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官二代犯法之後（圖）

在宋朝，官二代叫做「衙內」，今日人們從《水滸傳》中瞭解到的高衙內，就是一個典型的「習於驕恣澆薄」的惡少形象。不過宋代的「衙內」並未含有道德暗示的意義，凡官家子弟都慣稱衙內，不一定就是驕橫之徒。只因元朝時王孫公子無法無天、欺男霸女，令人忿恨，於是在元雜劇中，衙內多以橫行不法的角色出現。

 

《水滸傳》說高太尉「不曾有親兒」，便將「高阿叔高三郎兒子」（即自己的堂弟）認為乾兒子，這當然是小說家言，歷史上的高俅有三個親生兒子，都當了官，至於官聲如何，我沒考證，但肯定不是如小說中高衙內那般臭名昭著。

 

清代的宮廷昆曲連臺本戲有一出《拿高登》，也是說高衙內的故事，情節跟《水滸傳》有些不同，說的大體是高俅兒子倚仗父勢，強搶民女，被義士所殺。

 

不過小說《水滸傳》與戲劇《拿高登》都是虛構出來的文藝作品，不足為信。平心而論，宋代的司法體系還不致讓人這麼絕望。一般來說，衙內如果觸犯國法，恐怕還是難逃法律的懲處，即使有個地位顯赫的爹，也未必罩得住。

 

宋哲宗元佑年間，時任京西北路潁昌府陽翟縣知縣的趙仁恕為官貪酷，不但枉法貪贓，且私制酷刑，迫害無辜，「又強取民家女使數十人」，劣跡斑斑。這趙仁恕就是一名高級衙內，其父為翰林學士兼侍讀趙彥若。但他的劣跡被京西路提刑官鍾浚查悉、告發，非要法辦他。趙彥若護犢心切，也不說請朝廷寬容他兒子之類的場面話，直接就給皇帝打了一個報告：「臣往為諫官，嘗劾王安禮，浚實安禮黨，恐挾此報怨，獄有不平，願移獄改推。」意思是說，他以前當臺諫官時，得罪過資政殿學士、青州知州王安禮（前宰相王安石之弟），而鍾浚呢，是王安禮的黨羽，他這次乃是挾私報怨，我兒子的案子不能由他來審，請異地審理。哲宗批准了趙彥若的請求：「依奏。」

 

於是趙仁恕一案移交給鄰路的淮南路，由潁昌府委派法官推勘。宋代的司法制度，還是很不錯的，比如比較強調「獨立審判」的原則，「勘事不得奏援引聖旨及於中書取意」，即不許皇帝和宰相插手。宋朝還確立了「鞫讞分司」的司法原則，鞫，為審訊；讞，為定刑；鞫讞分司即指審訊的法官與量刑的法官不可為同一人，換成現代法學話語來說，就是「事實審」與「法律審」分離。此外，在審訊結束之後、定罪量刑之前，還有一道「錄問」的程序：由一名與推勘官（主審法官）沒有利害關係的法官來提問犯人、核對供詞。如果錄問官與推勘官有利害關係，比如同年、同門，則必須迴避。在錄問過程中，如果推勘官的審訊有錯，而錄問官未能發現、駁正，那麼錄問官將受到懲罰。制度設計的目標當然是為了最大程度防止冤案、錯案的發生。

 

趙仁恕案的推勘官孟易缺乏獨立審判的風骨，並將天平向趙家傾斜（也難怪，老趙是皇室宗親，又是天子近臣，不可謂不顯貴），得出一個犯罪情節較輕的審訊結果，跟之前提刑官所推勘的罪情大有出入。這時候，宋代司法制度中的防弊設計功能就發揮出來了，獨立於推勘官的錄問官對孟易的推勘結果很有疑問，便上疏反駁。朝廷只好另派法官再勘，審了十餘月，還不能結案。最後才由大理寺與刑部作出裁決：認定趙仁恕一部分犯罪事實，給予撒職除名處分，並「罰銅十斤」。應該說，這個判決太輕了，「刑名未當罪」。

 

這一下，負有監督、審查、司法之權責的臺諫官炸開鍋了，「公議甚喧」。左諫議大夫鄭雍、右正言姚勔、監察御史安鼎、虞策等都上疏抗議，認為此案中趙仁恕「酷虐貪贓，犯狀甚明」，必須嚴懲；主審官孟易「觀望事勢，出入人罪」，也應處罰；趙仁恕之父趙彥若「欲示人以形勢，動搖獄情」，更是「罪不可赦」。「言者既不止」，迫於臺諫壓力，趙仁恕案不得不改判，「增仁恕以陳州編管」。「編管」是宋朝創設的刑罰，即將趙仁恕流放陳州，看管起來，限制其人身自由。其父趙彥若也因為臺諫的彈劾，被罷去侍讀一職。但臺諫官們還是不依不饒，趙彥若復罷翰林學士之官，怏然回青州老家。宋代的臺諫，權力、聲勢都很大，被他們彈劾下臺的宰相也有不少見，他們才不怕趙彥若哩。

 

臺諫官在抗議趙仁恕案被輕判的奏疏中，再三強調了一個觀點：司法公正。右正言姚勔說，「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公共，非一人法也」，因此，決不可為趙彥若一人而「屈天下法」；監察御史安鼎說，若不追究趙彥若之責，則「示朝廷用法不平，急疏賤而緩貴近也」；侍御史賈易說，「臣聞公義勝則天下治，公義廢則天下亂」，對趙氏父子當「究其實犯，然後議罪定刑，以示天下大公無私之政。」追求公正之司法也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識，司馬光說得很明白：「有罪則刑之，雖貴為公卿，親若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寬假。」

官宦子弟「習於驕恣澆薄」，在所難免。要緊的是，法律不能成為他們的擋箭牌，「有罪則刑之」，即便是衙內，也不得法外施恩（小編註：不僅衙內得不到法外施恩，如果要護犢，連他老爸也會被免職，上文提到的趙彥若就是一例）。

古人有這樣的見識，今人呢？

 

（原題為《如果宋代的衙內犯了法》，有刪節）

（責任編輯：夏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