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收集了足夠的史料證實卡瑪影片的主人翁之一宋彬彬是「惡之花」，她親自參與了紅衛兵的反人類罪行。時任北大女師附中語文老師的林莽親眼見證了卞仲耘被宋彬彬們毆打致死。當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在妻子被打死後，到北師大附中討說法時，見他的紅衛兵頭目中就有宋彬彬。王先生保存了他當年請這些負責人留下的簽名。而毆打不是自發的，是革委會組織的。林先生兩次被提審時，宋彬彬都在場。
王容芬在影評《為歷史作證——評胡傑獲獎記錄片〈我雖死去〉》中表示，在「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號召「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於中共中央臺廣播後第二天，北師大附中就貼出了「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大字報，領頭署名的就是宋彬彬。而「林先生是在宋彬彬兩次提審他之後做出自殺決定的。第一次提審，宋讓他交代少年空軍學校的事，旁邊站著一個1米8多的粗壯男生，當胸重重給了他一拳。林先生被打倒在地，躺了半天起不來。第二次是深夜，林先生與歷史老師朱學希一起被宋彬彬提審，宋彬彬坐著，讓他們跪著，旁邊站著幾個女紅衛兵。紅衛兵們用皮帶抽他們，林先生挨了打，朱老師被抽得更厲害。那天夜裡林莽決定與母親一起觸電自殺。」
影片《八九點鐘的太陽》給宋彬彬、李南央等提供了面對歷史的機會，但他們卻只為自己辯解，避而不談他們各自所在的五所中學裡都有老師被學生活活折磨致死。宋彬彬就讀的北師大女附中，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帶頭打死了副校長卞仲耘。 在宋彬彬於八月十八日登上天安門城樓向毛澤東敬獻紅袖章並因此被改名為「宋要武」後，北京女三中的校長沙坪，從十九號起被毆打，旁邊還跪著一大片老師，打到二十號中午全校鬥爭會上，就被活活打死了。李南央的學校打死了語文老師孫迪。卡瑪的學校打死了美術老師陳葆坤。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北京打死了一千七百七十二人。主要都是中學生紅衛兵打死的。但是親歷者卡瑪不僅在「文革」記錄片裡迴避了如此史無前例的罪惡，反而讓拒絕懺悔，不敢見人的宋彬彬們（在影片中宋是黑麵）為自己開脫。給毛澤東帶上紅袖章的中學生宋彬彬成了「文革」記錄片中的演講者，而王容芬卻沒被採訪。或許卡瑪不知道王容芬的英雄事跡，但她卻認識當年也像宋彬彬一樣就讀於北師大女附中的「文革」史專家王友琴啊？
屬於「文革」一代的網友螺桿氣憤地表示，「卡瑪的無恥，在於她對文革沒有正確認識，在於她的影片沒有揭露文革的慘烈野蠻，如果她沒有參加文革，不是文革當事人，而且是不瞭解中國的外國人，這都情有可原。恰恰相反，她覺得自己‘青春無悔’，文革只不過是一種全民瘋狂的鬧劇，她覺得很好玩，很浪漫，很值得幸福回憶」。 螺桿還發表《卡瑪的〈天安門〉的解說詞是甜砒霜》和《柴玲為什麼不與卡瑪合作》兩文，揭批卡瑪。他說，「因為從《天安門》解說詞來看，她確實是在同情和理解中共當局，鑼鼓聽聲，說話聽音，有點腦子的人都能品出箇中滋味。對六四事件時的當局和學生，各打五十大板貌似公正，其實用心很險惡，絕對不是出於無意」。對害人的中共當局和受害者各打五十大板是洋五毛的慣用手法。
簡言之，卡瑪不具有記錄片製作人應有的道德觀、公正性和歷史觀。她在主動配合中共掩飾罪行。
曾被卡瑪迷惑，在《天安門》裡露面的封從德在「六四」二十週年之際出版《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在後記裡，他陳述過去二十年裡與中共勢力進行的「記憶的戰爭」。「追尋真知堅守真實」的封從德也是通過王容芬的長文獲知卡瑪的來歷，明白卡瑪的用意。
遺憾的是，卡瑪不僅能騙大陸人，還可以騙臺灣人，卡瑪因上述兩部影片在臺灣轟動一時。《中國時報》發表對她的採訪，不過她的表弟陽和平就此採訪寫作的《也談人性、惡和文革》卻未得到採納，畢竟自由社會的正常人無不「指責文革和毛澤東」，不會接受陽和平的觀點，「文革的失敗是暫時的」。
除此之外，陽和平透露， 「卡瑪比我大三歲。我小時崇拜她，敬佩她。文革初期，十四歲的我還和她一起到山西的陽泉煤礦串聯。她那時是我的啟蒙人。我們那幫學生們在礦裡‘煽風點火’，幫著礦工中的造反派反抗礦領導，和保皇派工人辯論。我們也幹了一些過激的事，如一起闖入一位礦領導的家，搜尋他為了整造反派工人而搞的‘黑材料’」。可是在二零零三年在美國之音中文網上發表的《從中國到美國：卡瑪專訪》中卻說，「卡瑪即不可以跟他們去串連，更不能跟他們上山下鄉。因為當時中國只有個別幾個城市對外國人開放，鄉下可不是外國人能去的地方」。就是說，陽和平和卡瑪中有一個人在撒謊。（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