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8月16日訊】美資深調查記者葛特曼說，人們會想，也許這只是一個例外，有時候中共高官需要換腎，就像他們享有別的特權一樣。但是他說，這種做法隨著大量的法輪功學員被抓而擴大到全國各地，而且器官摘取手術幾乎都是在軍方醫院裡進行的。他說，他所掌握的信息顯示，武警與部隊醫院因為爭這方面的生意而發生矛盾法官居中調停的事實，說明中國的司法系統也深陷其中。他說：「另外，我們有與中共官員通電話的記錄。他們總是說，這是上面交待的。他們說，是發生了這種事情，但是你得追溯到周永康，他授權這樣做。你看到越來越高級別的官員捲入到其中的一個模式。」
有關中共當局從法輪功學員身上摘取器官的指控時有所聞，剛剛出版的一本新書更是指稱，器官摘取已經成為當局處決政治犯的一種新形式，是解決他們的異議人士問題的秘密途徑，而且這種做法現在還在繼續。
自從中共當局1999年取締了法輪功以來，該組織一直指控當局對法輪功學員進行迫害，包括從被關押的法輪功修煉者身上活體摘取器官。
《屠宰》一書的作者葛特曼（美國之音莉雅拍攝）
《屠宰》一書的作者葛特曼
美國的資深中國分析人士葛特曼(Ethan Gutmman)認為，對這種駭人聽聞的指控提出懷疑是正當的，這也是他著手調查這個問題的原因之一。他花了5年時間，對中國的高級警官、參與摘取器官手術的醫生以及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法輪功學員進行了長時間的訪談，在這個基礎上撰寫了《屠宰》這本新書。
*葛特曼：大規模的屠殺不僅存在而且在繼續*
他的結論是，從政治犯，尤其是法輪功學員身上，摘取器官的這種大規模的屠殺不僅存在過而且還在繼續，並且是中共當局解決政治犯的秘密途徑。
葛特曼日前在美國民主基金會談論他的這本新書時通過一些照片來說明他的觀點。
他說：「這是處決犯人的永恆臉譜，這種情況沒有改變，這是我們幾個世紀來所看到的景象。所不同的是，處決已經轉移到這種方式(器官摘取)。」
任何形式的器官買賣在中國都是非法的。當局在2005年公開承認使用被處決的死刑犯人的器官，不過法律或是官方言論都聲稱要停止摘取不表同意的死刑犯的器官。
*葛特曼：最先從維吾爾族人開始*
曾經是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並且在中國工作過的葛特曼說，第一例出於政治目的的器官摘取發生在90年代末，當時中共當局對發生在伊寧以及整個新疆地區的穆斯林抗議活動進行了鎮壓。
他說：「對他們最有殺傷力的證據來自於一位年輕的醫生。他當時在烏魯木齊中心鐵路醫院。他被告知，從北京來了6位高級幹部，他們都需要腎，你到烏魯木齊監獄關押政治犯的地方，抽取他們的血液樣本，他這樣做了。」
葛特曼說，中共領導人接下來把目標對準了法輪功學員。他估計，在2000年到2008年期間，至少有6萬5千名法輪功學員因為器官被摘取而死亡。
他所進行的調查顯示，當局也把關押起來的藏人當作器官的一個供體，但是人數要少得多。他認為，這可能與西藏沒有什麼醫療設施有關。
葛特曼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說，他在採訪不同的人時無意間發現他們都有被弄去做抽血化驗的經歷，而這些人也是在談論他們受到虐待等別的事情的時候提到這一點的。這讓他感到脊背發涼，因為他意識到，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而這些人卻根本沒有意識到發生了什麼。
他說：「你從相互之間根本沒有聯繫的藏人和維吾爾族人那裡聽到同樣的故事的事實，你會感覺到這種事情正在不斷的、在不同的地方發生。」
*法輪功學員現身說法*
來自大連的王春英曾經是該市中心醫院的主管護士師，因為信仰並宣揚法輪功而5次被抓進拘留所。她對美國之音詳細講述了她在馬三家教養院勞教時被強迫驗血的經歷。
她說：「我在2008年的5月12日下午3點多鐘，我們30多個人被警察叫到馬三家衛生所，當時去的時候什麼也不說，就‘集合了!回分隊去。’我們就去了。到了樓下以後，就告訴說，都給我在走廊兩邊站著，要抽血做化驗。當時我就想，抽血做化驗，我馬上就有點警惕了，因為我本身是做醫的，對這些臨床檢查挺敏感的。我就問警察，我說，‘做什麼化驗?為什麼要化驗呢?’他說，‘做傳染病的化驗，給你們做傳染病的化驗。’我說，‘做什麼傳染病的化驗?’他說，‘這個就不用你管了。你怎麼問那麼多?你怎麼事那麼多?叫你抽血你就趕快抽吧!’」
王春英說，她當時已經聽說過活體摘除器官的事情，所以不同意抽血，但是好幾名警察仍然強行拽著她去抽血，她拚命抵抗，最後他們不得不動用9名警察，將她全身固定在醫務室的一間床上不能動盪，最後不但被抽了5、6毫升的血，而且因為高喊‘法輪大法好，迫害法輪功弟子有罪’的口號，差點被他們用枕頭窒息而死。
她說：「一直到我離開教養院的時候，他們都沒有把化驗結果告訴我們。所有當時被抽血的人，一大隊和二大隊二百多個人，一個不漏都被抽血，但是誰也沒有知道這個化驗結果是什麼。」
在馬三家勞教所關押了5年多時間的王春英說，很多被抓的法輪功學員因為隱瞞身份，為當局摘取他們的器官提供了便利。
她說：「當時(抓)去了的人都不敢報姓名，因為報姓名就要牽連到當地派出所，株連他的家人，包括孩子不能上大學，不能當兵，自己的工資被停發，株連，所以說，大法弟子被抓以後，很多人都不敢報姓名，這樣一批人就是活體摘除器官的供應者，就是說供體吧。」
目前旅居在美國的王春英也是葛特曼的採訪對象之一。
*臺灣著名器官移植大夫柯文哲的證詞*
葛特曼認為，在他所進行的大量採訪中，他對臺灣柯文哲大夫的採訪提供了最具決定性的證據。柯文哲目前是臺北市長候選人,是台大醫院的外科醫師。
他說：「2004年，柯大夫有幾個年長的病人。他不想用外國人的價錢來獲得器官，即他不想以6萬5千美元買一個腎，而是以3萬美元甚至低到2千美元的價格來買腎。所以他去了中國大陸。」
柯醫生說，大陸的醫院官員在受到款待並與他混熟了之後告訴他，他們會以中國人的價錢把腎臟賣給他，而且這些器官都是最好的，因為這些器官都來自既不抽煙也不喝酒而且練氣功的法輪功學員。
從最初小規模的摘取維吾爾族人的器官如何發展到後來的大規模運作並導致局勢失控?中共當局為什麼默許甚至鼓勵這種做法?這正是《屠宰》這本書所關注的中心議題。葛特曼認為，這與法輪功在中國迅速興起並引起當局高層的恐慌有關。
他說：「我不認為有一個終極解決計畫，我也不相信會找到完全是由中央下令的這樣一個計畫。我們發現的是，人們陷進來了，而且是在最高層。」
*政府許可的行為?*
美國之音在採訪葛特曼時特別提出了他為什麼能夠肯定這種做法是中共當局的系統性政策，而不是個人或是某些利益集團的行為的問題。
他說：「第一起摘取政治犯器官的案例就是為中共高級官員摘取的，所以說，它不是從某種民間系統開始的，而是始於中共高官，他們到新疆找器官。」
葛特曼說，人們會想，也許這只是一個例外，有時候中共高官需要換腎，就像他們享有別的特權一樣。但是他說，這種做法隨著大量的法輪功學員被抓而擴大到全國各地，而且器官摘取手術幾乎都是在軍方醫院裡進行的。他說，他所掌握的信息顯示，武警與部隊醫院因為爭這方面的生意而發生矛盾法官居中調停的事實，說明中國的司法系統也深陷其中。
他說：「另外，我們有與中共官員通電話的記錄。他們總是說，這是上面交待的。他們說，是發生了這種事情，但是你得追溯到周永康，他授權這樣做。你看到越來越高級別的官員捲入到其中的一個模式。」
葛特曼承認，能夠確認的與摘取幾千名政治犯的器官有關聯的只有一名官員，他就是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下屬、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但是他說，王立軍這樣級別的官員的參與很說明問題。
他說：「在最高層，他們肯定知情。他們當然知道薄熙來在做什麼。這不是個謎。他們這些人都相互暗中監視。這是一個警察國家。被監視的是中共高層官員，尤其是軍隊。」
他說，鑒於這些原因，尤其是全國各地都發生過器官摘取的事情，而且在藏人和維吾爾族人身上都發生過的事實，說明這不只是一個全國性的犯罪團夥的所作所為。
在被問到摘除器官的行為是否是政府所為時，法輪功學員王春英作出了這樣的回答：
她說：「實際上，經濟利益太誘惑人了。現在中國這個社會的道德真是一日之內千里下滑，為了錢什麼壞事都幹，而且這些高官，有哪一個是為老百姓辦事的?」
葛特曼並不是第一個對器官摘除進行調查的人。加拿大前國會議員喬高(David Kilgour)與人權律師馬塔斯(David Matas)2006年曾經應設在華府的<非政府組織法輪功受迫害真相聯合調查團>的請求，對中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指控進行獨立調查。他們在經過幾個月的調查之後，包括對中國12個省份的醫生進行秘密訪談，得出了這些指控是真實的結論。
喬高-馬塔斯報告指出，從中國的醫院網站為其器官移植短暫的等候時間所做的宣傳來看，現在有一個數量巨大的還活著的人群，他們隨時是器官供應的來源，這是這些進行器官移植的醫院能向顧客保證一到兩週這麼短的等候時間的唯一途徑。在美國和加拿大等國家，器官來自自願捐獻者，因此這個平均等待時間要長得多，有的要等待好幾年的時間。
在中國，被處決的死刑犯人數和自願的捐獻者人數遠遠低於器官移植的人數。中國目前是全球第二大器官移植國，僅次於美國。
*美國國會對有關報導表關注*
美國國會眾議院的281號決議案對有關中國進行系統性的、政府許可的、從不表同意的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的持續、可信的報導表示關注。這些良心犯包括大量因為宗教信仰而被囚禁的法輪功修煉者，以及其他宗教和少數民族團體的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