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美國總統尼克松為了對付蘇聯，按照紅色勢力的意願結束支持越南人抵抗共產黨的戰爭，在以基辛格為首的暗紅勢力推動下，到達與蘇共鬧崩的北京，開始為期一週的訪問。與蔣中正相比，尼克松很渺小，因為蔣中正拒絕蘇聯的誘惑，寧可放棄「反攻大陸」的理想，也不背叛美國。而美國則在尼克松的帶領下違背「不承認主義」，逐步承認紅色暴政，拋棄中華民國。
美國總統的到來促使中共恢復了許多常態。一九七一年，基辛格秘密到北京為尼克鬆開路時，古都北京被中共糟蹋得連花草都沒有。釣魚臺賓館的花圃裡種的都是玉米和菠菜。但尼克松參觀時，「反帝醫院」已改成了「首都醫院」，「工農兵大街」恢復了原來的名字－地安門大街。被中共關在國門裡蹂躪的大陸居民也因此獲得一線希望。
當被關在紅色牢籠的大陸人包括洋毛分子韓丁、寒春兄妹的兒女卡瑪、陽和平等紛紛趁機投奔自由的時候，不知珍惜自由的西方毛派也成群結隊地來到異國他鄉追名逐利。
在中共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的推薦下，中共對外友協邀請維特克於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九日至九月一日訪問紅色中國，名義上是讓她「瞭解中國婦女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地位和她們的貢獻」，並建議她採訪一些「最近被提拔到中央的婦女同志」，也就是說中共希望通過維特克宣傳中國婦女被解放的假象！
三十四歲的維特克能得到中共的款待是因為她不僅在美國大學教授中國現代史，算中共的統戰對象，而且她參與過《紅旗飄飄》的翻譯，是個已有紅色劣跡的研究中國的美國人。
據中共媒體對當事人張穎的採訪「回眸《紅都女皇》事件和‘維特克事件’」稱，當時在中共對外友協的接待計畫中，本來沒有安排她會見江青。按照當時的慣例，江青的工作與外事無關，一般不安排她單獨接見外賓。不過，經維特克的一再要求，中共對外友協請示周恩來，讓他決定是否同意江青會見維特克。「對此，周恩來於八月十日批示說：‘江青同志：如你這兩天精神好，可以見見此人，談上一個鐘頭就可以了。如不願見，也可不見。’
江青見到周恩來的批示後，便立刻決定於八月十二日下午三點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接見維特剋夫人，陪同人員有姚文元（主管意識形態方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海容（外交部部長助理）、張穎（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以及丁雪松。當時，本來是由中國對外友協副會長周秋野出面接待，但因周秋野有事，遂由張穎替代，恰好張穎與江青在延安時都在魯藝，彼此認識。」
二零零五年，中共在香港的鳳凰衛視製作了專題片《「紅都女皇」真相－維特克採訪江青的前前後後》。在這個分上下集的電視片中，八十三歲的張穎口述了不超越紅線的對這段歷史的看法。 在張穎看來，維特克與江青氣味相投。江青差點擁抱維特克，而維特克則說，「如果我到了中國，沒有見到Madam江青，那我還算來過中國嗎？」
時年五十八歲的江青見維特克對她那麼傾心，便對她說：「我們合作吧。我提供材料，我給你說，你來寫。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國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諾，他在三十年代寫過毛澤東，寫中國共產黨，在西方一舉成名。你很年輕，很有才華。你寫我，寫現代的中國，那就是第二個斯諾，你將舉世聞名。」
此前江青曾有意請拍攝《愚公移山》的荷蘭導演伊文思為她拍一部記錄片，請被周恩來迷得來圍著共黨轉的混血女韓素音為她立傳，但都遭到婉拒，而維特克卻一聽江青需要寫手，便立即表示，「如果我有足夠的材料能夠寫一本書，那是我最大的願望。」身為中國現代史學者的維特克視江青為「世界上最有權力的女人」，她奉承江青也得到不少實利。可不，江青當時馬上延長了被周恩來定位為禮節性的會面。會談到晚飯時間，江青請維特克吃了最好的中國美食，還向她展示了用「無產階級革命精神」扭曲傳統舞臺藝術而成的八個「文革」樣板戲中的《紅燈記》。其時，江青已派人到她的家鄉選拔小學生用來培養體現其意志的芭蕾舞演員。其中就有一九八一年在美國戀人的支持下改變回國計畫，因此被中共領館綁架的芭蕾舞紅星李存信。李存信的個人傳記標題為《毛的最後一個舞者》，準確地說，應該是江青培訓的無產階級文藝戰士中的第一個倒戈者。
總之，江青那時正野心勃勃，出自江青之口的言論令張穎覺得「不堪入耳」，但顯然對維特克很有吸引力，這位來自美國的客人自願奉陪江青不分白天黑夜地信口開河了一個星期。
在無人能阻止江青破例請維特克到廣州會談後， 周恩來特意交給張穎一本線裝的《魯迅詩集》，要張穎傳達他的意見，「只談一次，就只能談文藝問題」，如果江青「要談三十年代，多談魯迅」。但在張穎轉達周恩來的意見時，江青一下子火了，把《魯迅詩集》摔在了地上。這既表明江青不甘受周恩來管制，也透露連江青也沒有自由。
江青在北京見到維特克時就透露，「我好長時間想談，你來了成了一個動力」，「鄧穎超、康克清（……）只能對你談婦女運動。我可是不一樣，我的面要寬得多。我可以給你談戰爭，談軍事，談政治，談經濟、藝術，還有文化大革命。」以及「我跟隨毛主席在西北戰場作過戰，我可以生動地介紹這段歷史，不會枯燥的。」
維特克雖研究中國問題，但她的中文看來不怎麼樣，她與江青交談也像毛澤東與斯諾交談一樣需要翻譯。江青與維特克的談話時間累計長達六十多個小時。談話結束之後，江青答應維特克把錄音記錄譯成英文給她。
然而江青不是毛澤東，她沒能兌現自己的承諾，維特克未能如願以償。對此張穎在回憶錄中說，「回到北京以後，江青又催逼著我們反覆整理修改幾十萬字的談話記錄，說要送交周總理和張春橋、姚文元審閱，然後寄給維特克。我們加班加點一直忙到十月底，大家商量，無論如何應該向周總理匯報一下了，並推我去。」張穎因此向鄧穎超匯報了整整三個小時， 張穎認為，「江青見維特克的最主要動機，是為她自己樹碑立傳，而許多話沒有事實根據，胡亂吹牛。比如說到西北戰場，她說是她和毛主席共同指揮的，這些傳到外國去，不成了大笑話嗎？（……）最重要的是，我們都覺得這些記錄稿不能送給維特克女士，那影響確實太壞了。」
於是，一九七二年的歲末，經毛澤東批示，周恩來宣布「記錄不必送給維特克」後，相關材料便全都被放進一個保險箱裡，加上封條，交給了外交部保密室。江青與維特克的談話內容沒有通過毛周的審查後，被油印成《關於紅樓夢問題－江青同志與美國作家維特剋夫人談話紀要》傳到社會上的部分談話內容也遭到中共當局追查。
因為迎合江青，維特克在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地飽嘗了紅色特權的滋味。維特克回美國後，免不了發表這次紅色之旅的大陸見聞，她的筆下自然不會出現被毛澤東夫婦利用來打倒劉少奇們後拋棄在農村的幾千萬大陸知青的處境。能夠用英文與維特克交談的共黨女官比如王光美那時正在紅牢中經受十二年的煎熬，王光美的遭遇就能揭穿「中國婦女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地位和她們的貢獻」是個偽命題，因為再有貢獻的男男女女在共產革命中都沒有人權，談何地位？打死打殘的無數「文革」受害者也不可能在維特克的關注範圍。
維特克等不來談話記錄的英譯稿，只能按自己的速記稿於一九七七年用英文在美國出版《江青同志》，講述了她眼中的江青和在紅色之旅中的觀感。 其時江青和姚文元等維特克見過的「文革」紅人已被投入紅牢，這對維特克似乎沒什麼影響，在她眼裡江青還是一位可歌可泣的同志。據張穎透露，江青慷黨天下窮苦百姓之慨送維特克的禮物有幾大箱子。
一九八八年，維特克在一個採訪中還說，「跟江青共度的這一個星期，那是對我非常有影響的一個星期，它改變了我的生活。」（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