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0月1日，毛澤東與埃德加·斯諾夫婦在天安門城樓合影。（網路圖片）
毛澤東借斯諾夫婦傳播了無數的謊言，比如被張戎夫婦證偽的「飛奪瀘定橋」和「紅軍長征北上抗日」。毛澤東此地無銀三百兩，居然表示，第三國際不是行政組織，除起顧問作用外無任何政治權力。雖然中國共產黨是第三國際的一員，但決不能說蘇維埃中國是受莫斯科或第三國際統治。除此之外，毛澤東還以被通緝之身大言不慚地宣稱，「我們幾萬萬的人民，一旦獲得真正的解放，把他們巨大的潛在的生產力用在各方面創造性的活動上，能幫助改善全世界經濟和提高世界文化水準。一個獨立自由的中國，對全世界將有偉大的貢獻。」
從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起，斯諾的相關宣傳比如《與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會見》和由他拍攝的毛澤東頭戴有紅五角星的八角帽的照片等便在多家媒體發表。斯諾竭盡美化毛澤東，宣傳共產黨之能事。在中外地下共產黨員比如曾任國民黨宣傳部長的邵力子的協助下，惡棍與匪區被漂白，斯諾們以不同方式美化毛澤東和蘇區，其中包括於一九三七年初，在北平出版發行《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和各種版本的《毛澤東自傳》。
一九三七年十月，《紅星照耀中國》也在倫敦出版。一九三八年二月就由地下共產黨員胡愈之等翻譯後在上海發行中譯本。為了吸引讀者，迷惑世人，改名為《西行漫記》。
斯諾的宣傳在「西安事變」後，通過尾崎秀實在日本的半月刊《時事畫報》上以《五千英里的大進軍—中國工農紅軍北上記錄》和《毛澤東自傳》為題發表。
對此，張戎夫婦在《毛澤東：鮮為認知的故事》中寫道，「斯諾寫的一切都經毛細細過目，改了又改」。可是斯諾卻稱毛「絕沒有審改任何我的東西」。「《紅星照耀中國》的英文本在一九三七和第二年之交出版，影響了整個西方對毛和中共的看法」。不僅如此，「斯諾的書在中國激進青年中產生了巨大影響，吸引了千千萬萬熱血青年參加中共，其中有西藏共產黨最早的成員。」
海倫撰寫的《紅色中國內幕》（又名《續西行漫記》）先被地下黨員譯成中文加以傳播，後於一九三九年在國外發行。為了混淆視聽，海倫還用了匿名：尼姆•威爾斯。斯諾夫婦的紅色宣傳迷惑深遠。外國人能被迷惑主要是因為他們對中國人、中華文化充滿好感，但缺乏瞭解，讓洋鼓手能藉機偷梁換柱獲取他們對中共的認可。
這些借洋奴之手炮製的紅色宣傳品誤導了中外無數的熱血青年，讓他們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王實味語）的共軍佔領區誤作自由聖地而投奔。斯諾們為中共迷惑世人，顛倒黑白，詆毀領導國軍保衛中華民國的蔣中正起了難以估計的作用。
一九三九年秋，斯諾再次到延安採訪毛澤東，並在報導中表示：「我再一次注意到他那不尋常的安詳，好像什麼事情也不會使他煩惱。他寬宏大量，同蔣介石的‘暴躁’是截然不同的。」其時蔣中正在領導國軍英勇抗日，毛澤東則躲在後方為非作歹，擴張勢力！斯諾為了吹捧毛澤東，而詆毀蔣中正，但司徒雷登卻在他的回憶錄中引用自己於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在北京《民主》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來表達他對蔣中正的評價：
「但是對他的尊敬主要是基於精神和道德。由於中國人受到留心注意他們的統治者道德水平的訓練比其它國家的人更多，也沒有在這方面發生更為精於此道的幻滅，所以這個現象更能說明問題。上個十月末是蔣介石五十歲生辰，在全中國自發了她歷史上沒有先例的慶祝。更使人信服的是在他被扣留在西安的時候，幾乎普遍都在焦慮，以及當他被釋放的消息來到的時候，強烈洋溢著的放心和歡樂。」
與此同時，共產國際一直在成立各種組織，包括上面提到的「工合」，支持中共，滲透民國，欺騙民眾。
一九四一年，毛澤東借國軍之手清除黨內異己項英後，斯諾在其報導中，繼續混淆是非，掩蓋真相，終於被國民政府取締外國記者特權，被迫回到美國，與海倫一起繼續宣傳中共。女共黨成員龔普生也於同年被周恩來派往美國，秘密搞紅色滲透。羅斯福、賽珍珠等都是她的滲透對象。她後來的丈夫章漢夫則於一九二七年在美國留學時就加入美國共產黨。「文革」時，龔普生夫婦等紅色臥底都遭到共產黨的迫害。長期擔任外交部副部長的章漢夫於一九六八年被打成「叛徒」投進秦城監獄，近四年後死時，身上衣衫已經破爛不堪。
當斯諾等赤色分子在美國繼續濫用言論自由，大力宣傳共產黨，抹黑國民黨之時，因相信他們而投奔蘇區的無數愛國青年已在一九四二年就失去了言論自由。《思痛錄》的作者，「一二•九」的參與者韋君宜就是受害者之一。十八歲的韋君宜被騙入共黨，於一九三九年放棄赴美留學而排除萬難投奔斯諾們讚頌的匪區。一九四二年，毛澤東發動了消滅個人意志，樹立獨裁專制的「延安整風」。韋君宜的丈夫楊述被打成了國民黨特務，雖然他是因從事違法活動被國民政府抓捕過的共產黨人！韋君宜迫不得已勸說楊述，違背事實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並編造謊言來向黨組織坦白交代。韋君宜們為了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被騙上了共產黨的賊船，把他們的聰明才智全部貢獻給了共產黨的竊國事業。韋君宜們被迫犧牲「自己的良心」，變成毛澤東的應聲蟲，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成了他們的思想枷鎖，他們再也沒有思想和言論自由。連《思痛錄》也是韋君宜偷偷寫下來，遭審查刪節後才得以出版。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五日，司徒雷登的回憶錄《在華五十年》由美國紐約蘭登出版社出版。二戰後擔任過國共矛盾調停人，並任美國國務卿的喬治•馬歇爾和胡適分別為該書作序。次日，臺灣的《大華晚報》即開始翻譯連載，並於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了中譯本。可是，這本回憶錄完整譯本至今也被禁止在大陸出版。國民政府和共產極權誰是誰非，誰怕真相，一目瞭然！已是耄耋之人的翻譯周惠民為了讓讀者認識「一位對中國，對中國文化，對中國未來終生抱以拳拳之心的司徒雷登，一位自認為雖是一個美國人，但更是一個中國人的司徒雷登」，只好把自己的譯作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在網際網路上發表。
司徒雷登在前言中說，「我在中國的建樹使我有名聲；在那些建樹顯然被摧毀的時刻，我出任了我國的駐華大使；這深深地使我感到哭笑不得。但是我的挫折、失望和焦慮還都是心靈上的。我知道許多陷在（大多數是自願留下的）中國的美國人和其它‘外國人’被粗暴地對待著，有些遭到侮辱，有些被投入監獄，有些在心靈上和肉體上受到折磨，有些不准接觸自己的中國和其它朋友，幾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自己所有的財產。有少數在這種對待下死去了。千百萬中國人受到的對待更為悲慘。許多被處死，許多因飢餓而死去。最近聽說不少於四千萬人被強制勞動。許多人寧願背井離鄉，在流亡中受苦受難。許多其它的則盼望能夠流亡在外，但是卻無法逃脫出來。」
胡適在序言中表示，馬歇爾作為調停人「使用的武器不是軍事壓力，不是軍事干預，而是撤消美國對中國的援助」。「但是，這個武器只能限制、挫敗中國的政府，而對中國共產黨則毫無作用。共產黨的軍隊已經從陸上和海上迅速開入滿洲（東北），在那裡，他們可以從蘇聯佔領軍和蘇聯取得無限的援助（蘇聯和滿洲毗鄰，也是中國共產黨最強大的革命基地）。因此，在馬歇爾使命的全部時間裏，中國共產黨的使團不斷地、而且成功地對馬歇爾施加壓力，要美國停止或延緩援助中國。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強烈的抗議，馬歇爾將軍和美國政府的確多次停止了和延緩了美國對中國所有的援助」。胡適認識到了美國政府的錯誤，也為美國政府指出了挽回錯誤的作法：不承認中共暴政！他繼續寫到：「由於美國在雅爾答對中國的背叛，由於在關鍵時刻，美國停止了對中國有效的援助，更重要的是，由於美國的巨大威力並且有勿庸置疑的世界領導地位，美國對於中國的陷落，並不是‘這血，罪不在我’。我同意司徒博士所說，美國如繼續拒絕承認共產黨的政府，並且繼續反對中國的那個政府取代聯合國中國的位置，這樣，美國至少可以為自己挽回一些。這至少和由亨利•司提姆森（HenryL.Stimson），胡佛（HerbertHoover）所堅持的，並由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寫入大西洋憲章中的歷史偉大、傳統的不承認主義，是相一致的」。（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