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8月06日訊】第七章 中共強權步蘇聯一朝覆亡之後塵的現實可能性
第一節 中共強權覆亡的倒計時已經開始——習近平與中共強權的末日宿命狹路相逢
到此刻為止，《臺灣生死書》書寫的一切，從中共強權咄咄逼人的謀臺戰略，到日益逼近的臺灣國家大危機；從國民黨權貴與中共政治經濟利益的一體化，到「謝長廷現象」對自由臺灣主權和國格的背叛，似乎都把結論指向絕望。但是，我不是為絕望而書寫——從來都不是。
在強者的視野中，絕望的意境並非悲泣和哀嘆的故鄉，也不是「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的悽清荒涼，而是凝結著巨大機遇的嚴酷挑戰。真正的希望從來都不可能產生於庸人的慾念或者弱者的幻想——真正的希望必定是強者從絕望中榨出來的血。既然如此，就讓我們從頑石般的絕望中榨出血來，並用那頑石的殷紅之血，書寫屬於自由臺灣的希望。
當前國際社會中，自由臺灣生存權的唯一威脅來自中共強權；中共是唯一一個把剝奪自由臺灣的生存權作為首要的「核心國家利益」的政治強權。所以，自由臺灣的命運自然與中共強權的命運緊密相關，儘管這種關聯性意味著時代的政治悲劇——時代居然將自由人的命運同極權專制連繫在一起，並打上了一個死結。
在目前狀況下，看到或者理解中共強權在經濟軍事等物質性領域的強盛，既不需要洞察力，也不需要智慧；相反，只有智者才能夠透過豪華的物質外形，洞察中共強權精神領域跳動著一顆已經腐朽的、正在破碎的心。
學界的愚夫愚婦和市井的庸人俗物一起，同聲艶羨讚嘆中共的強勢崛起，智者卻已經開始研究中共敗亡的具體方式——是如毛澤東曾經預言的那樣，「血雨腥風」，天下震盪，還是能像前蘇聯那樣，以較為「溫柔」的方式瓦解。無論未來的歷史將作出怎樣的回答，我現在就能夠清晰地聽到，習近平在中共權力意志之巔踏出的孤獨腳步聲，與中共末日的喪鐘在同一個節律中迴盪。我預言，中共強權步蘇聯共產帝國後塵，一朝覆亡的歷史進程的倒計時已經開始——那命運的時鐘正掛在蒼穹之巔；兩者的不同之處可能只在於，中共強權的崩潰需要血海淚滔來殉葬。
自一九八九「天安門血案」以來，各種不同版本的中共強權短期內就將土崩瓦解的預言，猶如雨後稻田裡的群蛙鼓譟，其情亢奮如沸，其聲似欲震破天穹。從流亡海外的原中共體制內的大小「智囊」人士，到美國、歐洲的「中國問題專家」或者「漢學家」，都痴迷於這種預言，一心以為「有鴻鵠之將至」。
然而，事實卻像一個眼高於頂的刁蠻富婆寡婦，傲慢地拒絕所有這些預言春情蕩漾的求愛。中共不僅沒有短期內崩潰，反而強勢崛起，有橫空出世之態。於是，預言中共即將覆亡的鼓譟偃旗息鼓，斂聲屏氣，如晚秋之蟬一片死寂。緊接著，中共將如日中天，主宰二十一世紀時代精神的預言，又甚囂塵上。許多原來持中共即將崩潰觀點的學者文人，幾乎沒有經過任何失戀的苦痛，便移情別戀，加入向中共強權獻媚的合唱，活脫脫一副勢利小人嘴臉。
當時，在中共強權短時間內就將崩潰的問題上，彷彿整個世界都錯了。相關的預言之所以受到事實的嘲弄，其思想基點的錯誤，主要表現為兩方面。
其一，所有作出前述預言的學者文人都持「經濟決定論」的歷史觀點，並以這種歷史觀作為判斷中共強權命運趨向的思想基點。
當代西方教育體系像製造制式漢堡一樣，大量複製「制式」的學者文人，其「制式」的特徵之一，便是這些學者文人幾乎無一例外地堅信「經濟決定論」的歷史觀——這或許是物性功利主義哲學主宰現代西方文化精神的可悲結果之一。
各種關於中共即將崩潰的預言，儘管表述方式可能顯示出某些個性，但是，都遵循同樣的思維定式，即以「經濟決定論」為思想起點，以中國經濟危機必然引發全面社會危機為過程，以中共政治崩潰為終點。但是，這個思維邏輯過程是錯誤的，因為，它起步於錯誤的思想起點，「經濟決定論」。
只能聽懂物慾召喚的功利主義哲學雖然可以製造出屬於一個時代的思想謬誤，卻無法改變人類宿命：人本質上是心靈的存在；人類歷史的決定性力量是意志，而不是經濟。極權政體的靈魂在於政治，極權社會的主宰力量是政治意志。可見，以「經濟決定論」為思想起點判斷中共的前途，不可能得出正確的預見——起點錯了，思想走得越遠，便越深入謬誤的荒野，越遠離真理的綠洲。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中共急於創建現代軍事工業，因而橫徵暴斂，竭澤而漁，毀林而獵，造成三年之內四千萬農民餓殍蔽野的浩劫。那可謂空前絕後的經濟危機了。然而，中共強權卻依舊如鐵鑄的墓碑，立在屍山白骨之上，毫無崩潰的跡象。
極權北韓，一年之內曾餓死百萬居民，至今仍然以飢餓的國度著稱於世，但是，金氏共產世襲王朝卻沐浴在兩千餘萬北韓政治奴隸感恩的淚雨中，保持鐵殼的蟑螂般堅硬的存在。
上述兩個事例足以證明，「經濟決定論」距離歷史客觀的邏輯有多麼遠，儘管它離只相信物慾的學者文人那顆庸俗的心很近。
曾經作出中共即將崩潰的判斷的各種預言，還表現出第二項共同的思想基點的錯誤。這項錯誤在於，根據民主國家的自由經濟的規律，去判斷中共權貴市場經濟的趨向。
為數眾多的庸人學者，以中共的「經濟改革」為根據，論證中國經濟已經走上自由資本主義的道路。然而，作出這種論證者，不是受到中共欺騙的蠢貨，就是想要欺騙世界的心懷叵測者。中共「經濟改革」，意在為強化極權政治提供更有效經濟體制基礎，即由原來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改變為權貴市場經濟。權貴市場經濟的實質內容就是，以腐敗權力為軸心，以權錢交易為潤滑劑而運行的市場經濟。
顯然易見，中共權貴市場經濟體系同民主國家的自由經濟，在政治基礎、運作機制、法律原則等所有方面都不相同；在有些重要的領域，甚至可以說風馬牛不相及。所以，用自由資本主義法治經濟的規律，來判斷人治的中共權貴市場經濟的命運，就像根據人類的醫典判斷母牛也會得愛滋病一樣可笑；這也正是國際間諸多關於中國將出現經濟危機的預言總在現實前黯然銷魂的原因——因為，母牛不可能得愛滋病，至少迄今為止是如此。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起，「中共即將崩潰論」成為時尚理論的過程中，我一直孤獨地——像荒涼的風留在時間之外的足跡那樣孤獨——向世界講述：中國民主的實現如同在鐵鑄的黑戈壁上撒種自由一樣艱難；中共強權的崩潰，是仍然需要中國人作出長久努力才能實現的歷史正義。
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結束前，關於「中共強權強勢崛起將成為二十一世紀的主題」的種種論說，又由於國際間庸人學者像綠蠅逐臭般的吹捧，再次成為關於中國命運的顯學。現在，我願又一次孤獨地向歷史預言：中共強權的崩潰即將成為時代的政治主題——中共的極權主義全球擴張可能使人類不得不用一次浩劫來為其送葬，但是，無論如何，中共強權末日的喪鐘即將撞向，而撞向中共強權喪鐘的不是別人，正是竭盡全力試圖挽救中共強權的習近平。
我這次的預言依舊孤獨，孤獨得像掛在枯枝上的最後一片紅葉。不過，歷史已經證明，我上一次的孤獨是與真理同在。我相信，這次的孤獨也將證明，我的預言是真理的信使。
現代史上，中共曾至少有兩次瀕臨崩潰。
一九七六年初秋，毛澤東的生命隨第一片枯葉凋殘。毛澤東通過文化大革命培育起的中共新權貴，與毛澤東試圖徹底整肅的中共老權貴之間的矛盾一觸即發。只是由於以毛澤東夫人為政治核心的中共新權貴，唯有潑婦的勇猛，卻無權姦的老謀深算，深藏不露，故而在一次宮廷政變中束手成擒。中共新老權貴間的生死之決因此沒有演變成血湧萬里的社會動盪，中共強權也隨之逃過一次崩潰之劫。
一九八九年，以藏人浴血抗爭為先導，「六 . 四」民主運動，一次針對中共當局的全民反抗浪潮，湧動在東亞大陸之上。當時我在北京大學任教，不僅親歷整個過程，而且處於歷史的中心。根據我的直接感受，當年各階層民眾以不同方式參與的全民反抗的社會能量，足以顛覆中共暴政；不是由中國，而是一年後由蘇聯拉開共產主義運動全面崩潰的歷史帷幕，其原因主要有兩個：
其一，中國的知識份子缺乏英雄意志，不敢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果斷地將全民反抗引向摧毀中共暴政的全民大起義；其二，趙紫陽雖有大仁之心，不肯行屠戮萬民，血洗北京之事，但是，卻沒有如葉爾辛【注1】那樣的大勇之氣，缺乏挺身於歷史刀鋒之上，與中共暴政作生死訣別的膽識。
正由於上述兩個原因，遂致血漫北京，自由民主又成一夢；中共僥天之悻，再次免於死劫。一九八九，中國也把一個血寫的真理留在歷史上：「沒有英雄的意志，就沒有自由的史詩；沒有英雄的意志，就沒有高貴的歷史。」
上述中共強權幾近崩潰的兩次危機，雖然發生的時代背景具體條件有巨大差異，但是，卻講述了一個共同的經驗，即中共極權首先是政治的存在，因此，其致命的危機也必然是政治的——政治道德的崩潰意味著政治體制崩潰危機的先聲。
當前，中共政治道德的崩潰危機已達窮途末路，回天乏術之境。習近平面對的困境是一種無可解脫的歷史宿命——人可以改變命運，卻沒有能力改變宿命，因為，命運屬於人謀的領域，宿命則屬於天道的範疇。
鬼谷子有訓：「度以往事，驗之來事……則可決之。」為幫助世人理解習近平深陷中共強權的末日困境，需要首先作必要的歷史回顧；所謂宿命，就是歷史運行的邏輯結成的命運的死結。
以一九六六年為起點的「文化大革命」，禍亂中國十年。這十年既是毛澤東為自己造就共產主義之神的聖殿的過程，也是毛澤東最終淪為萬夫所指的孤家寡人的過程。十年彈指一揮間，可謂「其興也勃，其敗也忽。」
「文化大革命」中，悖逆天理人倫的政治慘案堆積如山，人神共憤；陰險詭詐的政治權謀發揮到極致，日月無光。因此之故，毛澤東一旦殞命，竟成億兆民眾額手稱慶的喜宴——儘管在暴政屠刀威逼下，民眾面露悲悽，眼泛淚光，甚至故作號天哭地，痛不欲生之狀，但是，絕大多數中國人心底裡都樂開了花——竟能用國家恐怖主義暴力迫使天下盡成偽類，毛澤東可稱萬古第一獨夫民賊。
毛澤東是共產主義之神，是中共強權的上帝。他的人格破產自然也意味著中共一夕之間淪為政治道德的破落戶。毛澤東死後一段時間內，中國億萬人之心如動盪的大海，中共政權似驚濤惡浪上一艘千瘡百孔之巨輪，險像環生。
毛澤東時代，中共運用共產主義初臨中國的「理想主義」欺騙能量，實行「以天下奉一家」的國家資本主義——在保密制度的鐵幕後面，中共寡頭集團窮奢極侈，花天酒地，堪比王公貴族，數億中國人卻清貧度日，鴞腹求生，萬眾盡為苦行僧，無人不是清教徒，而農民則往往衣衫襤褸如乞丐，破床蔽屋似野人。
中共的政治道德隨毛澤東生命的朽壞而崩潰之後，繼續用虛假的理想主義欺騙天下，讓數億人心甘情願過苦行僧的日子已經沒有可能。鄧小平為挽救中共一黨獨裁的政治體制，遂設計實施權貴市場經濟。為此而進行的「經濟改革」，雖然允諾改善人民的物質生存的狀況，不過，它的起點和歸宿都意在挽救並強化中共的極權政治存在。
本質決定效果，目的決定進程。中共權貴市場經濟的本質表現為強化國家權力一黨私有的極權存在，它就不可能具有促進社會正義的效應，而必然以財富和權利的兩級分化作為結果；中共權貴市場經濟以鞏固中共獨裁的權力結構為政治目的，官員的權力就必定成為經濟運作的主軸，權錢交易式的腐敗也就同時成為經濟運作過程的主題之一——中共權貴市場經濟天生具有腐敗的基因，它不可能不是一種腐敗經濟。
一九八九年的全民反抗大潮興起的原因，既是出於億萬人心對於大良知者胡耀邦先生曾經力主思想自由政策的敬意，也表現出社會對於國家權力腐敗的憤怒，儘管當時權貴市場經濟必然引發的權力腐敗，還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鄧小平揮動數十萬大軍將那次全民反抗淹沒在血海中，同時，也意味著中共強權用鐵與血的方式宣示，中共絕不會允許中國自由，中共將不惜把國家恐怖主義發揮到極致，推進權貴市場經濟，以強化維護國家權力中共權貴階層私有的極權政治。
江澤民成為最高權力意志的人格象徵，似乎是上蒼有意對中共的羞辱。江澤民種種俗不可耐、醜陋不堪的人格秀，早已成為國際笑柄，足可令蛆蟲由於噁心而狂嘔不止——難道上蒼也有黑色幽默的情懷，百般無奈之際，只能用這樣的方式表達對中共暴政的天譴。但是，江澤民卻是維護和延續中共極權政治存在的「功臣」，而且「厥功至偉」。
「天安門血案」之後，天地含悲，民心已死，中共政權的政治道德基礎又一次徹底崩潰。經過一番思想忐忑，在鄧小平的教訓下，江澤民基於精明的上海小男人對人性低俗至極的理解，決意全面推動權貴市場經濟，他準備運用讓中國社會在物性貪慾中腐爛的方式，度過這次中共政治道德崩潰的危機——社會良知在物性貪慾中腐爛，歷史就會忘卻中共的反人類罪行，因為，記住罪惡，需要良知。
為擴大中共統治的「社會基礎」，江澤民不僅縱容權錢交易，通過推動「權力資本化，資本權力化」的進程，強化權力和資本的關係，而且著意用物慾浮名收買知識份子，於是，迅速形成腐敗的權力、骯髒的資本和墮落的知識，這三項最具社會能量的要素之間的「神聖同盟」。
我曾有文曰：「江澤民主政十五年，人心腐爛，道德淪喪，民權凋殘，官權勢張；貪官污吏肆行無忌，狠如虎狼；奸商惡賈強取豪奪，氣焰燭天；財富與權利兩極分化，弱勢群體水深火熱，社會資源盡歸權貴豪門，黎民百姓唯有仰人鼻息；自然環境慘遭塗炭，神州大地竟成污水毒氣之鄉，風沙蔽天之野。」
江澤民時代，中共以權力腐敗為支點，徹底完成了向「政治黑手黨」和秘密警察統治的轉型，與之同時，社會總體危機也呈「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然而，由於腐敗權力、骯髒資本、墮落知識三者結成「神聖同盟」，三足鼎立，全面壓制社會，故尚能維持中共極權表面上的繁榮和危局中的穩定。
江澤民之後，被稱為中共「第四代」的胡錦濤、溫家寶主政。對於中共「第四代」，我亦曾有文推介：
「就多數而言，皆貪鄙不堪，庸碌至極之小人。他們文不足安邦，專事奉迎；武不能定國，只功媚笑。數十年來，或者縮頸垂首，低眉斂目，循循奔走於豪強權貴之門，形如家奴走狗；或者逆來順受，屏息噎聲，惶惶侍奉於高官左右，彷彿舔痔之佞臣。他們奴性天成，媚骨內涵，早已精神陽萎；他們賣笑取勝，阿諛成功，盡失陽剛之氣。」
「中共‘四代’，一代‘奇人’。奇在無須大智大勇，即可問鼎中原；只靠逢迎媚笑，就能爬上權力之巔。……精神陽萎，是為政治太監；盡失陽剛之氣，是為政治二奶。二奶當權如溫家寶，慣會親民假笑，垂淚買憐，卻無鼎革布新，福蔭天下之大義；太監主政如胡錦濤，雖有狐鼠之智，陰柔小計，卻無雲帆滄海，鵬舉萬里之大策。」
正值中共統治危機重重，國運艱凶之際，中共主政的「第四代」胡錦濤、溫家寶之流，其人格和政治能力素質竟如上所述，猥瑣至極，衰草枯葉，一片頹敗之像。故胡錦濤主政期間，自知無回天之術，因此，除了在謀臺戰略上野心勃勃，盡顯強權者蠻橫之意，試圖「統一臺灣」，「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身前生後名」，在內政問題上則不思建樹，一幅混吃等死的坐困愁城之相，用胡錦濤的一句話自慰，叫作「不折騰」。
二〇一二年秋，以中共十八大為標誌，習近平率太子黨勢力全面主導中共權力意志。不過，在他面前展開的，不是等待收割的金燦燦的麥浪，從天際湧來，而是胡錦濤留下的政治遺產：由於胡錦濤無所作為的「不折騰」國策而逼近爆發臨界點的社會全面大危機，以及千萬貪官污吏組成的腐爛入骨而又喪失治國之能的政治黑手黨。
中共太子黨的父兄創建了東亞大陸上的共產帝國，太子黨也將親手為中共極權送葬——生死循環，彷彿宿命前定；冥冥之中，莫非真有天意。
第二節 中共的政治絕症——強權正在全面腐爛中迎來迴光返照
中共極權是一種典型的政治存在。與其生存與滅亡直接相關的危機，本質上也必然是政治性的。國家權力不可逆轉的全面腐敗已成中共的政治絕症。這個絕症的具體內容，可以用一句話表述：中共官僚體系的黑手黨化已經徹底完成。
鄧小平設計權貴市場經濟的初衷，意在強化中共專制體制，因此，那種以為中共的「經濟改革」會讓權力退出經濟領域的觀念，只能是幻想，相反，權力會以一種與「計畫經濟」不同的方式，控制經濟命脈——權貴市場經濟之下，權力不僅不會放棄對經濟的控制，而且是經濟運作的「靈魂」。
根據中共權貴市場經濟的天性，權力和資本的雙向轉化就成為必然趨勢，即權力通過資本的祝福，成為權力擁有者的財富之源；資本通過權力的加持，成為資本擁有者的政治、法律和社會特權的根據。上述意義的權力和資本的相互轉化，就是典型的勸力腐敗的邏輯過程。
由於中國特定時代背景下的權力腐敗，是中共權貴市場經濟的宿命的邏輯結果，所以，中共權貴市場經濟為中共極權主義擴張積累經濟能量的過程，也同時是中共權力腐敗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共的反腐敗努力只能是權力鬥爭的一種形式，而不可能遏制，甚至不可能真正緩解腐敗。想讓中共權貴市場經濟只產出經濟能量，而不製造源源不絕的腐敗，就像指望母牛只生產出牛奶而不排泄牛糞一樣可笑。
國家權力的全面腐敗意味著中共的政治絕症，而中共官僚體系的徹底黑手黨化，則是國家權力官員個人私有化的結果。
在常規的意義上，中共極權意味著中共以黨的整體的名義壟斷國家權力；由於中共中央及其政治局又是壟斷黨的系統的寡頭集團，中共對國家權力的整體壟斷，實質上就是中共中央及其政治局對國家權力的寡頭壟斷。
通過中央集權的方式，以黨的整體名義，實現對國家權力的一黨私有制，乃是極權政治對全社會進行有效統治的必要條件之一。因為，上述條件下，極權官僚系統政治利益的整體性，為最高權力意志迅速傳達到龐大官僚系統的每一個神經末梢，提供了基本的政治保障——極權政治意味著，只有掌握最高權力意志的個人或者寡頭集團進行思考決策，而龐大的官僚系統則被剝奪了思考的權利，即最高權力意志是唯一的思考者，所以，確保最高權力意志迅速貫徹到最基層官員的機制，是極權政治統治的生命線。
中共的末日危機歸結為一點，就是權力的腐敗正在無可挽回地摧毀中共的上述政治生命線。這也是本節以下所有討論試圖說明的主題。
一九八九年，中共暴政通過血洗北京保住了政權，但卻再一次擊碎了自己統治的政治道德基礎。江澤民，一個連蟑螂都不會願意與其親吻的人格腐爛的上海小男人，自然不可能擁有為中共重建政治道德基礎所需的思想意境和實踐能量。不過，俗不可耐的頭腦中也會產生俗不可耐的求生之路，江澤民決意全面縱容官員腐敗，用腐敗權力帶來的利益收買官員對極權政治忠誠——這個上海小男人相信，通過利益收買得到的忠誠，比政治道德的說教和欺騙換來的忠誠更可靠。
世界上最難的兩件事，一是挽回移情別戀的女人的心，一是把權力關在法律的鐵籠內。不過，這兩種艱難對於江澤民都不成為問題：權位賦與江澤民那張醜臉以顛倒眾多美女的能量，對於他，不存在挽回女人的心的問題；同時，他根本不為關押權力費心，而是瀟灑地打開了權力的閘門。於是，權力的洪流滾滾而出，濁浪排空，濫觴於東亞大陸，形成波瀾壯闊、鬼神心驚的權力腐敗大潮。
這次腐敗大潮的核心內容，便是中共國家權力的全面官員個人私有化——中共國家權力私有制，從原來的以黨整體的名義壟斷國家權力，分解為實際由千萬官員私有。每個官員都把其控制的權力視為可以創造個人利益的私產；利用權力攫取個人利益，迅速形成中共所有官員日常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化的腐敗，讓中共創造出一項基尼斯世界記錄，即千萬官員無官不貪、無吏不腐的奇景——這意味著中共淪為人類歷史上空前龐大的貪官污吏集團。
我們可以從下述兩個角度，更直觀地理解江澤民創造的中共權力腐敗奇觀。
一、此次中共權力腐敗的核心內容是國家權力的官員個人私有化，這種權力私有化首先表現為家族性。家族以血緣為基礎，而血緣關係是人類社會關係中最具自然本能性的一種。審視政治歷史，可以發現一個特點，凡是泯滅良知的惡行都傾向於以這種原始的社會關係作為支撐點。中共國家權力的官僚私有化的家族性特點，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
首先，以官員為核心，利用其掌握的權力能量，形成家族的資本體系。例如，中共原總理溫家寶擔任高官期間，其妻張培莉成為中國最大的珠寶商之一，擁有國內外的數百家珠寶店；其妻的家族成員也借其權勢之助，短短十幾年變成鉅賈大賈；其子溫雲松【注2】，一個吃喝嫖賭無所不至、坑矇拐騙無所不能的小混混，竟然也得溫家寶權力的加持，升任控制數百億資產的國營公司的總裁。
其實溫家寶家族算不上一個經典案例。自江澤民以下，中共千萬貪官污吏的絕大部分，都已經形成了權力和資本一體化的家族結構，所不同的只是規模和程度上的差別。我之所以以溫家寶家族為例進行討論，原因只在於溫家寶作出巨大努力，試圖讓世人相信他是廉潔的，他是「賈府門前的那一對石獅子」，然而，他的努力是盜名欺世的偽善；他的家族擁有巨額資本，而支撐其家族資本的，正是他曾經擁有的腐敗權力——溫家寶家族是骯髒的中南海肥貓，而不是《紅樓夢》中賈府門前的漢白玉獅子。
其次，國家權力官員私有化的家族性的第二個特點，表現為「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即以一個官員的權力為跳板，其家族成員也大量進入權力體系，形成「官員家族」。這種「官員家族」形成的過程，往往又同權力的交換相伴而行。
鄧小平權貴市場經濟為源頭的中共權力腐敗，最初的表現形式是權錢交易。在江澤民用腐敗收買官心的時代，權力腐敗由一般意義的權錢交易，「升華」為用金錢購買官職，即明碼標價，賣官鬻爵。權力與權力之間的交換，乃是腐敗的最高形式，而權力交換的主要內容之一，便是各個官員在自己權力範圍內互相提升對方家族成員的官位。
「官員家族」既是權力官員私有化的過程中的一種現象，也是權力腐敗入骨的標誌之一。中國民間有諺曰：「陰溝裡的耗子都是一窩一窩的，共產黨的官員也是」。夜深人靜，恍惚入夢之際，我常會因為一種聲音悚然而驚，睡意蕩然——那是千萬隻耗子貪婪啃噬國家權力時發出的聲響；其恐怖之處在於，即便是一座鐵山，也會被這千萬隻鼠輩啃食殆盡。
二、此次中共權力腐敗的組織後果，便是中共分解成大大小小的以官員私利為基準的幫派集團。
歷史上，中共就是不同派別組成的團隊。不過，中共歷史上的派別的形成，往往具有複雜的時代政治背景。江澤民時代的中共幫派，則原則上是基於個人命運偶然性而結成的以保護個人私利為出發點的利益集團。
當代中共幫派化趨向的原因，在於新的時代條件下，中共官員生存和自保的需要。中共官場向來實行的就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官員之間為權力而進行的生死爭奪，是極權政治的宿命。在腐敗成為官員正常生活方式的情況下，給權力爭奪的失敗者冠以貪腐的罪名，乃是勝利者的特權。由於不再使用以往權力爭奪過程中的政治遮羞布，當代中共官員為權力而進行的生死之搏，就顯得更加原始，更具赤裸裸的恐怖感。而結成幫派，就成為官員在中共官場這片黑暗叢林中尋找到的生存之道。
當代中共官員幫派最顯著的特點，便是具有跨越權力系統的性質。任何中共幫派，即便是最小的，或者最基層的幫派，也必然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其幫派中有組織部官員、宣傳部官員、紀律檢查委員會官員，也有警官、法官、檢察官，以及經濟主管部門官員、教育和文化部門官員等等，不一而足。只有幫派成員涵蓋絕大部分不同性質的權力系統，才能發揮合力的效應，使幫派具備有效的生存和自保能力。
至於曾慶紅【注3】、賈慶林、薄熙來、周永康一類具備影響國家命運能量的幫派，則一定有掌握軍權的成員參與其中。
當代中共官員幫派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以豐沛的資本作為其政治存在的經濟基礎。每一個官員幫派周圍都聚集著一個商人群體。這類商人群體類似螞蟻養的蚜蟲，不斷為官員幫派擠出金錢的「奶汁」，同時，商人群體也充當為官員洗錢和向海外轉移資產的「白手套」。當然，商人的經濟活動也必定通過腐敗的國家權力，獲取暴利的報償。
另外，基於中共的開放政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中共官員幫派與財團的聯繫已經跨入國際領域，開始世界水平的權錢交易。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中共審判薄熙來、谷開來，暴露出該家族與英國商人海伍德的權錢交易，愛恨情仇，那不過是中共官員勾結國際資本以謀私利的滄海一粟。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新左派」提出的一項指控更具有指標性的價值。
「新左派」指控，陳章良【注4】，轉基因專家，原北京大學教授，現任廣西自治區副主席，是被國際種子公司財團收買的代理人，也是溫家寶一力扶植舉薦的心腹之臣。最初正是通過陳章良從中斡旋，國際種子公司通過總理溫家寶之子溫雲松、總書記江澤民之子江綿恆【注5】，向這兩個中共最高黨政官員的家族幫派輸送巨額資金，才打開巨大的中國市場，而中國也因此淪為「世界上唯一種植轉基因主糧的國家」。
諸多證據表明，轉基因食品可能對人類生殖能力造成嚴重傷害。據此，「新左派」認定溫家寶幫派是「官僚買辦賣國賊集團」——他們為國際財團危及中國人種生存權的行為開啟國門。原廣西自治區主席、全國人大副主席成克傑【注6】，以貪腐的罪名受到極刑處置。溫家寶、江澤民堅持處決成克傑的真實原因之一，便是由於成克傑出自對家鄉人民的關愛，堅決反對廣西引進轉基因的玉米作為人的主糧種植——他擋了溫家寶和江澤民兩個幫派，以及國際財團的財路，因而把自己送上了死亡之路。
「新左派」上述指控的指標價值在於，其指控的對象分別是中共黨的最高領導人和政府最高領導人；這就表明，中共官員家族幫派式的腐敗已經深入到中共的權力核心——中共的政治靈魂、政治骨架都已經腐爛。
當然，「新左派」是中共內部政治光譜最黑暗的一群，因為，他們把罪惡的「文化大革命」時代視為其政治和國家理想，奉獨夫民賊毛澤東為中國之神，而且，「新左派」指控溫家寶和江澤民並不是基於自由民主和人權的理念，而是為了挽救中共極權，使之免於潰爛而死。
不過，任何時候都不應當因人廢言。魔鬼對上帝的指控必定是誣陷，魔鬼對魔鬼的指控則常是一針見血，一語中的。正由於「新左派」是從維護中共強權的角度審視中共權力腐敗，並「悲憤欲絕」，復之以「痛不欲生」，因此，其指控恰好雄辯地證明中共當前政治危機之深刻。
通過以上對中共國家權力的官員個人私有化的家族性和幫派性的特征討論，我們已經可以從總體上勾勒出中共的政治絕症，即中共全面政治黑手黨化。
江澤民通過縱容權力腐敗收買官員的政治忠誠。在這個意義上他確實取得了成功。江澤民雖然不是歷代中共領袖中最凶殘的，但卻一定是醜陋至極的。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專喜賣弄風騷、附庸風雅的上海「癟三」，竟是中共歷史上控制最高權力時間最長的專制者。
只因為他推行的國家權力官員個人私有化政策，深得千萬貪官污吏之心。江澤民時代是中共官員的盛宴狂歡的慶典時期，直可比古羅馬帝國因權力腐爛而滅亡之前的盛況：千萬貪官污吏財源滾滾，只恨沒有可裝天地的錢袋；倚紅偎翠，唯嘆花心萬千，卻無滿身陽具——鎮日裡只顧醉生夢死，酒池肉林，斂財數錢。難怪有官員酒後狂呼曰：「作共產黨的官員，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職業。」
江澤民用腐敗的允諾，收買千萬貪官污吏的政治忠誠，成功地幫助中共度過「天安門血案」反人類罪行造成的政治危機。但是，他也同時開啟了中共全面黑手黨化轉型之門。對於中共極權的生存，江澤民所作所為可謂飲鴆止渴之舉。中共政治黑手黨化將是中共極權存在的最後形態；以政治黑手黨化為歷史里程碑，中共極權踏上了退出歷史的宿命之路，而且，中共很可能拖著中國社會一起，在潰爛中死去。
在次，請允許我對於中共政治黑手黨化轉型的三項效應分析如下，其中的每一項效應都在預言中共極權的末日危機。
第一項效應，中共整體政治意志的利益基礎分解，呈現出碎片化傾向。
中共政治黑手黨化的核心內容，就是國家權力由原來的中共以黨的整體名義的壟斷，轉化為每個官員基於個人、家族和幫派私利對權力的實際擁有。如此一來，中共整體政治意志和中央權威就失去了統一的權力利益基礎。沒有統一的利益作奠基石的整體政治意志和中央權威，必定有名無實，形同虛設。
稍有政治常識者都知道一個道理，極權的穩定存在必然以統一的政治意志和中央權威作為統治效率的靈魂。統一的政治意志一旦形同虛設，中央權威就如同建立在流沙上的大廈——這正是國家權力官員個人私利化，無形中將國家權力「切碎」之後必然出現的極權生存危機；胡錦濤時代發出的「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悲嘆，直接表述出這種危機的後果——中共強權已經變成一隻腦癱的巨獸，雖然暫時還保持著整體性的龐然大物的外形，但是，卻失去了長久生存所必須的整體協調性機能。
第二項效應，政治黑手黨化導致中共權力體系內部幫派林立，盤根錯節，勾心鬥角，互相滲透，卻又常常生死相搏——官員家族幫派化已經摧毀了中共統一的組織能量和統一的統治基礎。
幫派如水銀瀉地，無處不在。中共整體外形雖在，中國社會實際已經處於無數中共幫派分割統治的狀態。中國的法律名存實亡，中共各權力幫派的意志在其權力範疇內發揮人治的統治作用；權力幫派性的人治，必然以對人權的踐踏作為存在的條件。黑手黨式的幫派統治，這種最黑暗、原始的人治形式，使中國社會冤案叢生，民怨沸騰，社會正義蕩然無存，恃強凌弱公行無忌，權利趨向極端兩級分化。中共千萬貪官污吏似乎只在作一件事，即瘋狂地運用腐敗權力，倒行逆施，激怒社會，為中共的大崩潰準備社會條件。
第三項效應，政治黑手黨化將國家權力切割成各個官員家族幫派的利益，官員在行使權力時首先考慮的不是中共國家整體利益，而是家族幫派的私利，所以，權力行運機制喪失了緩和、解決社會政治危機，維護整體統治利益的能力。
上述頗具理論性的表述，從中共在新疆的統治危機中可以得到直觀的理解。
中共的統治危機歸根結蒂是源於極權專制與人們對自由的嚮往之間的矛盾。不過，中共新疆統治危機的直接原因卻在於王樂泉【注7】對新疆的十五年統治。
王樂泉曾任新疆書記，有「新疆王」之稱。該人任職新疆期間，從其家鄉山東，呼朋引類，招數百親戚、朋友入疆，佔據黨、政、警要職，控制經濟命脈，形成王樂泉家族幫派。上行下效，新疆各個州縣的漢人書記也組成大大小小的權力家族幫派。
以王樂泉為核心的中共漢人官員家族幫派，視新疆為「淘寶」之地，而非故鄉；他們蜂湧蟻聚新疆，只是要像吸血鬼一樣從這片美麗而豐饒的土地上吸食財富，而毫無對這片土地及其人民的責任感。同時，儘管中共貪官污吏、奸商惡賈是地球上醜陋至極的動物，他們卻對維吾爾人滿懷種族主義蔑視，而且總是毫不猶豫地將他們的蔑視通過政治權力和金權的運作，赤裸裸地表現出來。
以王樂泉為核心的中共官員權力家族幫派的幾十萬貪官污吏，以及依附於他們的奸商惡賈，是新疆的萬惡之源。年復一年，日復一日，每時每刻，這個貪官污吏和奸商惡賈群體，都在從維吾爾人的命運上傲慢地踐踏而過；維吾爾人承受的每一分屈辱、苦痛、貧窮，都以中共官員的狂歡和財富來作註釋。在這種情況下，維吾爾人的反抗必定刀光劍影，血色殷紅。中共官員則把國家恐怖主義發揮到極致，殘酷鎮壓維吾爾人反抗。這種惡性循環必然不斷將中共對新疆的統治危機推向極端。
繼王樂泉之後，張春賢成為又一個「新疆王」。為維護中共整體統治利益，緩解新疆民族矛盾，張春賢提出「柔性治疆」政策。但是，二〇一三年以來，維吾爾人發動的一次又一次決死反抗，此起彼伏，方興未艾，震驚世界。這說明張春賢的「柔性治疆」政策失敗，更說明中共政治黑手黨化之後，其權力運作已經喪失解決政治社會危機的能力。
究其原因，全在於一個基本事實：王樂泉雖然去職，但是他的政治遺產，即由幾十萬貪官污吏、奸商惡賈構成的官員權力家族幫派，仍然像一面鐵幕遮蔽新疆的天空大地；中共官員權力家族幫派的利益與維吾爾人的命運根本矛盾，不可緩解，不共戴天。維吾爾人的命運中將湧出更多的血，而中共的統治危機也必將日益深重。
一滴血淚，可知千載悲愁；一滴海水，輝映萬里波濤。從上述中共新疆統治危機的案例中，聰慧者當看出中共在整個東亞大陸的統治危機；這種危機不是外在的——中共正在自身的政治黑手黨化的權力腐爛中，迎來迴光返照，那末日的興奮。
註釋：
【注1】葉爾辛（1931年2月1日－2007年4月23日），葉爾辛在蘇聯最終解體中起了關鍵作用。作為俄羅斯在共產主義時期結束後的首位民選總統，他促使俄羅斯走向民主和市場經濟。
【注2】溫雲松：原中共總理溫家寶之子，美國西北大學凱洛管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中國衛星通信集團董事長。
【注3】曾慶紅：（1939年7月－），中共元老曾山之子。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中共十六大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2003年至2008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
【注4】陳章良（1961年2月－），現任中國科協副主席、書記處書記。曾任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中國農業大學校長、北京大學副校長。
【注5】江綿恆（1951年4月－），前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的長子，曾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成員、研究員，現為上海科技大學校長。
【注6】成克傑（1933年11月13日－2000年9月14日），曾任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2000年7月31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受賄罪判處死刑。
【注7】王樂泉（1944年12月－），現任中國法學會會長。曾擔任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政委長達十五年。
【注8】胡木英：中國著名政治家、理論家胡喬木之女，聯合國北北合作組織副主席、國際綠色產業合作組織執行主席，中國國情調查研究院院長、綠色中國建設工程研究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