文字，多數是些圖畫、圖像，因此他們究竟是不是文字，就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李復華、王家祐二君指出：它們絕大多數是些具體的實物圖像，沒有動詞、形容詞、接續詞，也沒有數目字，似乎不能構成文句，可能是一種類似傳統吉祥話語的東西，用以看圖解意。為此，二君稱之為「巴蜀圖語」。孫華君提出，文字是由物件記事、符號記事、圖畫記事引導出來的，但這些物件、符號、圖畫本身並不是文字；它們只起備忘作用，而不能完整記錄語言。所以他把器物上的圖像文字，稱為「巴蜀符號」，而不認為就是文字。他所舉「巴蜀符號」不是文字有三點理由：一是它的數量、種類太少；二是圖形極端紛繁和不規範；三是與漢字共存。由於產生時代既晚，流行時間不長，而且漢字業已在巴蜀流行，因此「巴蜀符號」不可能、也無必要向文字演變。
1972年11月，四川郫縣獨柏樹發現一件虎文長胡青銅戈，援部刻有一行銘文十餘字。童恩正君認為：「戈上的文字，無疑應該是巴蜀文字。」這種文字是方塊字，而非拼音字；是直行，而非橫行。它和漢字一樣，應屬於表意文字的範圍，而且還經歷了相當長的發展歷史，完全脫離了原始的像形階段。」其後，在郫縣張家碾、新都、什邡、峨眉符溪和渠縣、萬縣新田，又先後發現了相同類型的文字戈。實際上，早在1959年，湖南常德德山26號戰國墓中，即已發現此類巴蜀式戈，上有巴蜀文字十餘個，當時以為是一種早期的楚文字。近年，又在湖南桃源、長沙、陝西紫陽白馬石等地，發現了類似的巴蜀文字戈，使這種脫離了像形而走向符號化的巴蜀文字，累計數字超過了60個。
二、巴蜀文字的分類和討論
綜合以上重要發現，李學勤先生將巴蜀文字分為甲乙兩類：稱所謂「巴蜀圖語」或「巴蜀符號」為「巴蜀文字甲」；稱脫離了像形而走向符號化的巴蜀文字為「巴蜀文字乙」。他說：「巴蜀文字乙是一種文字，研究者是公認的；而巴蜀文字甲是不是文字，還有人在懷疑。其實，《四川船棺葬發掘報告》已提供了回答這一疑問的依據」。他舉出巴縣冬筍壩50號墓出土的三枚帶日字格的半通印，其中編號為m50：14、m50：15的兩枚是漢字印，印文皆為「中仁」；而m50：39那枚印文卻是屬於「巴蜀文字甲」的兩個字，這顯然只能理解為文字了。他指出：「巴蜀文字甲」裡的文字元號又可分兩種：一種是常見的、重複出現的，比較簡化，可各自獨立，可能用以表音；另一種不常見的，比較複雜而像形，如動物、植物或人形，可能用以表意。李先生又指出：郫縣獨柏樹、萬縣新田的巴蜀銅戈上，胡上既刻有「巴蜀文字甲」銘文；而援部還另有一行「巴蜀文字乙」；可見「巴蜀文字乙」不大可能是「巴蜀文字甲」的草體。
段渝君同意李先生的看法，認為巴蜀文字按其特點可分兩系：一為方塊表意文字，（巴蜀文字乙）；一為符號像形文字，（巴蜀文字甲）；郫縣、新都、峨眉、萬縣和湖南五件銅戈銘文，還是相當進步的方塊表意文字。至於符號像形文字，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直觀象形，比較複雜，暫稱符號i；一類是抽象符號，比較簡化，暫稱符號ii。符號i又有5種單符：a型為動物或動物的部分軀體；b型為植物及其部分；c型為器物；d型為自然景觀；e型為人物或人體的一部分。符號ii則似從符號i簡化而來。他認為表意文字當早於那些符號。
三星堆玉器圖文
錢玉趾君對成都百花潭戰國墓出土的銅鍪蓋上外圈三組圖紋，進行了仔細觀察，同意孫華君判斷其不是紋飾，而是有特殊意義的「巴蜀符號」。但他認為那是些以螺旋紋線為主的拼音字母，全蓋字母約有40個。根據那些音素.音節文字的形象，可稱之為「蠶絲文字」。通觀東方音素文字，如阿拉伯文字等，大都有此種特徵。錢君新論一出，立即引起普遍重視。魏學峰君不同意鍪蓋圖紋是拼音文字及「蠶絲文字」以為那是一組巫術符號而非巴蜀初文。但他認為許多巴蜀器物上的文字元號，應該都是些原始文字；與中原文字相比，更重視裝飾性，並常常與記事符號雜用。它應是巴蜀人在與中原同文以前所進行的創字嘗試。段渝君也認為鍪蓋外圈紋是不連續紋飾，談不上是「螺旋字母」和由此推衍出來的「蠶絲文字」；所提「拼音文字」之說違背常識，似乎古蜀人一開始就發明瞭高級階段才有的拼音文字。隨後，錢玉趾君又對郫縣、新都等地發現的銅戈等銘文加以研究，認為那是拼音文字體系的音節文字；因為與彞文相比，有著驚人的相似性，故推測古蜀語法是賓語在謂語之前的「左言」。如《金石索》卷二先秦「夔戈」三字，從左至右可釋為「虎（囉囌）戈用」，意即囉囌所用之戈。後來，錢玉趾君又提出，巴族文字和蜀族文字明確分成兩個系統。郫縣獨柏樹、萬縣新田和長沙銅戈銘文，有些字尚未脫離像形，當是巴族文字；而郫縣張家碾、新都、什邡、峨眉符溪和湖南常德銅戈銘文，已較符號化，有些字與彞文接近，當是蜀族文字。
三、巴蜀文字範圍的拓廣
上述巴蜀文字器物的時代，上限可至春秋晚期；下限為秦乃至漢初。但廣漢三星堆商代文化遺址出土陶片上，已發現有刻劃文字元號；二號祭祀坑出土石邊璋所刻圖像中間，也夾著一個文字。成都十二橋商代遺址出土的一件陶紡輪上，刻有二字，與二里頭文化紡輪上文字異曲同工。這些都比上述巴蜀文字更早"或許可以看作它的源頭。
八大山人朱耷臨岣嶁碑字
秦始皇消滅六國之後，開展文字統一運動，結果「車同軌，書同文」，巴蜀文字漸漸失傳。但是，既然曾經存在過這種文字，就不可能連一點遺蹟也未留下，在民間應該有一些蛛絲馬跡可尋。如衛聚賢先生在1941年將首批巴蜀文字公布於《說文月刊》上時，就曾附有岣嶁碑材料。岣嶁碑又稱神禹碑，相傳是刻在湖南衡山岩壁上的大禹治水紀功碑記，共77字；其字非篆非籀，無法釋讀，成為千百年歷史之謎。把它放在巴蜀文字一起，或許含有疑為巴蜀文字之意。李學勤先生論及新都蜀國青銅器時，也曾附帶提出岣嶁碑是不是巴蜀文字的問題。筆者隨後進行研究，發現明代楊慎、瀋鑒、郎瑛、楊廷相、楊時喬等按古漢字猜測出來的釋文，包括近來許多類似的努力，大都有牽強附會之嫌。根據此碑來歷，初由宋代蜀士何致刻留在奉節夔門觀和長沙岳麓書院，16世紀中在岳麓書院出土；現在流傳的拓本皆據以仿刻。據此等線索，此碑出自蜀中的可能性很大。若將碑字與當前發現的巴蜀文字相比，有不少字體相當接近；故岣嶁碑文可能就是巴蜀文字的遺存。近年在四川都江堰大面山岩壁上找到的石刻三字、明代在陝西嶓塚山發現的八字「禹碑」同樣都有巴蜀文字之嫌。
四川大學任乃強教授、省博物館王家祐研究員都曾指出：古代巴蜀巫師是知識階層人物，對文字的應用比較熟悉；本地巫術經典，也有可能用巴蜀文字書寫。秦滅巴蜀之後，在官方文化專制主義的壓制下，巴蜀文字瀕於失傳；好在東漢興起五斗米道，全盤接過巴蜀巫文化，包括文字在內；因此在道教秘文和印章中，還保留著巴蜀文字的孑遺。那些東西，在一般人的眼中，是些誰也不識的「天書」。經過兩位教授這樣的啟發開拓，巴蜀文字的源泉就擴大了許多。例如著名的道教「三皇文」、「覆文」和一些符籙，從中都不難剝離出一些巴蜀文字來。近年發現的道教三十六字銅印，印文可能多是典型的巴蜀文字。筆者還發現，著錄在南宋《嘯堂集古錄》上的「蜀嘉王鐵鑒」銘文十二字（《太平廣記》《蜀檮杌》所載稱為「神和子鏡」），亦可疑為巴蜀文字。
至今，巴蜀文字素材已積累了不少，學術界也付出了許多努力，但迄今為止，對巴蜀文字的釋讀，成績仍不如人意。本文擬陸續集中一批文字素材，為研究者提供某些基礎。希望這一課題，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能夠開出燦爛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