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6月06日訊】葉劍英養女戴晴是1989年天安門學潮的親歷者，「六四」發生時，她是《光明日報》資深記者、社會活動家。六四鎮壓後她曾被中共當局投入監獄近一年。戴晴根據自己的經歷及25年間的採訪、調查和研究撰寫的《備忘「六四」》一文。這篇長文梗概地敘述了「六四」期間發生的重要事件，披露了那個震驚世界的大屠殺發生前，當時的中共高層內部運作的一些鮮為人知的內幕。
今年6月4日，《紐約時報》整理髮表了《備忘「六四」》這篇長文。戴晴在文章中回顧了1989年的「6.4屠殺」發生前兩個月與發生後，當時在中共中央「一言九鼎」的元老鄧小平在中國是否啟動政治改革，以及如何定性學生運動這個重大問題上態度的截然轉變。
據文章回憶，六四大屠殺發生前，4月15日，當時已被逼從中共總書記位置上退下來的胡耀邦含冤離世的那天，戴晴本人曾經親歷了一場准高層會見：陪伴臺灣《天下》雜誌總策劃殷允芃(Diane Yin)，拜望負責對臺工作的官員汪鋒。
當時的汪鋒按照他事先準備的談話意圖——通過臺灣享有盛譽的嚴肅傳媒，向世界傳達中共即將邁出的實質性政治改革步伐，向殷允芃說：「小平同志最近考慮，把‘四個堅持’從《憲法》裡拿出，放進《黨章》。」
而此前一、兩個月，當年「四個堅持」的起草者胡喬木就已經摸到「小平同志的意思」，且在他那個層次上傳悄悄話：「四項基本原則站不住，遲早要從《憲法》上拿下來」。
所謂「四個堅持」即是中共宣傳的：「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戴晴認為，作為當時在中共中央「一言九鼎」的元老，鄧小平如果有意把這「四個堅持」從《憲法》上拿下來，這就意味著作為政治體制改革重要內容的黨政分開有了制度上的依據。
然而，不到兩個月，中共動用野戰部隊血腥屠殺在天安門廣場請願的手無寸鐵的學生與平民。之後在6月9日這天，84歲的鄧小平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身份，在具有皇家象徵的懷仁堂大殿，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鄧小平這時說：「‘動亂’這兩個字恰如其分的……他們是要顛覆我們的國家、顛覆我們的黨。」他聲稱，「‘反革命暴亂’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和‘四個堅持’的對立。」
鄧在懷仁堂大殿凜然宣布——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任何時候都沒有讓過步！
戴晴質疑道：「難道胡喬木、汪鋒在傳謠？從4月15日到6月9日，尚不足兩月啊！」
文章回憶，胡耀邦去世的消息傳出後，「滿懷一腔鬱憤的學生們，打起橫幅、走上街頭，希望越過黨的系統的層層管制，把他們的感受告訴百姓，告訴當政者。從內容和形態上看，學生們的訴求都已經越過正求學的年輕人的激憤，而跨到政黨與國家政治變革的層面。」
當時接任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罕見地對異議持包容的態度，他以儘可能開明的姿態對待社會訴求，他希望中共當局能夠「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對於當時（直到25年之後之今天）民間最為痛恨的腐敗與權力尋租，趙不僅曾致信中央，建議從自己家人查起，還建議中共政治局常委「取消特供、取消專機、專列和蜂擁警衛」；並立意從最根本處下手：建議全國人大常委盡快討論，制定反貪污、反官倒、反特權的具體法律。
趙的這個姿態觸及到了鄧的改革底線。
文章寫道：「鄧的改革有底線，一是不能觸動老一輩革命家和他們子女的利益，二是馬克思毛澤東的旗幟不能倒。所以只准許搞經濟改革，政改不動。用舊的政體保護特權，用馬克思毛澤東旗幟以示合法。這是鄧的侷限性，為腐敗設立了溫床」。
鄧小平決定動手了，「不止為驅散人群、收回廣場，他還想要別的」。
4月25日，在身為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不在的情況下，中共政治局常委會在鄧小平的家裡召開了。鄧小平以「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這場動亂」定調：「這不是一般的學潮，而是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要採取堅決、果斷的措施平定下去，不然會出更大的亂子。不要怕什麼國際輿論什麼經濟制裁。共產黨人從來是什麼都不怕。」（見《李鵬六四日記》）
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俗稱「4．26社論」），正式把春夏之交這場借悼念胡耀邦而起的「反腐敗」「反官倒」運動定性為「動亂」——鎮壓開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