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5月07日訊】走出殘酷與激情的球場，四個女足姑娘做起了火鍋店掌櫃，把足球做成美味菜品，放進火鍋的麻辣湯料裡，與顧客分享。傷痛和榮耀歸零，樂觀與豁達讓她們迎來新生。
11張帶電磁爐的桌子在客人到來前都預先擺上了「留位」牌。折疊小木桌在門口空地上撐開來，看起來更像是大排檔。
季婷在一張張桌子下挨個放上垃圾桶，俯下身的時候抬眼四處張望，確保沒有遺漏。孫凌正一手提一張小木桌往外走，她知道今晚又將是一場火爆。丁貝莉用牙齒撕開扯了一半的透明膠帶，把地上不用的插座貼起來，防止絆倒客人。黃璐娜，這個門將此時在大門口進進出出，馬路對面，她的燒烤店已經開始裝修。
像任何一場賽前熱身一樣，4個曾經是球場上不同位置的女足球員，在火鍋店晚市開張前的半小時，不緊不慢、各就各位地忙活起來。
不過一個多月光景，已經告別了初開張時的手忙腳亂。每天都要備上十來張塑料凳子供等位的客人用，這完全出乎她們的意料，「我們的預想是第一個月不虧就不錯了。」
店堂裡，紅色牆面掛著她們各自的球衣，閣樓位置的球靴並不顯眼，倒是為迎接世界盃到來的各國球隊綬帶紮在欄杆上，充滿派對的喜氣。隔著玻璃櫥櫃，各種獎牌和獎盃曾經給她們帶來過狂喜。
她們中的3個自去年11月退役後，仍忍不住常回想：「我在國家隊那會……在國青隊那會……」早她們8年退役的丁貝莉會在一邊提醒：「已經過去了，往前看，不要回頭。」
這家小店牆上貼著女足姑娘們的美好記憶
榮耀與傷痛
最不堪回首的是傷痛。「對運動員來說，傷病是最大的打擊，會帶來陰影。」每個運動員都有或輕或重的傷病經歷，孫凌笑著提起這些時，店外陰雨淅瀝，季婷腳上的傷痛也隨著雨季降臨。
1996年季婷第一次踢球受傷。因為年齡尚小，身體還在旺盛地成長，醫生把骨頭接上後，很快復位長好了。
第二次可不像第一次那樣幸運。粉碎性骨折讓她必須裝上鋼釘。「因為是第二次骨折，醫生給我做了各方面的檢查，發現我骨密度太低，所以骨頭比正常人脆一點，才會頻繁骨折。」
做手術的醫生跟季婷父親說：「這次位置斷得不好，哪怕好了，足球肯定是踢不了了，就過正常人的生活吧。」
剛進體校的季婷，文化科目的學習已經放棄了，更多時間在訓練。做完手術，父母沒有把不能踢球的消息告訴她，只是旁敲側擊地安慰：「踢球很辛苦，就別踢了，就好好讀書吧。」
進體校並不容易，「一旦進去了肯定想好好踢，是想往專業發展，不像在區裡面踢球，更多的是玩。普陀區的足球起步晚，初入學時我不如別人，但是踢了一段時間，差距開始縮小，我也剛剛有點信心。」季婷躲起來悄悄地哭。
男孩模樣的季婷不時用雙手攏起擋在眼前的短髮，驕傲地說：「兩次骨折手術我都沒有哭過。」
手術後，季婷第一次做恢復訓練，為喚醒萎縮的肌肉，她去踩自行車。「可能是用力過度，一下子把膝蓋骨裡橫著的釘子，啪一下拉斷了。」
再次手術，把斷在骨頭裡的鋼釘拿出來。醫生驚詫了：「你挺牛逼的，這都能夠拉斷，你是要幹嘛呢？」
季婷無辜地說：「我就是正常地去練啊。」醫生這才意識到她要踢球：「怎麼還想踢啊？」
「先試試看吧，我都沒試，總不能就這麼放棄了。」醫生無奈：「可別再斷了，到時候又該開刀了。」
這次手術之後，季婷就沒再回醫院。直到2003年，進入一線成年隊一年後，她帶著腿上的鋼釘入選國家隊。2004年又帶著鋼釘參加雅典奧運會。
之前的主治醫生在電視上看到季婷，打電話給她：「趕緊到我這來複查一下，我給你看看什麼情況。」醫生無法相信電視上的就是她，問：「奧運會那是你嗎？聽見你的名字我都不敢相信，還以為上海女足又出了個季婷了！」
季婷賊兮兮地笑：「我不是想給你一個驚喜嘛！你不是說我不能踢了嗎？」奧運會結束後，醫生給她做檢查：「還行！就這麼踢吧！」
取鋼釘的最佳時間是兩年，「有段時間我是想回去拿出來的，但是每年都有比賽，一個接一個，基本上每年都全年無休。如果我去拿鋼釘，又得休息一段時間，又得重新練起來，才能重新跟上。」
這樣一拖四五年。醫生似乎習慣了季婷的倔強：「那就放在裡面吧。等你不踢了再回來拿。」直到2009年，季婷才將膝蓋骨裡的鋼釘取出來。一連串的手術在她的右腿上留下一道道蜈蚣樣的疤痕。
前鋒位置的季婷，兩次骨折都是因為與守門員的衝撞所致。骨折後，再遇到守門員她就會本能往後跳一下，「讓一下，不會再硬著頭皮去拼。」
加上膝關節做過關節修復手術，陰雨天裡，所有的傷口都用疼痛提醒著她。要是恰逢比賽，上場之前，醫生用按摩油把她的腿搓熱，這樣會稍稍舒服些，「但是不能停止跑動。冬天踢球是最可憐的，我這樣的腿，一刻都不能停，始終要保持在動，只要稍微冷一下，再動起來，腿就不聽使喚了。」
守門員黃璐娜的傷主要在手指上，伸出雙手，10個手指歪七倒八，自然廚房裡的細緻活兒也被夥伴們分擔了。
輸贏與退意
退役來臨的那天，並非是第一次萌生退意時。集體的成功帶來榮譽感的同時，失敗也帶來了沮喪乃至退意。
2004年雅典奧運會，是季婷第一次受到打擊。0：8輸給德國隊後，女足一路下滑。
「那次大家覺得肯定會晉級的。但是沒想到我們第一場打德國。開場15分鐘我們壓著德國打，一下子有點飄飄然了。德國女足也是世界冠軍，她們試探15分鐘之後就開始啪啪啪啪連進球。之前過於自信，我們和教練都沒有想過要防守。上半場被人家打個3：0，下半場仍沒有跟我們說要防守，只是說，你們不要緊張，不要慌，結果下半場被人家打了5個。到最後，普林茨她們進球後，都覺得特別不可思議，做出聳肩的手勢，好像在說：這是中國隊嗎？」
季婷至今難以容忍那場「丟人」的比賽：「輸球不怕，咱別丟人。」在緊接著的2005年全運會上，上海女足在冠軍志在必得的情況下，罰點球輸給了北京女足。「這又給了我一個打擊。」
全運會結束後，國家隊集結去打阿爾加夫杯，季婷第一次跟上海隊教練說「我不想踢了」。
加上全運會之前，參加東亞四強賽，又是歷史最差的第四名。「那兩年把我對足球的激情，一下子給澆滅了。什麼都看開了，覺得踢球沒什麼意思了。」
教練試圖說服她：「你現在退肯定可惜。」最後決定給她無限期放假休息。在阿爾加夫杯之前，女足國家隊又經歷了換帥。季婷沒有參加阿爾加夫杯，她選擇留在上海。
大休過後的第二次想退役是2009年。「經歷那麼多後，感覺自己確實是成熟了，很多事情都看淡了。」唯獨念著全運會冠軍。「之前兩次都是第三名，都是在半決賽輸掉了。第一次輸的時候還小，不懂，就知道哭。第二次，已經看開了，流不了淚了。知道運動員生涯就是這麼殘酷，不是贏就是輸。」
季婷再一次跟教練提出退役。教練同意了。這次退役後，季婷取出了腿上的鋼釘。
「某個時刻，神跡般的逆轉，這是足球的魅力，所有事情都不能夠預計，也是這麼多年踢球，又快樂又悲傷，反反覆覆，起起落落。」2009年退役後，季婷每個月拿著體育局給的兩千多塊錢基本工資，以養傷為主。
不久，馬良行執教女足，又把剛退役的老隊員喊回去。還在養傷的季婷接到電話時，猶豫說：我不想踢了。
馬良行問：是因為傷病不想踢，還是因為個人原因。季婷說主要是傷病。馬良行建議她先回球隊恢復一下，「試試看，如果實在不行，就不強求。」父親心疼季婷，不讓她歸隊。母親則力主她回去。「當時回去最主要的想法是，希望退役前能拿個全運會冠軍。」當然最終季婷也沒能拿到這個冠軍。在退役前的全運會上，上海女足遺憾地負於江蘇女足。
孫雯是季婷特別喜歡的教練。「她是一個特別人性化的教練，因為她之前在美國大聯盟踢過球，特別想帶中國足球像國外那樣發展，不希望給我們太多壓力，踢球就是踢球，離開足球，愛幹嘛幹嘛，每個星期還能夠回家一次。」但是這種人性化管理很快被足協否定了。
迷惘期
退役後的季婷參加上海市體育局辦的「百人計畫」，可以通過一年的培訓成為教練。但是否要繼續從事與足球相關的工作，季婷自己也說不清。「踢球到現在，足球帶給我什麼？我看不到。讓我去培養下面的運動員，除非體制改變，讓我有一個新的認識。我們退役後，誰來管我們？如果足球體制不變，又是傷害下一代隊員。即使確實有潛力，現在女足像孫雯那樣的又有幾個？大多數踢不出來的。」
孫凌和季婷一樣艷羨國外的運動員，「從小就培養興趣，他們沒有什麼職業隊伍，都是兼職，該上班的上班，該讀書的讀書，不是封閉的。只在大賽前幾個星期一起吃住訓練，不像我們天天生活在一起，壓力沒有這麼大，只是重在參與。比賽輸了，當時難過下，轉身就投入屬於自己的生活，真的是重在參與，付出了，就行了。」
4個「80後」女孩都是在懵懂的小學二三年級，受家中愛足球的父親影響，參加少年隊、成年隊……也是在她們懵懂的年紀，中國女足「鏗鏘玫瑰」的榮耀一路高歌。
在進入專業隊之後，她們發現「各個省市都要爭冠軍，領導的眼裡只有金牌，只有第一名。拿不到金牌，難道就把我們的4年全部都否定掉嗎？這種體制也促使我們不想再踢球了，踢到後面，我們幾十年的青春付出全被否定了。既然否定了，我們憑什麼再踢下去？」
退役後面臨的問題是：「像我們這樣的人，讀書不行，除了從事和足球相關的行業，還能幹什麼？我們與社會是脫節的，將近20年的封閉訓練，幾乎沒有接觸過社會。」
都知道運動員退役後會有一個迷惘期，黃璐娜和孫凌的這個時期要簡單許多。原先規律的訓練生活被打破了。每天早上7點醒來，慣常地以為該訓練了，換衣服洗漱完畢後發現：「哦，不用訓練了。」意識到這一點之後，全身鬆懈下來，但是隨之而來的是：「不訓練，那該幹什麼呢？」
這樣的日子持續一兩個星期後，黃璐娜的心裏就開始發慌了。打電話給隊友約出來吃飯、喝咖啡、唱K。在和隊友一起迷惘的過程中，孫凌說起了開火鍋店，很快得到了響應。
孫凌的想法最初是跟丁貝莉傾訴的。她們倆家離得近，穿過一條街就可以時常串門。此時的丁貝莉已經是一家兒童英語培訓機構的校長了。雖然與孫凌同齡，卻是球隊裡自我意識較早覺醒的：「我清楚，女孩踢球時間越長，以後到社會上就越弱勢，我覺得早點退役為好。」這位叫「貝莉」的女孩，最初的夢想是要做女足的「貝利」。
2006年，丁貝莉退役後適應了很久：原先準備讀大學，但最終沒讀成，然後到健身機構做私人教練。不到兩年，「覺得健身教練也不是我想要的，那也是在吃青春飯，遲早有一天會做不下去。年齡和身體條件都有侷限性。」
在健身房認識的朋友，覺得她口才不錯，推薦她去一家英文機構。丁貝莉在那裡一下子被提到市場主管。「我從一個沒有社會閱歷、沒有工作經驗的人，突然要去管理一個團隊，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幹嘛。領導也不是傻子，他都看在眼裡，實際能力達不到的話，再有朋友推薦，總有天會被淘汰。」
不久丁貝莉被轉崗到銷售。之後一路做到整個校區的校長。在為他人打工的過程中，丁貝莉的自我意識再次覺醒，「在公司裡，每個月有銷售壓力和指標，雖然完成得不錯，眼看著每個人都賺這麼多錢，但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加之大公司內複雜的人際關係，丁貝莉很快跳出來，準備做自己的早教機構。適逢孫凌這一撥隊友退役，大家在一起商議起了創業事宜。
從三點一線的生活狀態出來，「我們像在玩金字塔，在足球領域我們越來越接近巔峰，跳出足球，就變成金字塔底層。我們想方設法往上面爬，但是在下面會徘徊很久，因為要嘗試很久才能知道有哪條路、哪根繩子可以往上爬，所以也是不斷地在嘗試自己。」
麻辣足球
孫凌平時愛進廚房做幾道菜，自稱「吃貨」。只要到四川比賽，一群姑娘總會去吃串串。「比賽前是不敢吃的，怕太辣，拉肚子影響比賽。」回到上海，孫凌找不到這麼好吃的串串火鍋店，「為什麼我們不自己開一家？」
孫凌的想法啟發了正在尋思著自己創業的丁貝莉：「餐飲至少比其他實體店好。衣服之類的實體店越來越做不過網店。只有吃，經久不衰，而且要有特色。」8年的市場經驗，丁貝莉覺得應該趁大家還有點名人效應，趁上海的串串還比較少，「趕緊殺進來。」
某次唱K，她們倆把這個想法跟退役的隊友說起。等待退役分配的隊友，儘管不久就可以得到一份事業編製的工作，仍都躍躍欲試。
但是與家人一說，支持的並不多。「父母都希望我們退役後能夠安安穩穩地在事業單位，然後結婚生子，安靜過日子。」4個女孩的想法也遭到一些球迷的懷疑：「老闆都是一個人做的，4個人怎麼做得好？肯定會鬧分裂的！」
四人在店堂裡也像球場上那樣做了分工：孫凌管廚房，黃璐娜和季婷負責推廣營銷，丁貝莉負責大堂。決策上，四人也制定了規則：平時投票表決，如果兩兩相對，就聽黃璐娜的主意。「即便黃璐娜的決定是錯的，也必須服從。」財務則實行四人輪管，每人掌管一個月。
與球場上血脈賁張的臉不同，店堂裡的4個女孩都已經回覆到了清秀細緻的上海姑娘臉色，言語和性格倒是保持了球場上的爽直。
店舖是孫凌和丁貝莉找到的，前後跑了一兩個星期。先是丁貝莉開車，孫凌坐在旁邊看。上海停車難，停車費也貴，「不可能為了看一下交20塊錢停車費，到最後索性我們都不開車，走！一走就是走一天。」
4個人各湊了10萬元，想闖蕩大上海餐飲業，像是一塊小石子丟入大海，連水花都不見。她們最先在靜安寺旁邊找，「光轉讓費就要65萬，這怎麼可能？我們本來就是想做平民化的，不可能像海底撈那樣！」
之後看到別家火鍋店天天排長隊，她們想著能讓排不上隊的人到她們店裡吃，在那家店旁選了個地方，成本核算下來，毛坯的裝修超出了預算。最後他們找到了長壽路邊，隱匿在菜市場和棚戶之間的大廈下，「無轉讓費，裝修也不用大動干戈」，位置就這麼定下來了。
「好在是加盟店。」開業前，總店派來師傅幫忙，孫凌在廚房做了十多天學徒，刀工練得爐火純青，切黃瓜成了她的拿手活。開業前夜，師傅過來幫忙配料，說：「還沒見過像你們這樣的，能開出來才怪呢！」
3月1日開業當天，本打算只開晚市的，中午就有人來了。那晚11張桌子全滿了。當然，這也部分歸功於負責推廣宣傳的姑娘，在此之前喊來熟悉的媒體朋友，做了預熱報導。
隨著報導越來越多，慕名而來的人也越來越多。孫雯來了，隊友來了，父母也來了。
季婷希望火鍋店能成為她們將來的根據地，成為大家聊天的地方。「至於賺多少錢，還真沒想過。開出來，不倒閉就行了，最初擔心開不出來。」
火鍋店所在的街區，離當年發生火災的膠州路不遠，火災後這裡成為防火重點單位。火鍋店所在大廈也被規定不允許有明火。店裡不得不用電磁爐。物業最初的規定是，整幢大廈不能做餐飲，在她們到來前，這裡是公益咖啡店，並不賺錢。
聽說4個姑娘要在這裡開火鍋店，物業管理員覺得不可思議：「開玩笑呢！用電磁爐也不行，排污呢？你們只要有一滴油到下水道，各個單位都要罰錢，而且你們稍微有什麼事，整幢大廈倒霉！」
姑娘們開足了球場上的跑動馬力，四處找人諮詢，求人幫忙！等到店開出來，物業管理員又過來找她們：「你們還真牛逼，找的都是什麼人啊？都是從上面壓下來的。」現在，物業與她們「都快成哥們了」。
有人問季婷：「你們都是名人，會不會覺得面子上挂不住？」季婷說：「這有什麼，在什麼崗位就做什麼崗位的事，我們離開足球，什麼都不是，名氣和光環留在運動隊裡，離開了球隊，誰還認識你？就是我們宣傳得好，否則誰會認出來我們是女足的？如果不宣傳，誰理你，火鍋在哪裡吃不是吃，現在人家吃的就是新鮮感，覺得有女足隊員給他們服務。」
但是身份轉換卻是孫凌的難題。有人問她：他們都喊你服務員，你會不會尷尬？孫凌縮起1米8的身形，做個賊臉，小聲說：「有點小尷尬。」以前都是球迷圍著喊：「球星，球星！」突然就變成了餐廳裡的「服務員——」；以前都是出去給人簽名拍照，現在變成了「服務員，給我再拿一盆醋過來」。
孫凌坐在大門正對位置，背後的牆上是一塊照片板，上面貼滿了她們與足球界名人的合影，聚光燈穿過照片板投射在孫凌身上。一個聲音從店堂另一頭傳來：「服務員！服務員！」孫凌一直低頭在玩手機，直到對方提高了嗓門吼：「服務員！」她頓時反應過來：「哦，來了！」
一個月後，還沒聽到客人喊，就要開始察言觀色，不時地問：「你好，有什麼需要？」
辛苦程度跟客流的火爆一樣，超出了她們的預想。最晚的顧客吃到凌晨兩三點，她們跟著陪到兩三點。回家倒頭就睡，第二天7點鬧鐘響起的時候，是孫凌最絕望的時候，「站著都能睡著。」
到店裡一上午都在穿串串。十斤牛肉要切成薄片，然後一片一片穿到簽子上，不花上三四個小時是完不成的。11點開始午市迎客，到下午兩點結束後，孫凌騎上她的黑色小龜王出門補貨。3個半小時之間，她們可以輪流打個盹，然後迎接晚市。這樣連軸轉幾天後，她們都意識到：「開店比踢球累多了！」
「那麼累，體重卻還在攀升！」脫下球衣的姑娘自然愛紅妝，孫凌卻為體重叫苦連天。所以，球還得踢。
退役之後，她們與足球的關係變得單純而舒適。週末午市不開的時候，社會上閑散的男足球隊會邀請她們去「踢野球」，這不僅成為她們健身的機會，也成為她們的交際渠道。
投影儀已經在店堂頂上高高掛起，未來的世界盃即便是凌晨三四點，也毫不妨礙她們把火鍋店變成足球派對。穿上黑色的球衣工作服，最初結識足球時純真無邪的笑臉，仍綻放如陽光下四月天的花朵。
幾個月後，店堂裡的派對會歡唱：「風櫃裡來的人，騎著潘帕斯的野馬，是一個精靈踩著魔幻探戈，你說榮耀的光環必定一閃而過，請你不要懷疑最初的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