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誌》作者陳壽，在《進諸葛亮集表》中，曾對諸葛亮治蜀期間的政績，作出了簡明中肯的評價。陳壽說：自劉備死後，由於後主劉禪幼弱，「事無鉅細，亮皆專之。於是外聯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姦，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諸葛亮治蜀之所以能夠成績斐然，是與他以法治國的原則，分不開的。
諸葛亮認為：要想管理好國家，首先必須依靠仁德感化和教育，同時也應以「定法度和明賞罰」為重要依據。他說：「治國之政，其猶治家，治家者務立其本，本立則末正矣。」「故本者，經常之法，規矩之要。」(《諸葛亮集•文集•治國》)但是，諸葛亮並沒有把這些治國之道，作為僵化的教條，而是根據客觀形勢的需要，靈活運用「法治」和「禮治」。他在治理少數民族群居的南中(今雲南、貴州、廣西一帶)時，就主要採用「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同上，《文集•南征教》)的策略。反之，對曾是劉璋控制下的益州，諸葛亮則主要實行嚴刑峻法，來打擊土著豪強。諸葛亮這種雷厲風行的做法，曾使蜀郡太守法正（人名），難以理解。他寫信給諸葛亮，希望能對豪強「緩刑弛禁，以慰其望」。為此，諸葛亮覆信給法正，這就是最能反映他的「法治」思想的《答法正書》。書中說：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劉)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同上，《文集》)
顯然，這封書信，是諸葛亮要撥亂反正的決心書。這種針對時弊而敢於整頓改革的精神，正是一位有魄力的大臣的表現。諸葛亮認為：要實行以法治國，一在於有法可依，二在於賞罰分明。要執行「賞賜不避仇怨，誅罰不避親戚」的原則。他說：「賞以興功，罰以禁姦」；「賞不可虛設，罰不可妄加」；「賞不可不平，罰不可不均。」
為了整頓吏治，糾正官場的腐敗現象，他一方面叫李嚴、法正、劉巴、伊籍等人，訂出《蜀科》；另一方面親自制定檢察官吏的守則。據《三國誌•蜀志•諸葛亮傳》注引《魏氏春秋》說：「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他曾明確的表示：「教令為先，誅罰為後。」(《諸葛亮集•文集•教令》)即先公布律令，然後依法以定賞罰，繩之以法，執法如山。只要賞罰分明，就能「不令而制」，做到「王道平平」。
在實際行動上，諸葛亮這種「以法治國」的原則，也是貫徹得比較好的。如誅劉封、殺彭羕、斬馬謖、黜寒敏、罷廖立，廢李嚴等，就是他敢於不避皇親國戚、親隨故舊、託孤重臣的具體範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被處罰的人，其罪行或過失，都是言之鑿鑿，確有事證的。如長水校尉廖立，曾被諸葛亮視為能與龐統相提並論的「良才」，但後來，他由於爭名奪利和抽刀殺人，因而被流放汶山。可是，當廖立聽到諸葛亮的死訊時，卻難過得痛哭起來(參見《三國誌•蜀志•廖立傳》)。這正如陳壽所說：諸葛亮「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同上，《諸葛亮傳》)。
正是：
鞠躬盡瘁，為國為民；
死而後已，辛勞終身！
無論親仇，皆服皆欽；
千秋萬歲，讚不絕聲：
如日之皎，如月之清；
噫嘻至哉，闔然孔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