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像共匪頭目，既共人產，又共人妻。章乃器在民國時期，任安徽省財政廳長時，每月補助共軍三萬銀元，但在紅色中國出任糧食部部長後，業績就是印發了在中國歷史上從不需要的糧票！五年不到，章部長就被打成右派，失去官職。時年七歲的小兒子章立凡被安派在批鬥會上發言與父親「劃清界限」。在一九六六年的紅八月裡，章乃器被紅衛兵打成重傷，第四任妻子王者香是中學老師，死於一九六七年。一九七七年章乃器含冤病逝，三年後，中共才給他「平反」。
王造時在《致斯大林元帥的信》中批評《蘇日中立條約》出賣中國利益。因此，當瀋鈞儒們被調到北京時，學位最高的王造時閑居上海，只在華東文教委員會挂了個委員頭銜，工作單位也沒有。一直到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目睹這位昔日好友的窘境，才聘他去任教授。
中共「反右」時王造時被打成「右派」，中共搞「文革」時王造時又首當其衝。一九六六年，「七君子」被捕三十週年之際，王造時被以「歷史反革命—現實大右派」的罪名拘捕，關進上海第一監獄。一九七一年，反對國民黨的王造時就死在共產黨的監獄中。共產黨的監獄可不比國民黨的監獄！九年後，王造時被凶手「平反」。王造時的兩個兒子和女兒海若均因此患了精神分裂症，女兒海容則因拒絕參加復旦大學對其父親的批鬥，也被打成「反革命」備受折磨而死。
瀋鈞儒的女兒瀋譜和其丈夫範長江也一樣不得好報。
瀋譜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日在重慶與範長江結婚。中共在中華民國辦的《新華日報》於第二天專門報導了他們的婚事，「這沒有儀式的婚禮，因此不同凡響。賓客沒有特別的饋贈。我們都看到了馮玉祥先生和於右任院長的賀聯，黃炎培先生、王崑崙、郭沫若、田漢先生的賀詩，周恩來同志也簡要地祝賀新婚夫婦‘同心同德’。」
範長江（一九零九－一九七零）曾是民國時期自由媒體《大公報》的記者。範長江美化共黨佔領區比斯諾還早。他從一九三五年起就在其報導中公開稱共匪為紅軍，對剿匪一詞打上引號，公開否定剿匪。「西安事變」後範長江到西安採訪了周恩來，並在周恩來的安排下，於一九三七年二月到延安與毛澤東一夜長談。從此，範長江便像斯諾一樣成為毛澤東的吹鼓手。範長江從延安回到上海後，第二天就在《大公報》發表震動朝野的政論《動盪中之西北大局》，接著他在《國聞週報》發表《陝北之行》的連載，令毛澤東欣喜萬分，三月二十九日親筆致函範長江：「你的文章，我們都看到了，深致謝意。弟毛澤東」。沒有他和斯諾的生花妙筆，韋君宜們恐怕不會把匪區當「聖地」而投奔。
《大公報》是中共一直滲透的自由媒體，一九三一年在《大公報》的第一個中共地下黨員吳硯農身份泄露，但他只是被胡政之安排去日本留學，並兼任駐日記者。一九三八年，範長江參與發起的「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也像「左聯」一樣，接受中共地下黨領導。其時的國民黨中宣部長邵力子就是中共地下黨徒。範長江則於一九三九年經周恩來介紹在重慶秘密加入共黨。
一九四一年，蔣中正命令逮捕範長江，李濟深卻把他放走了。範長江等人在香港創辦《華商報》，繼續充當共產黨的喉舌。一九四九年後，共產黨就不需要這位紅色名記了。「文革」期間，範長江、瀋譜夫婦都遭到迫害。一九六七年起範長江就被關押，受盡折磨。一九七零年，斯諾與毛澤東在天安門慶祝中共國慶不久，比斯諾小十四歲的範長江就在河南確山跳井自殺。瀋譜用了八年時間，為丈夫的冤死而奔走呼號。一九七八年中共為範長江召開了追悼會，其後，又建立了範長江新聞獎基金會，表彰他的紅色劣跡。
瀋鈞儒的大兒子瀋謙的兒子瀋人驊娶了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周秉德的父親，也就是周恩來的三弟周同宇，在「文革」時被周恩來親筆批捕，關了七年。
在王炳南身邊工作了近八年的程遠行與友人一致認為王炳南是共黨不可多得的外交家，是紅色中國外交的創始人之一。在共黨顛覆中華民國的過程中，王炳南做了大量赤化工作，促成了「西安事變」。在重慶時他不僅是周恩來的右手，還是周恩來的耳朵和嘴巴。一九五四年，王炳南擔任中共日內瓦會議代表團秘書長，次年出任波蘭大使。在中共為了獲得民主國家承認的過程中，王炳南又以大使身份做了大量秘密工作，包括代表中共和美國代表會談，達成了「中美承認在中美兩國願意回國者的返回權利」的協議 。一九六四年，王炳南被調回大陸，出任外交部副部長，但也免不了於一九六六年被打成「國際間諜」，遭到迫害，妻亡家破。
綜上所述， 違背天理人倫，為共產國際顛覆中華民國而奮鬥的洋人與華人都沒有好下場！（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