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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報上一篇題為《八路軍的洋「少校」王安娜》稱，王安娜後來「在華北敵後根據地千里行軍，堅持不騎騾子；長了滿身虱子，便想起毛澤東對她說的：‘只有長過虱子的人，才算是真正的中國人’」。如果真有其事，只能說明來自德國農村的王安娜還不如毛妾江青有教養。至少江青曾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以藍蘋之名在上海《大滬晚報》上發表文章《家庭裡的事》，明確表示「清潔衛生，是必須講究的」。王安娜甘願被毛澤東欺騙，也幫著毛澤東騙人，實在可悲可嘆！
從王安娜的回憶錄和曾當過王炳南秘書的程遠行的相關著述來看，王安娜在大陸的十九年，主要協助王炳南、周恩來和宋慶齡，以諸如「保衛中國同盟」代表和「八路軍少校」的身份，為共產黨做聯絡、宣傳及統戰工作。王安娜也曾負責把國際援華物資偷運給躲在後方的共軍，為共產黨趁機發展壯大出了不少力。
中日戰爭時期，王安娜在上海的活動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一位在柏林結識她的日本人出面安排她去了一趟東京。王安娜沒有因「日本之行」改變其親共立場，但這趟沒有請示中共的自由之行卻激化了共黨對她的不滿與猜疑，本來她就被懷疑為「雙重間諜」，這下給王炳南帶來更多麻煩。程遠行寫到，「王安娜為此很苦惱、很失望。她為我黨做了許多出生入死的工作。她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遵照周恩來的指示，跑印度支那、跑香港、跑敵佔區、跑前線，從來就沒有一句怨言；而今，卻因為這件事先無法請示的‘日本之行’，讓自己的丈夫在黨內挨整，她很寒心。為了不影響丈夫的工作和前途，也為瞭解脫自己的苦惱，她決定和王炳南分手。」
王安娜最遲一九四一年又回到重慶，因為紅色臥底馮亦代在回憶錄中表示那年在重慶結識她。毛澤東製造了借國軍之手，清除黨內異己項英的「皖南事變」後，王安娜積極配合周恩來及其領導的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與外國記者和各國外交官聯繫，向他們說明國民黨發動反共高潮的真實情況，揭露蔣介石發動內戰的陰謀」。這是中共媒體對王安娜的讚美，從中可以得知，王安娜一直被中共利用來散佈顛倒黑白，扭曲事實的紅色謊言。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同情和支持中共，但沒有加入中共的王安娜作為宋慶齡的助手在上海為「保衛中國同盟」工作，她們的主要任務是反對美國援助國民政府，繼續利用各種機會向紅區運送緊缺物資。
一九五五年，王安娜離開紅色中國。王安娜不是斯諾，毛澤東不需要她，從此她被拒之於國門之外，無法與唯一的兒子見面。一直到一九七九年，紅色中國的大門才為民眾開啟。王安娜才得以作為中共的朋友到中國參觀訪問，受到她在延安結識的鄧穎超和康克清接見。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發生時，王安娜和我都在德國，或許她也像我一樣從此看穿中共，總之，她一九九零年才病逝。
王安娜自己說：「我不是置身局外的旁觀者，而是新領導人的朋友，是他們事業的參加者」。王安娜不僅屬於挑動支持楊虎城與張學良武力綁架蔣中正，要挾國民政府停止剿匪計畫的紅色勢力，而且為國際共產勢力打著愛國救亡的旗號混淆視聽，暗中發展勢力，最終顛覆中華民國發揮了難以估計的作用。
與蕭三的德國妻子葉華相比王安娜還算幸運。「文革」中，葉華和蕭三被以「蘇修特務」等罪名關押了七年多，出獄後又被軟禁了四年多。而王安娜只是飽嘗了與兒子分離的痛苦，沒有嘗過紅牢的滋味。不過王安娜的中國丈夫王炳南和她在回憶錄中讚美的林彪們與瀋鈞儒們就沒她在西德這麼幸運了！（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