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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史沫特萊在二十年代末被共產國際派往中華民國，以記者身份從事紅色宣傳和滲透活動。史沫特萊像約翰•裡德（JohnReed）一樣是在莫斯科的文學檔案中有文章保險櫃的兩個美國人。史沫特萊是共產國際間諜的鐵證如山，但她是個「狡猾和高超的間諜」，一再矇混過關。
史沫特萊在中國活動的十二年間，「左聯五烈士」、「民族魂」和「七君子」等紅色頭銜先後出籠。一九三一年四月，日本就有進攻蘇聯的打算，可是隨著「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七•七事變」、「八•一三事變」和「皖南事變」的相繼發生，戰禍就被轉嫁到中國。而「共匪」也變成了「紅軍」！從此事實被歪曲，正邪被顛倒。 以史沫特萊和宋慶齡為首的共產國際間諜與民國政府作對，誤導和欺騙中國民眾，最後利用民眾的愛國激情迫使民國政府改變了剿共政策，承認了反傳統反人類的國際恐怖組織共產黨在中國的合法地位。
史沫特萊親自參與了共產黨一手策劃的「西安事變」。尾崎秀實則在「西安事變」發生後，在日本紈絝子弟西園寺公一創辦的半月刊《時事畫報》上發表評論，宣稱中國國民黨將會放棄過去的「反共」政策，實現國共合作，同毛澤東等攜起手來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此斷言讓他一鳴驚人，因為在當時的日本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把中共領導的紅軍視為「共匪」而不屑一顧。（楊國光） 日本歷史學家松元一男在《張學良和中國》中也斷定，「在西安事變裡獲益最多者是中國共產黨，蔣介石失去了身為國家元首的面子，張學良種下了被監禁半個世紀以上的開端，楊虎城也導致了被慘殺的命運，但是對共產黨來說，拜西安事變之賜，紅軍得以蘇生、發展而取得天下。」
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西安事變」把中共從牢獄中解放出來。 從「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就可看到中共完全聽命於蘇共。毛澤東本來想殺害蔣中正，但斯大林只想迫使蔣中正抗日。所以，「西安事變」發生後，蘇共的《真理報》和《消息報》相繼發表社論抨擊「張學良叛變、反對政府，綁架蔣介石」，認為這將導致中國內戰，日本坐收漁翁之利。與此同時，蘇共發電報給中共，要求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斯諾在《紅色中國散記》中透露，宋慶齡曾告訴他，這期間她「曾替斯大林轉過一封很凶的電報給毛澤東，內容是要求中共必須（對張學良）施加壓力放蔣。」張國燾的回憶錄也提到當時曾接到斯大林措辭很嚴厲的一封電報。
蘇共還藉機在《真理報》和《消息報》上誣蔑汪精衛，說「張學良是受了汪精衛的影響，或者是汪精衛利用東北軍中的反日情緒，發動了這次政變，綁架了蔣介石。」汪精衛認識到，共匪之抗日，為第三國際而戰，其目的在使日本疲敝，使中國崩潰。因此他反共主和，所以，蘇共誣蔑他「主張對日妥協，是賣國賊」。這是共產國際的統一調子。過了兩天，蘇聯政府還通過駐中國的使館發表聲明，謊稱「蘇聯政府一直沒有和中國共產黨有任何直接聯繫，我們一直支持蔣介石政府，反對張學良發動的這次政變。」
君子鬥不過小人，因為君子不會信口雌黃，也不屑使用陰謀詭計。 共產黨卻為了篡奪各國政權不惜一切手段。中共一邊渲染甚至製造中日矛盾，一邊挑起民眾的抗日情緒，目的就是要國軍停止剿共。共黨製造了「西安事變」後，發生了導致中日矛盾激化的「七•七事變」和「八•一三事變」，於是，國民黨中央社於九月二十二日發表了周恩來七月十五日擬定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
共黨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共黨在第二條中自己承認了國軍剿共的原因。歷史已經證明，共黨完全違背了自己的宣言。可惜，共產國際迫使國民政府承認中共的陰謀卻得逞了。
上當受騙的國民政府只好退居臺灣，對共黨採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態度。國共兩黨誰正誰邪，從一九四九年後的臺灣和大陸的狀況就一目瞭然。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中共讓木偶廖承志出面發表致蔣經國的公開信後，宋美齡出面回了廖承志一封公開信。對照兩封信，就能獲知中共的偽善與邪惡。在此摘錄宋美齡信中的一段，以示國民黨與共產黨以及宋氏姐妹的不同： 「《北京日報》亦曾報導，北京市政府人員在‘文革’中，就有一萬二千人被殺，共黨高層人物，如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人，均以充軍及飢餓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對大量幹部自相殘殺，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將作何想法？……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侄默詆姦邪之媚外乎。
相對言之，中華民國開國以來，除袁世凱之卑鄙覬覦野心失敗外，縱軍閥時代，亦莫敢竄改國號，中華民國自國民政府執政以來，始終以國父主義及愛國精神為基據，從未獅褻諛外，如將彼等巨像高懸全國，靈爽式憑，捧為所宗者，今天有正義感之猶太人尚唾棄其同宗之馬克思，乃共黨竟奉之為神明，並以馬列主義為我中華民族之訓練，此正如郭沫若宣稱‘斯大林是我爸爸’，實無恥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嘔。」
第二章
王安娜和「七君子」的報應
王安娜當選無恥的洋人是因為這個德國人像史沫特萊一樣投身於共產國際對中華民國的赤化和顛覆活動。王安娜甚至假扮過瀋鈞儒的德國兒妻，通過她在中國的活動和相關回憶，可以進一步瞭解共產黨如何通過「七君子」等共產頭銜與「西安事變」等紅色詭計欺騙世人，爭取民心，篡奪政權。
一九六四年，當王安娜在西德發表回憶錄《我為毛戰鬥過》，宣傳毛澤東，糊弄德國人時，我還沒有出生。四十六年後，因共產暴政流亡德國的我，才在揭露紅色宣傳時，注意到王安娜等一系列外國人曾投身於共產國際赤化中華民國的文宣武鬥中。不過王安娜雖為中共出了不少力，但沒有完全失去自我，因而不得不與王炳南離婚並在一九五五年獨自離開紅色中國，回到蘇聯在德國的殖民地東德。六十年代，中共與蘇共鬧僵，東德站在蘇聯一邊，王安娜受到排擠，於是移居漢堡。
王安娜的自傳在翻譯中文時被改名為《中國：我的第二故鄉》，於一九八零年在北京出版。二零零九年又被改為《嫁給革命的中國》再版。在由中共操縱的一切媒體包括史書中，不缺瀋鈞儒（一八七五－一九六三）、王安娜（一九零七－一九九零）以及把她帶到中國的王炳南（一九零八－一九八八）的宣傳資料，但相關的史實一般讀者卻難於獲知，因此值得介紹。（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