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學長胡錦濤 同江青有關的「切膚之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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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4年08月05日訊】偏向絕處飛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首先，我必須解釋清楚為什麼要找最大走資派的女兒劉濤談戀愛？此事應對得稍有不當，我便可能被置於萬劫不復的絕境。我冷靜地評估了一下局勢，認為最恰當的應對是披上灰色外衣，作消極狀。我從《紅樓夢》裡挑了一首《好了歌》，來做自己靈魂深處的擋箭牌。但黨和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哪裡混得過去。一次又一次鬥私批修、觸及靈魂，都過不了關。我則死守《好了歌》的底線，不敢後退半步，因為退一丁點，就會是萬丈深淵。就這樣一直僵持到畢業分配。

想知道我當時的靈魂深處嗎？我從來就不相信劉頭上的那三頂帽子。我讀過《斯大林時代》，序言裡有這麼一段：布哈林等被斯大林處決的反黨分子後來都平反了。平反的理由就是當年安在他們頭上的那些罪名，因為那些罪名太荒謬了。（全憑記憶，所以不加引號）當時我對劉濤和她的弟弟、妹妹說：「不會超過二十年，你們父親的問題肯定能平反」。這多少給他們帶來了一些安慰，但更多的是對我說法的懷疑。

我的那些異於常人的判斷，大部分來源於讀書。我讀馬恩列、毛澤東、魯迅，也讀《史記》、《通鑒》、諸子百家；讀《紅樓》、《老殘》、巴金、曹禺，也讀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 基、雨果、巴爾扎克、狄更斯、司湯達、歐·亨利。在王前家裡，更可以讀到當時所謂的內部書：《第三帝國的興亡》、尼克松的《六次危機》，還有德熱拉斯的 《新階級》。我還發現了延安時期出版的《毛選》，一下子就看出新版時動了哪些手腳。還有《曾文正公全集》，還有上百本的《文史資料》……我讀書的速度極快。有人讀書是逐字掃瞄，那叫精讀；有人是逐行掃瞄，那是通讀；我是逐頁掃瞄，這是古人所說的「好讀書，不求甚解」。其實一本書裡精彩的亮點，就那麼幾處。書讀多了，這些亮點就會自己跳出來。

友誼賓館前本來有一塊三角地，大約在王前家和學校之間的中點，那是我和劉濤初次相約的地方，後來 我們常在此處交換我要讀的書。劉濤的女紅極佳，她會把我尼龍襪上的破洞織補得天衣無縫，還給我織了一件明黃色的線衫，算是賞了我一件「黃馬褂」。週末，我就去王前家，她會用黃油烤饅頭片招待我。那個年代，居然還有黃油！這些點點滴滴的溫馨，多少緩解了我所承受的壓力。

王前十七歲嫁給劉少奇，十八歲生劉濤，所以當年也就四十出頭。她年輕時一定極漂亮，那個年代，還一頭烏黑的長發，皮膚白皙如玉，精巧的鼻子稍有一點鷹鉤。她待我極好，還迫不及待地安排我們生米煮成熟飯。本來是天鵝折翅，現在倒害怕起癩蛤蟆長翅膀飛了。唉，可憐天下父母心啊。

她和劉濤還喜歡寫點小詩、聯首絕句什麼的。我不太懂平仄、韻律之類的規範，但偶爾出手，倒也讓她們不得不刮目相看。我填過一首詞：「偏向絕處飛」，調寄《冰調歌頭》，這是我自創的曲牌，因為此詞的總字數比《水調歌頭》多兩個字，而「冰」恰好比「水」多兩點，故名。

昨怨鵲橋短，今恨銀河遙。/寒夜漫天霧繞，初會三角島。/同是混世先知鳥，比翼何必曾同巢，/雙飛上九霄。/偏向絕處飛，/心比天還高。/相聚歡，/別離恨，/虎狼嚎。/狠心相逼，/一腔怒火衝天燒。/痴情兩相依偎，/無語淚濕雙襟，/驛站度良宵。/誰言冬夜長，/神鳥啼破曉。

瘋狂年代的荒誕故事

現在的年輕人，大概無法理解我當時所受的壓力。那是個瘋狂年代，處處都充塞著諸如此類的荒誕故事：一個人隨便在一張廢報紙上打一個叉，讓人拿起來對著陽光一照，背面恰好是領袖像，此人立即被作為現行反革命分子抓起來，先批鬥一番，然後交群眾專政。閻連科的中篇小說《為人民服務》裡，打碎了一尊毛的石膏像，那就是天大的政治事件。閻先生卻把荒誕演繹成男歡女愛的荒唐，那是在痛定思痛之後，對那個瘋狂年代的無可奈何的嘲諷和調侃了。

在我所處的那個瘋狂年代裡，在荒誕的後面則是恐怖。我跟最大的走資派攀親，最起碼是政治上劃不清界線，更可能是包藏禍心。如果我那首小詞曝了光，那就死定了。什麼「混世」、「冬夜長」，那是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不滿和污蔑！什麼「虎狼嚎」、「狠心相逼」，那是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醜化和詆毀！什麼「偏向絕處飛」、「心比天還高」，更是自絕於人民、向共產黨猖狂進攻的反革命宣言！

當時我把所有的留有文字的東西：日記、書信、手稿……統統燒掉了，不留一星半點殘渣餘孽。雖然這幫我練成了一付好記性，但現在老年痴呆了，沒有片紙隻字可供參考，寫起東西來就分外吃力。當時我絕不是驚慌失措，血淋淋的教訓就在身邊。我們系裡一位青年講師劉老師，因為老婆的一封同朋友聊家常的信，就被打成了蘇修特務。

劉老師當年也算是出類拔萃的青年才俊，曾被選派到蘇聯留學，拿了學位、娶了蘇聯姑娘麗達，一同回到清華教書。育有非常可愛的一子一女，如果不是文革，他們一家的生活幸福得就像塗了蜜。文革來了，老婆是蘇聯人，那就可能是蘇修特務。當時人們的思維方式就這樣直截了當、簡單明瞭。於是就被隔離起來辦學習班，這有點兒像現在的「雙規」。莫須有事，劉老師自然不會承認。於是就抄家，發現麗達和中山大學一位當年一起嫁到中國的同學有通信。於是內查外調到了廣州，請那邊幫助抄中山大學同學的家，發現了麗達的一封信。非常普通的一封家常信，女人之間的私房話：如何相夫、如何教子。還交換點如何讓丈夫聽話的心得：適時地發點小脾氣、床笫間使點小花招，讓夫君乖乖的就範。專案組的人如獲至寶。

下面的故事就十分醜惡、甚至是十分下流了。專案組把這封信掐頭去尾，把麗達講御夫經驗的那一段拿給劉老師看：謊稱這是麗達給她的ＫＧＢ（克格勃）上司的述職報告，當時是如何把你拉下水的。麗達已經徹底交待了，蘇修特務一案，已是鐵證如山。現在就看你的態度了。劉老師懵了，確確實實是老婆的筆跡、確確實實是夫妻間的那些不為人知的瑣事，難道……

精神崩潰的結果，是竹筒倒豆子。劉老師開始懷疑老婆的一切。杯弓尚且能蛇影，更何況老婆還常去蘇聯駐華使館參加Party。於是蛛絲馬跡，成了蘇修特務的鐵案。專案組立了大功，其代價是劉老師一家的妻離子散。麗達被驅逐出境，帶走了兩個孩子。傷心欲絕的妻子臨別時堅持要見丈夫。不讓見就是不讓見，共產黨說話是算數的。

我知道，這個故事同那個年代千千萬萬的悲慘故事相比，太不足道了。因為這個故事發生在我身邊，當時我的處境與此相似，隨時可能被人陷害，所以我對此事格外記得清楚。後來見到解除隔離後的劉老師，那種頹唐和落魄，看了都讓人心痛。那麼多年過去了，不知道劉老師一家破鏡重圓沒有？我在大洋彼岸，只有默默的祝福了。

老海歸的生命空白

這年頭，「海歸」成了一種時髦。我的兒子萬方，也時髦得合時，回北京當海歸了。我今天給大家講一個老海歸的故事。不，這個題目太大了，是講他生命中不見經傳的空白期中的一個片段。而我，在他生命的空白期，和他朝夕相處過一年多。

陶葆楷先生，30年代的海歸，中國創立市政和環境工程教育的開山鼻祖，清華當年的一級教授，土建系的主任。如果他今天還健在，恰好100歲了。下面是官方資料上關於他的簡歷：

    1906年生於江蘇省無錫市。
　　1926年畢業於清華學堂。
　　1929年畢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獲土木工程學士學位。
　　1930年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獲衛生工程碩士學位。
　　1930－1931年在德國柏林理工大學進行研究工作。
　　1931－1936年任清華大學土木系教授。
　　1936－1938年任南京衛生署高級工程師兼公共衛生工程研究班教務主任。
　　1938－1940年任昆明西南聯大土木系教授。
　　1940－1946年任昆明西南聯大教授兼土木系主任。
　　1946－1948年任清華大學土木系教授、土木系主任並代理工學院院長。
　　1948年在美國哈佛大學進行訪問研究半年，任臺灣大學土木系教授。
　　1949－1950年任廣州嶺南大學教授。
　　1950－1952年任北京大學工學院土木系教授，兼任衛生工程系主任。
　　1952－1954年任清華大學土木系教授，給水排水教研室主任。
　　1954－1956年任清華大學土木系教授，土木系副主任。
　　1957－1959年任清華大學土木系教授兼系主任。
　　1960－1966年任清華大學土木建築系教授兼系主任。
　　1981－1983年任清華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所長。
　　1992年2月16日逝世於北京。

請注意，1966－1980這14年，是他生命中的空白，或者說，是官方職務的空白。為什麼是空白？眾所周知的原因，是因為這期間正是文化大革命。今年是文革40週年祭，也是先生的百年祭。要跟現在的年輕人講清楚什麼是文化大革命，最簡單的說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吹響文革第一聲號角的，是《人民日報》1966年6月1日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文中首提「破四舊」，就是要破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誰是牛鬼蛇神？一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二是反動學術權威。根據陶先生的資歷，自然算不折不扣的反動學術權威，屬於被橫掃之列。當年是如何批鬥陶先生的，我已經說不清楚了。一是因為當時我在文藝社團，不在系裡參加運動；二是文革一開始，我就被革命群眾歸類為「小爬蟲」，被剝奪了參加運動的機會。

文革後期，工宣隊進校之後，才使 我這個「小爬蟲」和「老反動權威」有了朝夕相處的機會。我們專業的學生、老師、幹部、實驗員，被集中在給排水實驗室辦學習班，每天早、中、晚的時間都在一起，關起門來鬥私批修。根據老毛的宏論：「知識越多越反動」，所以最沒有文化的工人是領導階級；次沒有文化的實驗員是學習班的各級領導。陶先生是最有知識的，所以最反動；我同最大的走資派有瓜葛，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同屬需要觸及靈魂的重點批鬥對象。學習班上每天要早請示、晚匯報。那是一種很正規的宗教儀式，要全體起立，右手舉起紅寶書，誇張一點的，還要用左手按著自己的胸膛，嘴裡唸唸有詞。這一段經歷遺患無窮。後來我到了西方，始終不能得到神的庇護，就是因為到了類似場合，我就會毛骨悚然，把心裏剛萌發出來的一點感恩心，嚇到爪哇國裡去了。

在這種場合，有時候我會悄悄地用眼角掃瞄周圍的人群。用左手按著胸膛的，大多屬於比較不要臉的，但陶先生從來不。他在我們學習班上最年長，站得卻比許多年輕人還要直。陶先生是江蘇無錫人，卻長了那種廣東人才有的前額。往後梳的已經花白的稀發，更顯出額頭的開闊。寬邊的淺色眼鏡，挺直的鼻子，有棱有角的嘴，寬而長的下巴，壯碩的身材完全沒有江南人的纖細。後來在網上看到先生的雕像，形神兼具，是個好作品。在別人唸唸有詞的時候，陶先生從來都是緊抿著嘴，厚鏡片下那雙深邃的眼，彷彿看著塵世以外的地方。他在琢磨些什麼呢？也許，他正在琢磨如何提出適合國情的雨量計算公式？1975年，陶先生的這一科研成果被用於我國給排水設計的規範。1975年，正處在先生官方職務的空白期。職務空白了，但先生對事業的求索並沒有空白，對科研和教學的奉獻並沒有空白。

給排水和公共衛生環境 工程，不屬於政治領域，無法做意識形態的文章。對先生的批判，就淪為對人格的詆毀：陶葆楷，你這個反革命兩面派！我們這裡鐵證如山！所謂鐵證，說的是陶先生自己抽煙，也給實驗員遞煙。先生身上常揣著兩包煙，便宜一點的勞動牌放在外衣口袋裡，貴一點的大前門放在內衣口袋裡。給人遞煙的時候，從外邊掏；自己抽煙時，往裡邊摸。這種小技巧，怎麼能瞞得過革命群眾雪亮的眼睛？於是就成了大批判的素材。

像這類荒謬的大批判，後來我還遇到過一例。摘帽右派李工，有三個孩子，老大李麥，老二李稻，老三小名豆豆。文革中被揪出來批鬥，一位老工人對他的批判義正詞嚴：「李 * * ，你滿腦袋資產階級臭思想，給孩子取名都是稻米、白面，都是……細糧。」李工很有點幽默感，抬起被強按著的頭，反駁了一句：「我們家老三叫豆豆，大豆可是粗糧。」全場粲然。

今天來說這些荒唐事，已有隔世之感。新海歸們，又絡繹於途了。希望他們一路走好，不會再遇到當年的荒唐，不會再有生命的空白。

蒯大富和胖老頭

蒯大富在清華文革中可是大大有名的人物。「蒯司令」的名頭，在當年可說是「如雷貫耳」。在他「響噹噹」之前，我就認識他，還同他打過交道。

蒯大富是化9的學生，也是校廣播臺的編輯。我們一起參加過一次座談會。主題是批「三家村」，這是文革這場大戲的序幕。「三家村」，本來是晚清小說《何典》中一個虛構的村莊名。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位在北京市有點名頭的人物，從1961年起在他們自己掌控的刊物《前線》上，開了一個「三家村」專欄，輪流發表了60多篇文章。用談天說地、擺龍門陣的形式，對老毛造成大飢荒的錯誤竭盡借古諷今、指桑罵槐之能事。我記憶中有一篇「白開水最好喝」，諷喻老百姓窮得只能喝大鍋清水湯；還有一篇「專治健忘症」，諷刺老毛忘了自己說過的大話，要用狗血淋頭才能使之清醒。毛是何等人物，豈能看不懂這三人的春秋筆法，彎彎繞還能繞得過他？要收拾劉少奇，必須扳倒北京市委這個獨立王國。先收拾了彭真門下這些「小爬蟲」，出出心中隱忍了多年的這口惡氣。所以文革正式開場之前，就先拿「三家村」祭刀。

我們當時雖然鬧不明白「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但也聞到了一點味道。老蒯和我各寫過一篇批「三家村」的文章，所以一同去參加座談會。《新清華》上要發會上的發言紀要，其中有蒯大富的一小段，我拿了校樣找他核實。他非常認真，並把這一小段擴充成了一大段，看來他相當重視此次出頭露面的機會。當時我有點看不慣他的那種「臭顯」。也許，正是這種性格，他才能成為大造反派。

在我記憶當中，蒯大富之所以反工作組，純屬偶然。他原來是對工作組的組長王光美無限信任和崇拜的，希望有機會向她直接匯報工作。工作組隨便派了一位女的接待他。王光美當年也算是公眾人物。許多人都看過劉少奇訪問印尼的記錄片，其中王光美的優雅風度傾倒了一大片人，甚至讓另一個處於高位的女人妒忌得抓心。老蒯這個土老帽，顯然沒看過這個記錄片，竟把隨便支使來一個什么女人當成了王光美，絮絮叨叨、推心置腹地匯報了一大通。後來發現表錯了情，一種受欺騙的感覺讓他惱羞成怒，認定這是工作組的大陰謀，於是就反起了工作組。這一路反下來，在那個抓心女人的利用和支持下，就這樣混成了蒯司令。他們兩人間最得意的一個合作項目，就是在清華園揪鬥王光美。

工作組對蒯大富排山倒海般地批判，則是把這小子太當回事了。老蒯當時的抗壓能力和伶牙俐齒，確實也讓我們佩服。我親歷過老蒯和一個胖老頭辯論的場面。記得是1966年6月的驕陽下，我在大禮堂前的大字報區轉悠。見到一堆人圍在一起，伸頭一看，見老蒯正唾沫橫飛地與一個胖老頭辯論。

「你叫什麼名字？」胖老頭氣勢凌人。
「蒯大富」，老蒯可不怯場。
「瞧你這個名字，就是資本主義的！什麼大富……」胖老頭先聲奪人。
「不！我這個名字是社會主義的。」蒯大富理直氣壯。
「？」老頭瞪眼。
「資本主義是小富，只有社會主義才是大富！」老蒯得理不讓人。
「好！」觀眾中有人起鬨。
「你認為自己是左派？」胖老頭反守為攻。
「這我不能自封。」蒯大富謙虛了一下。
「革命者要勇於承認自己是左派。」胖老頭開始設套。
「那我就是左派。」老蒯當仁不讓。
「希望你不要做左派中的左派，左過頭了，就成了右派。極左和極右是相通的。」老頭這句話算有點哲理。說這句話時，他用雙手在空中劃了一個圈，左手劃到最高點，就和劃到最高點的右手碰上了，還挺形象。
……

「你叫什麼名字？」老蒯要老頭留下姓名。
「不能告訴你，你以後會知道的。」胖老頭耍賴。
後來大家都知道了，那個胖老頭是薄一波，共產黨裡的千年老狐狸、白毛老妖怪。當年把閻錫山哄得團團轉；後來出面把胡耀邦攆下臺；臨死前還要把兒子扶上馬。
後來蒯大富得了女兒，據說取名蒯小窮。
我同蒯大富後來還有一點瓜葛。他的跟班、人稱蒯秘，後來當了我的跟班，這個人就是段某，段某自稱「老賊」，把四通的家業敗得一塌糊塗。有人說是他的名字就注定了要斷送四通永遠的基業。老毛就懂得身邊要安一個「東興」。老蒯和我在這一點上，就嫩得太多了。

老子平常兒騎牆

文革初期，盛行過一副有名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始作俑者，應當是一幫北京中學的紅衛兵。基於「血統論」的 「紅對聯」一出臺，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議。我是明確的反對派。我曾經和一位同學激烈地辯論過一場。我還記得她的出身並不好，我們誰也說服不了對方。最後我使出了「請君入瓮」的壞招：「你出身不好，難道能說你是混蛋？」

她的回答讓我瞠目結舌：「對！我就是混蛋。」她見我表情怪怪的，也意識到太過分了，急忙補充道：「每當遇到重大問題，我的思想就比較混……」我非常善意地對她說：「那也不能就說自己是混蛋呀。」

為了這副對聯，我還被革命小將從學校大禮堂轟出來過。記得是在1966年8月初的一個什麼日子。一幫中學紅衛兵喊著「好漢」和「混蛋」，衝進了清華園， 在大禮堂擺起了擂臺，要辯論這副「紅對聯」。這哪裡是什麼辯論，完全是一邊倒的喧囂。「老子英雄！」領呼的女兵一聲長嘯，「兒好漢！兒好漢！！兒好漢！！！」台下一片豪情澎湃。「老子反動！」領呼的男兵一聲叱吒，「兒混蛋！兒混蛋！！兒混蛋！！！」台下一片殺伐洶湧。我當時坐在第三排，相當靠近主席臺，我不僅不跟著瘋狂，還趴在桌上假裝睡起覺來。

我突然感到腰部被狠狠捅了一拳，我抬頭看到面前站著一位柳眉倒豎、滿臉怒氣的女紅衛兵。這時候全場都安靜下來，我聽到一聲淒厲的呵叱：「什麼出身？」我站起來，平靜地說了一句實話：「職員」。她愣了一下，突然喊出了一句：「老子平常，兒騎牆！」會場上的紅衛兵，對這突然嘣出來新繞口令，還不太適應，應者寥寥無幾。為了擺脫眼前的尷尬局面，她馬上回到會場熟悉的口號「要革命的，站過來！不革命的，滾他媽的蛋！」我身邊一個好心人低聲勸我：「別待了，出去吧。」

俗話說「好漢不吃眼前虧」。我立刻站起來向外走，心裏則在尋思：不當混蛋，就得滾蛋，這是什麼道理？陪伴我的，又是一陣陣有節奏的口號聲：
「老子英雄，兒好漢！」
「老子反動，兒混蛋！」
「老子平常，兒騎牆！」
「不革命的，滾他媽的蛋！」
「……」

走出了大禮堂，聽不到刺耳的口號聲了，卻不得不承受刺目的陽光。說實話，我這時候心裏空蕩蕩的，甚至有點彷徨。在群體的瘋狂面前，理性顯得如此蒼白和沒有力量。

當我在大字報上讀到譚力夫的8·20講話時，更感覺到彷徨，因為非理性居然也可以被表述得那麼雄辯、那麼理直氣壯。譚力夫是北京工業大學的學生，他在一次校內辯論會的發言，是文革中一篇非常著名的講話。譚力夫口才十分了得，語言生動活潑，極具煽動力。我非常不同意他的觀點，但卻非常折服於他的口才。我至今還記得他講話的一些片段。在講到階級路線時，他說：「翻身貧農的兒子和被鬥地主的兒子，談起土改來，怎麼會是同一種心情？！你們躲在被子裡磨牙的聲音，我們都聽到了，這就叫階級烙印！」他還嘲笑反工作組的同學是醋缸裡泡出來的軟骨頭，質問時一連用了三個問號：「你們在底下搞的什麼鬼？懷的什麼鬼胎？ 要生什麼鬼兒子？！」對批工作組的同學，則公然開罵：「你們知道哪一個幹部犯了錯誤，就高興得不得了，大有雀躍之勢。看著共產黨的幹部犯錯，你高興什麼？！他媽的！」

譚力夫的通篇講話，為「血統論」提供了全面系統的理論闡述，我讀了，很沮喪。為什麼？因為我覺得自己是「血統論」的直接受害者。我中學畢業那年，要選拔一批直接保送到國外學外語的應屆高中生。就品學兼優而論，我被公認為當時學校的「一隻頂」。我是我們中學的學生會主席，翻開學生手冊，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全是五分。數學競賽和作文競賽，我是雙料「第一」。但因為出身不夠硬，我被淘汰出局。最後出線的，是一位原來很不起眼，出身三代工人的同班同學。我很不服氣。心裏憋了一口氣，考上了清華，還是不服氣。聽了譚力夫的講話，心裏更不服氣。

1967年初，我在一份中學文革小報上找到了知音，他就是遇羅克。關於他那篇振聾發聵的《出身論》，我另文再述。

遇羅克和馬丁•路德•金

遇羅克是我們那個時代的英雄。初讀遇羅克的《出身論》，那感覺就像見到了一顆劃破夜空的隕星。覺得他說出了許多我想說而說不出來的話，而且說得那麼透徹，表達得那麼準確。文章一發表，就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一時洛陽紙貴，人們爭相傳抄。許多精彩的片斷，我都能倒背如流。和同學辯論時，我的出口成章讓人刮目相看，以至於文革後期清隊時，還有人在背後告了我一刁狀，懷疑我參與了《出身論》的寫作。唉！我倒是想來著，但哪有這種機會和水平。

說《出身論》是中國60年代的「人權宣言」，我認為一點也不為過。關於那副「紅對聯」，遇羅克說：「辯論這副對聯的過程，就是對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過程。因為這樣辯論的最好結果，也無非他們不算是個混蛋而已。」他追根究底：「其實這副對聯的上半聯是從封建社會的山大王竇爾敦那裡借來的。難道批判竇爾敦還需要多少勇氣嗎？」他判定這副對聯是絕對的錯誤，錯在「它只承認老子的影響，認為老子超過了一切。」

鑒於這副對聯的爭論，中央文革小組的江青和陳伯達分別出來講話，說明黨的政策是「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對此遇羅克並不買賬。他首先從邏輯上反詰：「出身是死的，表現是活的，用死標準和活標準同時衡量一個人，能得出同一個結論嗎？」然後把各種情況剖析得條理分明：「……退一步說，我們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現不可，那麼請問：出身不好，表現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績？出身好，表現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飾人家的缺點？出身不好，表現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現好，是不是要誇大優點？難道這樣作是有道理的嗎？」

遇羅克宣示：「在表現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賜的團結，不能夠只做人家的外圍。誰是中堅？娘胎裡決定不了。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

遇羅克列舉了大量事實，來說明出身不好的青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認為「出身壓死人」這句話一點也不假。「像這樣發展下去，與美國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羅、日本的賤民等種姓制度有什麼區別呢？」

當時有一種說法，因為這些人出身不好，所以要讓他們經受更多的考驗。遇羅克憤怒地回應：「收起你的考驗吧！你把人家估計得和他們的家長差不多，想復辟、不保險、太落後，反過來又這樣高地要求人家，以為他能經受得住這種超人的考驗。看其估計，審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記了馬克思的話嗎？‘要求不幸者是完美無缺的’，那是多麼不道德！」

遇羅克準確地指出了產生這種新的種姓制度的根源：「一個新的特權階層形成了，一個新的受歧視的階層也隨 之形成了。而這又是先天的，是無法更改的。」他大聲疾呼：「難道還能允許這種現象繼續存在下去嗎？我們不應當立刻起來徹底肅清這一切污泥濁水嗎？不應當填 平這人為的鴻溝嗎？」最後他號召：「一切受壓抑的革命青年，起來勇敢戰鬥吧！」

今天我們回過頭來重溫這些火一般的語言、感受他的思想的閃光，讓我們想起了一個人，一個和遇羅克同時代的美國人：馬丁•路德•金。1963年8月，一位美國黑人牧師發表了感動美國的演說：《我有一個夢》；1967年1月，一個中國黑崽子發表了感動中國的文章：《出身論》。1964年，馬丁•路德•金獲諾貝爾和平獎；1968年，遇羅克被關進半步橋看守所。1968年3月，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在組織「貧民進軍」途中遭白人種族主義分子槍擊身亡，時年39歲；1970年3月，黑崽子遇羅克在文革「一打三反」的高潮中被紅色政權執行槍決，年僅27歲。

每個民族在發展的不同階段，都會產生自己的英雄。懂得珍重自己英雄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馬丁•路德•金的「夢」，催生了美國的「民權法案」，成為今天美國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紀念日，是美國全國性的假日。全體美國人，包括白種人，都在這一天紀念他，並以他為傲。

我問過我周圍的年輕人，知不知道「遇羅克」其人？大多數都搖頭，少數知道名字的，對他的事跡、文章也所知寥寥。我感到一種莫名的悲哀。在胡耀邦主政時期，難得開明和寬鬆的時期，遇羅克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告無罪」，僅僅是 「無罪」！報上發過幾篇紀念文章，似乎並沒有在人們記憶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天不得不多說幾句。

在紀念遇羅克的文章當中，張郎郎的幾篇回憶文章值得一讀。他們在一起坐牢長達半年之久，後來還一起進了「死刑號」。關於遇羅克在生命最後階段的睿智和從容，郎郎有非常生動的記述。遇羅文撰寫的《我家》，是我能讀到的關於他哥哥生平最詳盡的記錄。其中有一段話催人淚下：「父親只用‘霞走了’三個字述說他痛失愛子的事實，這是我們分別前約定的暗號。可憐的父親甚至不能在信裡發泄一下難過的心情，恐怕壞人看見了會加害我家的每一個人。我和弟弟失聲痛哭起來……在這荒涼的山溝，在這巨山的腳下，在一眼殘破的土窯洞裡，我們只能用悲慟欲絕的哭聲，來悼念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敬愛的哥哥。」

《我家》中記述了一次姐弟間的談話：「有一天弟弟對姐姐訴說了心中的煩悶，姐姐說：‘媽媽、爸爸反右時只顧自己痛快，說了幾句真話，害得我們跟著受罪。’一旁看書的羅克插話道：‘不要責怪父母。他們說真話有什麼錯？我看他們說得太少了。整個社會上說真話的人也太少了。如果大家都說真話，不說假話，就不會有這種不平。何況即使真是父母錯了，也不能由子女承擔責任。’」

我們現在都敢說真話了嗎？在今天的中國，說真話仍然要付出高昂的代價。1989年，我不過說了句不贊成鄧小平殺 人、支持趙紫陽不殺人的真話，就被迫流亡至今，有家歸不得。我也有個夢，每年的3月5日，也成為全國性的紀念日，「遇羅剋日」。有一天我們也懂得珍重自己的英雄了，我們的民族就會有點希望了。

周恩來和清華文革

我正兒八經地入過隊、入過團、還入過黨，但我從來就沒有正兒八經地加入過紅衛兵。一是因為我的出身不硬，二是文革一開始我被革命群眾定性為「小爬蟲」，所以文革早期那些事情，我都只能作壁上觀，說得再白一點，就是靠邊站。但從遠處看，有時候反而比投身其中的人看得更清楚些。比方說，那時候中央領導人都到院校去講話。來清華的，多是周恩來、薄一波這樣的「老官僚」；去北大的，常是江青、陳伯達那樣的「文革新貴」。是毛的安排？各自的試點？不成文的默契？明定的分工？隨機抽樣？氣味相投？這裡頭肯定有點名堂。據說，從1966年7月30日到8月22日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周恩來先後20多次接見過清華的師生代表，4次親臨清華參加會議。我能參加並記得的，是周恩來兩次在學校東大操場召集的大會上講話，一次是1966年8月4日；一次是8月22日，中間8月18日「偉大領袖」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周在場調度指揮。這三次我都身臨其境，有機會近距離觀察周恩來其人。

在文革的全過程，我對周恩來都充滿了敬意；很自然，也因此對「文革新貴」充滿了敵意。我想這是當年清華相當一部分師生的潛意識。老毛能明察秋毫到如此細微處，所以特作如此安排？毛在文革後期曾告誡四人幫：「反周必亂」，可見毛對民心的把握、民意的操控，相當精準，此其所以為毛也。

話說8月4日那天，周恩來穿著短袖白襯衫，來清華參加群眾大會。同來的有董必武、鄧小平、李富春。參加大會的，有清華的師生員工，還有外地來京串聯的師生，總數應有上萬人。周的普通話帶點蘇北腔，端著右胳膊，僵硬得自然，極有風度。開門見山，就說是中央、黨中央的常委會和毛主席要他來過問一下清華的文化大革命。然後把清華自工作組進校23天裡發生的大小事情，歷歷如數家珍，不用講稿，全憑記憶，說得頭頭是道，讓我們佩服得五體投地。一個大國總理，腦子裡得裝多少事情！周在講話中明確承認派工作組是犯了方向性的錯誤。錯在不搞斗批改，而是挑動群眾鬥群眾。算是給老蒯初步平了反。說是初步，因為大會既安排了蒯大富發言，也安排了反蒯派發言。反蒯的代表是一位女生，用的語言極為誇張。她在發言中指稱蒯大富「把我們的肺都氣炸了」，後來成為清華園裡的流行語。我們每逢遇到不高興、或不順心的事，就說「把我的肺都氣炸了」。在後來的那些日子裡，我的肺被氣炸了N次。

那天鄧小平也講了話，清晰而圓潤的四川腔，話不多，講了一個意思：毛主席讓你們吃飽了飯不唸書，幹什麼？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董必武的講話。董是共產黨的創黨元老，時任國家副主席，當年有八十了吧？聲音已經是顫巍巍的了，但講的話實在。他說：「為什麼要搞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我們也想不清楚。但主席說要搞，那我們就搞。歷史的經驗證明，主席比我們站得高、看得遠。遇到新事物，我們猛然想到的、脫口而出的，常常是錯誤的。按照主席說的去做，後來都被證明是正確的。當時雖然不理解，後來就理解了。」唉！不知道董後來對文革理解沒有？

8月18日那天，毛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清華的隊伍就在金水橋旁，離城樓很近。上面的人物、動作，清晰可辨。我沒有被周圍的狂熱所傳染，而是冷眼旁觀，還真讓我看到一些相當有意思的細節。有兩個場景我至今還歷歷在目。一是他們的出場。剛開過八屆十一中全會，中央領導重新排位。最大的變化是林彪升到第二位，劉少奇降到第七位，出場要反映這種變化。毛破天荒穿上了軍裝，挺著肚子走在最前頭，瘦骨伶仃的林彪緊隨其後。毛的步伐慢而緩，林的步伐急而促。後來我在記錄片裡更印證了如下的細節：林彪一不小心就要超越毛了，這時候周恩來出手了。周扯住林彪軍裝的後擺，很用力，因為從後領到下擺都扯直了，林幾乎是一個踉蹌。待毛走出了一步，周才鬆手，其後林彪一直自覺地保持著這一步之遙。更讓人嘆為觀止的還在後頭，這時候周停住了腳步。周不動，後面沒有人敢超越他。等到毛、林走出了七、八步，周才帶著大隊人馬緩緩跟上。我心裏不由得感嘆一句，周恩來這個人，真正不得了。

第二個場景，是毛除了跟紅衛兵揮手之外，有很長一段時間是把劉少奇拉到一邊侃侃而談。從兩人的肢體語言來看，像朋友間的談心、像三娘教子、像師生交流。主要是毛在說，劉在聽。說的耐心而誠懇；聽的虛心而謙卑。我很好奇他們到底說了些什麼。後來劉家的人告訴我，毛是在做劉的思想工作。毛說：中央犯了這麼大的錯誤（指派工作組的錯誤），總得有人出來承擔責任。你現在是為黨擔過，回去要同光美同志和孩子們講清楚，不要因此而背包袱。都是一些安慰的話、寬心的話。劉居然也信以為真。劉少奇也算是在殘酷的黨內鬥爭中歷練過來的，智商也不低，尚且被老毛玩弄於股掌之中。真正不得了的，還是毛這個人。

8月22日夜晚，周恩來再次來清華參加大會。會前下起了大雨。聽說部分群眾已經入場，週身穿一件灰色的舊中山裝，堅持冒雨前來參加會議。簡陋的主席團沒有防雨設施，周在雨中淋了三小時。期間有人幫他打傘，他堅決不讓，表示要與會場的師生同甘共苦。這時候會場上響起了一陣陣有節奏的呼喊：「總理、打傘！」「總理、打傘！」我相信許多人臉上的雨水都混合了淚水。那個晚上，周反覆講的是一個人要不斷地檢討自己，要干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是對師生的宣講？還是自己內心的獨白？其實在這種場合，說什麼都不重要了。周要同大家「博」的是那份感情。

從8月4日周的博聞強記，到8月18日周的精細和分寸，到8月22日周的拼老命、博感情，你就會理解，為什麼老毛終其一生，真正打不到的，僅周恩來一人而已。

我的學長胡錦濤

胡錦濤是我的學長。四十年前，我們同在清華文藝社團，作為集中隊員，我們吃在同一個食堂、住在同一片宿舍、組織生活在同一個支部，有過一段相當親密的接觸。聽到他在耶魯演講開篇的一段話，別有一番感慨在心頭。他說：

「進入耶魯大學的校園，看到莘莘學子青春洋溢的臉龐，呼吸著書香與空氣，我不僅想起四十年前在北京清華大學度過的美好時光，學生時代對於人的一生都會產生重要影響。當年，老師們對我的教誨，同學們給我的啟發，我至今仍受用不盡。」

老師們的教誨，首先是蔣南翔校長的教誨。我們剛進學校，在迎新會上，蔣校長就教誨我們：「清華培養的學生，要在二十年後的國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幹作用。」當時我們很不理解，現在我們有點明白了。耶魯三百多年來培養出了包括五名總統在內的許多英才，清華二十年內培養出了包括胡錦濤在內同時上崗的四名政治局常委，就單位時間的產出而言，清華還更勝一籌。

蔣校長是如何做到這些的？主要是在培養學生幹部時採用「政治輔導員」制度。當年文藝社團有四名輔導員：印甫盛、胡錦濤、李桂秋、任麗翰。他們當中，印和李表情冷峻、胡和任待人溫柔。他們的共同特點是：聽話、出活。他們的昵稱很有意思：那三位同他們的姓名有關，分別叫老印、李桂、小翰，只有胡錦濤，大家叫他「大帥」。為什麼稱他「大帥」？我曾請教過老印，他也說不清楚。看來這個名字叫對了。從文藝社團的「大帥」，到共青團的「大帥」、貴州省的「大帥」、西藏自治區的「大帥」，一直到全國的「大帥」。

但從當時文藝社團的四位輔導員來看，表面上老印更像「大帥」。他們四人當中，老印是支部書記，一把手；胡是團長，二把手。他們配合得很好。老印這個人很強勢，說一不二；胡卻謙虛隨和、善解人意。開會的時候，定調做總結的，是老印；補充說明、完善細節、思路縝密的，是胡錦濤。

文革初期，他們四位輔導員聯名寫了一張保衛校黨委的大字報，題目是「清華黨委是延安、不是西安」。也是由老印來主導，胡只是在上面簽名。後來清華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老印都有所涉及；胡卻非常低調，不再參與。老印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壁壘分明；胡卻基本上沒有反對他的人，謙遜、平和、與人為善，使他廣結人緣。論長相，老印黝黑英俊、目光銳利；胡白淨 端正、溫文爾雅。剛者易折，柔能克剛，所以最後胡錦濤一路過關斬將，成就了真正的「大帥」。

但在當時，做事情，我更願意跟著老印；業餘活動，我更願意跟著胡。文革期間，寫大字報、搞戰鬥組，我都跟老印在一起；外出串聯、遊山玩水，我就同胡在一起。我一共串聯過兩次，一次是獨來獨往，從北京—廣州—海南島—湛江—南寧—桂林—上海；另一次是同胡錦濤，我們兩個人一起從北京—西安—成都—重慶，然後一起乘船從重慶沿江而下。一路上我們很少談文革，而是沈迷在沿途的景觀：西安的古樸；成都的繁華、重慶的山城、三峽的險峻、大江的遼闊……他在南京下船，應該是回了泰州老家；我則是在上海下船，也是回家看看。一路上，都是他照顧我。他出面安排一切，又讓你感覺受到了尊重，極細心也極週到，處處讓你覺得舒服。

胡錦濤是水利系五字班的，應該在一九六五年畢業。因為當政治輔導員，按規定延後一年畢業。這一延就到了文革，所以一直拖到一九六八年才離校。記得他是分配到甘肅劉家峽。離京前，他請老印和我吃了頓飯。老印說要敲他一下，點了晉陽飯莊。我是第一次進北京的大飯店。晉陽飯莊的店址原來是紀曉嵐的書齋「閱微草堂」。院宇幽靜深 邃，樑柱雕漆描畫，號稱正宗山西味，京都第一家。我很喜歡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所以在這裡吃飯，還能感到一點殘留的書香。記得那天還喝了點小酒，三人不勝唏噓，因為今日一別，就是「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了。

這一別，就是十四年。一九八二年，他從甘肅省建委的任上調中央黨校學習，我當時已在中科院計算中心上班。他從火車站乘公共汽車到黨校報到。途經332路黃莊車站，他特地下車和我匆匆會了一面。後來他到團中央工作，各方反映和口碑都不錯，我也莫名其妙地覺得自己臉上也有光焉。

再一晃又是五年。一九八七年民辦科技實業家協會在貴陽開會，我創辦的四通已小有名氣。他正在貴州省當書記，約了時間去拜訪他。會客室溫馨而簡樸，比我那個已經十分簡樸的總裁辦公室還要簡樸。他還是那樣謙和謹慎，談話中能感到他同省裡方方面面的關係都處得不錯，這是他的強項。省科委的人在邊上作陪，聊了一些科技發展規劃和科技企業的事情。臨走時，特地讓我帶走兩瓶茅台。我相信，這兩瓶一定是真貨。

然後就是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風波，從此我們的人生軌跡趨於兩極。但在我內心深處，還是默默地祝福他。先是祝福他能順利接班，然後是祝福他能有所作為。當有消息說他曾派人去歐洲瞭解社會民主黨的發展情況，一上臺組織政治局學憲法，面對SARS的施虐公開出來講話，力排眾議紀念胡耀邦，都讓人對他燃起某種希望。然而，關於學古巴、北朝鮮的講話，又讓人極度失望。

其實希望和失望，都是我自身的問題，同他並沒有什麼關係。佛家禪宗有言，是心動，而不是旗動。他還是那個在共產黨體系裡 「聽話、出活」的胡錦濤。我畢竟還是凡心未泯，最近一連寫了三篇文章：《和共產黨分道揚鑣》、《為什麼共產黨氣數未盡》和《山坳上的共產黨》，一是對已逝的長者的悼念，二是對自身思路的梳理，三也是對在朝在野雙方的建言。至於別人是否聽得進去，那就不是我能關心的問題了。

同江青有關的「切膚之病」

對江青這個人，我從來就沒有過好感。文革期間，她很少到清華來。我記憶中只有在六六年底，她和姚文元、王力在清華的師生員工大會露過一次面。她也沒講出什麼名堂，只是喊了幾句口號。江青喊口號在文革中相當有特色：做作的腔調、尖尖的嗓門、拉長了尾聲、略帶點顫音。「同學們∼，你們好∼∼！毛主席讓我來 看你們啦∼∼！」正常人聽了都會毛骨悚然，但還是有人聽了會熱淚盈眶。那樣的人按朱成昭的說法，應當屬於「傻瓜」。在六六年十二月，我對文革的認識已經完 全認同朱成昭當時對文革的經典概括：導演是「騙子」、演員是「瘋子」、觀眾是「傻子」。

小朋友們可能會問：朱成昭是誰？不僅小輩們不知道，可能和我同時代的大多數人都不記得這個名字了。大家都知道當年的「五大領袖」：北大的聶元梓，清華的蒯大富，北師大的譚厚蘭，北航的韓愛晶和地院的王大賓。其實，朱成昭才是地院東方紅的早期領袖，也是「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最早的司令。能總結出文革是「騙子、瘋子和傻子」的，這個人一定不一般，非常有獨立思考能力。關於朱成昭，我所知不多，只知道他同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關係匪淺。

江青介於騙子和瘋子之間，所以格外令人討厭。我至今還記得兩次很有她自己特點的講話。一次是在北大。時間應在周恩來8月4日來清華講話的前後，江青、陳伯達一行到了北大。我是在大字報上看到她講話的內容，那感覺只能用兩個字來形容：「噁心」。在上萬人的大會上，沒說一句有點水平的哪怕是空話、套話，全是長舌婦的搬弄是非。「我也要控訴∼！」「那個張少華∼，她是個壞人！她的母親，也是個壞人！她們欺負到我們頭上來啦∼！」張少華即韶華，當時北大的一個學生，嫁了毛岸青這個智障，好歹也算是毛家的媳婦。把家務事拿到大庭廣眾來宣講，還要激動得聲淚俱下。我當時的感想是：「偉大領袖」怎麼找了這麼個女人當老婆？！我想同在主席台上的陳伯達等人一定十分尷尬，因為大字報上有括弧說明：聽了江青同志的控訴，其他中央首長很沉痛，都低下了腦袋。旁邊還有個加註：腦袋快低到褲襠裡了。要是在今天網際網路時代，一定還會有更多精彩的批注。

另一次是在大串聯途中的火車上，一清早，我還睡眼惺忪的，就被帶紅袖標的捅起來了，說是要傳達中央首長的重要講話。整個車廂的人起立，揮動紅寶書，先祝萬壽無疆、再祝永遠健康。「紅袖標」開始傳達「敬愛的」江青同志不知在什麼場合的一個講話。我迷迷糊糊地聽著，不知「紅袖標」所云。突然，我激靈了一下，因為「紅袖標」學起了江青的腔調，聲音變得十分淒厲：「還有那個王光美！去印尼訪問之前，還專門來問我：‘出國能不能戴項鏈？ ’我告訴她：‘不能戴！那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後來我看電影，她又戴了！！！」「紅袖標」念起了括弧內的說明：「說到此處，首長很激動，哭了。」我當時的感覺，就像吃了蒼蠅。立刻想起蒯大富在清華園裡揪鬥王光美，特地用乒乓球串了一副大項鏈給她戴上，以此來表示對一個高雅女人的羞辱，顯然老蒯的創意應當出自江青的這次講話。

據說蒯大富現在說起江青來，仍然稱讚得不得了。我有點納悶，老蒯智商也不低，為什麼其感受同平常人，即絕大多數中國人如此南轅而北轍？是知遇之恩？怕否定自己？情人（廣義）眼裡出西施？義無反顧的反潮流？我想不清楚。

我同江青從來沒有直接打過交道，也沒受過其迫害，談不上有什麼「切膚之痛」。但確確實實，我為她得過一種「切膚之病」。蒯大富辦的《井岡山》報上有一篇吹捧江青的文章，四個小標題是毛的四句詩：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結論是：江青同志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旗手。用詞極其華麗、誇張、肉麻，我讀的時候，全身一陣陣地起雞皮疙瘩。沒料想由此落下了一種怪病：只要我念及這篇吹捧江青的文章，或想起這個妖精本人，就會起雞皮疙瘩，在胳膊部位尤為明顯。我開始有點擔心起自己來，原因又不能向外人道。暖零的一位女同學，叫蔣世俊，說她的表哥是北醫三院的腦外科醫生，可以幫我查查。

她帶我去了北醫三院。蔣世俊的表哥很帥，笑瞇瞇地問我怎麼回事。我伸出胳膊，意念一做功，就出現了雞皮疙瘩。他說可以幫我做腦電波檢查。我覺得很新鮮，就跟他進了一個黑屋子，躺在一個大椅子上。在我頭上套了一個像外星人頭盔那樣的東西，又在我胸、腹、胳膊、腿等處貼上電極頭，引出許多導線，他囑咐我閉上眼睛。我很聽話。檢查期間一會兒鈴聲響響、一會兒燈光閃閃，我也不為所動。好大一會兒，走出了黑屋子，我看到蔣世俊的表哥正在看一大疊曲線記錄。這就是我的腦電波吧？他看得很仔細。最後，他抬起頭來，說了三個字：「很正常」。臨別，他笑瞇瞇地建議：「也許，穿長袖襯衣會好一些。」

這症狀持續了一個時期。大串聯時回到宜興老家，我在母親面前還表演了一下胳膊出疙瘩。由於回到了童年的時空，忘卻了塵世的喧囂，徹底地放鬆了一把。有一天母親突然問我胳膊上好了沒有。由於心情好轉，我讓那個妖精在心裏翻了三百六十個觔斗，也沒有出雞皮疙瘩。這才告別了「切膚之病」。

懂得心理分析的朋友一定會明白，像我這樣的人不適合搞政治，因為政治實在是一種「髒話」，有「潔癖」的人很難生存。我知道自己在某些方面不乏過人之處，但我也有自己的致命弱點。

「不要打人！」

我曾經說過，要跟現在的年輕人講清楚什麼是文化大革命，最簡單的說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有網友加了個批註：「簡單而深刻的定義」，還提出了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為什麼一個有著古老文明的社會，居然會發生這樣的荒唐？我說不清楚，但蘆笛說得清楚。他正在發的那些文章，把其中的道理講得清清楚楚。至於什麼叫文明？我的理解更簡單：就是不要罵人、不要打人、不要害人、更不能害人性命。家里長輩、學校老師，從小就是這樣教育我的。

我這裡簡單交代幾句我的家庭出身。我的籍貫和出生地都是江蘇宜興。宜興可是個好地方，不僅湖光山色迷人，人文氣息也淳厚。這年頭標榜家鄉名人給自己貼金，是一種流行的俗套。我也不能免俗。有幾位「鄉長」（與「學長」的稱謂類似，有人說這是臺灣腔，其實是我們江浙人帶到臺灣的說法），我認為必須向各位誇耀一番的：首先 是儲安平，我非常為能有他這樣的同鄉而自豪；其次是徐悲鴻，還有我們清華的校長蔣南翔，以及像周培源、唐敖慶這樣的學科領頭人……

宜興人很重視教育。教師這種職業，在我們家鄉一般都會得到普遍的尊重。記得小時候在外婆家，鄉里開大會，主席台上坐著的，除了村長書記，通常還有當地小學的校長。我在宜興上過三年小學，校長是宜興人，這不稀奇。後來我在上海泰康路小學的張校長、在上海五十五中學主管教學的余校長、在北京清華大學的蔣校長，都是我們宜興人，就有點湊巧了，這也可見宜興的學風之盛。其實，我祖父就是有點名氣的私塾老先生，在鄉里被尊稱為「大先生」。我二伯父萬達明，南開畢業後回家鄉教書，當了多年溧陽高中的校長。溧陽高中是江蘇省重點中學，考上清華的不在少數。在校時，遇到過幾位我二伯父的學生來「攀親」，還記得其中有一位叫周福臻。

1949年之前，我大伯父當過縣長之類的地方官，我父親則是上海匯豐銀行的職員。我們家風厚道，鄉鄰關係極為和睦，從來沒有和別人紅過臉。我總記得小時候母親講的一件小事：有一天她把一件緞子面絲棉襖晾在外面晒太陽，也許是讓風吹跑了，再也沒有找回來。後來鄰家嬸嬸冬天把它穿出來了，外面罩了一件舊布衫，下面還露出了一大截。鄰家嬸嬸欲蓋彌彰，反而弄得我母親覺得很尷尬。她特地把鄰家嬸嬸拉到家裡，打開衣箱，說有些衣服已經不合身了，讓她挑幾件自己喜歡的。這樣魚目混珠一下，鄰家嬸嬸就可以把好衣服堂堂正正地穿出來了。

「人有時候會做錯事的，千萬不要傷他的面子。傷了面子，就是傷了他的心，有時候就是絕了一個人的路。」這是我母親的教誨。受這種教育長大的孩子，很窩囊，不僅不會打架，連罵架都不會。記得小時候鄰家姐姐罵我妹妹，罵人話一串一串的，動詞、形容詞極為豐富，還有節奏感，簡直是「大珠、小珠落銀盤」。我妹妹一聲不吭，待對方罵累了，才輕輕回一句：「罵你自己。」於是又進入新的樂章，這回是疾風暴雨的快板。

對於那個以罵人、打人為時髦的荒唐年代，我有一種生理性的厭惡。老毛在天安門城樓上一句「要武嘛！」就把人的獸性激發到近乎瘋狂。一個個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一張口就是「滾他媽的蛋！」聽得我頭皮一陣陣發麻。她們掄起皮帶來，那股狠勁，看得我心裏一陣陣發顫。我目睹過兩個場景，打人的都是小女生。

第一次是拆毀二校門的時候，那天是1966年6月24日，這一天應當明定為「校恥 日」。以幹部子弟為核心的清華大學紅衛兵，主導了清華園裡的第一場浩劫。他們用汽車拴上繩子將二校門拉倒，那麼漂亮的二校門，糅合了東方典雅和羅馬古典的二校門，頓時成為一片廢墟。更可惡的是他們用皮帶趕著原校黨委的領導，來清理這片廢墟。因為他們是「黑幫」，所以他們有的滿臉被潑上了墨汁；因為他們是反革命兩面派，所以他們有的被剃成了陰陽頭；因為有老痞子當年在湖南農民運動中的示範，所以給他們掛上了牌子、戴上了高帽。動作稍微遲鈍一點，立即皮帶伺 候。被打得最慘的是李傳信，當年某個系的總支書記，十八年後，他是清華的黨委書記。讓人心疼的是何東昌，腿已被打傷了，為了避免再次挨打，他奮力地在地上爬行。十六年後，他是高教部的部長。

另一次是我在南下串聯的火車上。一個小女生押送一位頭髮花白的老太太，脖子上掛著大牌子，上書「地主婆」還 打上了紅叉。她故意讓「地主婆」站在兩節車廂的對接部分。列車劇烈的晃動讓老人很難站穩。她顫巍巍地想靠一下車門框，女紅衛兵立即毫不留情地掄起了皮帶， 每一次抽打都帶著呼嘯。我不是英雄，也不是好漢。面對暴行，我真想喊一句「不要打人！」但我沒敢喊出來，其實我內心很怯弱，甚至害怕皮帶落到自己的頭上。

文革過去四十年了，那麼多人在總結經驗教訓，說得各有道理。我的總結很簡單，或者說，我的願望很卑微：無論目標多麼偉大和崇高，一不要打人，更不要死人。是的，文革期間清華園裡，一共死了29人。其中同我本人休戚相關的，有三人：我同班同學姜文波；羅徵啟的親弟弟羅征敷；「羅文李繞」一案的劉承嫻。

我參觀過華盛頓DC的越戰紀念碑。橫臥在坑道裡的黑色大理石碑上刻滿了陣亡將士的姓名，給人一種莫名的震撼。我們也應該有這樣的紀念碑，上面鐫刻著包括他們三人在內的數千萬文革受難者的名字。

空望月兒明

從1970年1978年，我在承德前後生活了八年。人生的二十四歲到三十二歲，本來應該是充滿絢麗和璀璨，因為普遍的大環境、因為獨特的個人境遇，給我留下的卻是一段晦暗的記憶。那八年當中，我先是在鐵路車輛段當工人，後來在鐵路中學當老師。當劉濤南下西去（承德在北京東北方向）後，留下我一個人，家徒四壁、冷冷清清，可說是到了人生的最低谷。能給我精神安慰的，一是讀書、二是收聽來自太空的「靡靡之音」。

你們聽說過梁紹良和周友康嗎？他們是我精神上的良師益友，也是美國之音的時事播音員。梁紹良的音色，不亞於中央臺的夏青。收聽他們播講的時事經緯，是我一天生活中的大事。記得他們評論林彪事件後的中國社會，用「上層僵持著，中層癱瘓了，下層灰心了」來概括，我覺得言簡意賅，說得極為準確。我也喜歡ＶＯＡ的音樂節目。記得聽過一首吉他曲 「Aloha」，伴隨著夏威夷海水的濤聲，每一聲叮咚都輕軟地敲打著你的心。彷彿吉他歌手撥動的不是琴弦，而是你的心弦。我也喜歡美國的鄉村音樂，那裡有美國早期拓荒者艱難辛苦的吟唱，也有西部牛仔追逐綠草水源的高亢。對我來說，這都彷彿是從月宮裡飄下來的仙樂。「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哪得幾回聞？」

偶爾也能收聽到蘇聯的廣播，播音員濃重的俄羅斯腔，讓人大倒胃口。後來我讀到美國ＣＩＡ關於對外宣傳的條例，其中有一條是：流利地使用對方國家的語言是有效宣傳的前提，因為任何人對借用他們的語言都會有反感。起碼在這方面，美國人比俄國人更明白，也更有效。差不多二十年後，我在海外遇到中文流利的周友康，他還在VOA工作，這回是他和我面對面的訪談。我同他見面的第一句話是：嗨，久違了，老朋友。我還向他打聽梁紹良，他說梁是老一輩的，已經退休了。

 

来源: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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