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這就是共產黨的政治手腕(圖)

【看中國2014年08月21日訊】一、宋林松小傳

宋林松，男，1936年8月15日生，1954年畢業於蘇南（省立）蘇州中學。1954到1958年就讀於北京大學物理系物理專業，學號5402125。家庭出身乃引車賣漿者流，父母不識字，他們先租種田畝後進城打工。由於功課原因，本人入大學前一路享有高額獎學金，進了北大則連吃飯也不要錢。「解放」伊始就抬舉我當起了學生會主席等「學生高官」。因此，我曾長期自詡為是共產黨的基本群眾。至於「愛國主義」更不會比肉食者們淡薄。1958年1月底，北大黨委書記江隆基先生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宣布「反右到此結束，今後一個不抓」以後，江被遠謫西北邊陲去了蘭州，北大則在一月份「反右補課」的基礎上進行了再補課，於是我這個學生團總支書記成了補劃人群中最後一個（至少在物54級是如此）右派份子。戴帽後仍讓我隨班讀書，同年夏按期畢業時被分到了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從事科研工作。1960年秋摘帽。「文革」期1968年春「清理階級隊伍」時我再次在劫難逃了，誰知閻王老兒竟一腳把我踢回了人世間，實乃僥倖。在物理所耽了二十餘年後奉母命調回了故土，後退休於蘇州大學。到2008年，我又多活了40年、痴長了40歲。

二、李泰倫小傳

李泰倫，1936年我生於四川省成都市，1955年北京師範學院(今首都師範大學)畢業，同年八月被分配到京西石景山北京九中工作。當年我懷著對黨的無限愛戴與忠實，兢兢業業，誠誠懇懇，全心全意投身教學工作，一心一意要為祖國造就千百萬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接班人而孜孜不倦地工作，在學校組織的市級觀摩教學"紅領巾"一課中得到各級領導及聽課老師的好評，也深受學生的愛戴和歡迎。真是如日中天，卻不知禍之將至矣！

1957年整風運動席捲神州，地處京西石景山小鎮模(磨)石口的北京九中也大字報滿校飛，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熱氣騰騰。我也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誘惑下在小組會上積極發言。我說:「城市有設計院，政治上為什麼不能搞個設計院呢」，「儲安平說黨天下說得對」，「傅作義上天安門是做給臺灣看的，這就是共產黨的政治手腕」「為什麼說蘇聯科學發達就政治民主，美國科學發達就政治不民主」，「我父親是起義將領在成都戰役中立了功，後來又說他是反革命給鎮壓了，共產黨太不講信用，騙人！」真是福不雙降，禍不單行，我一發完言就遭到批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一紙橫幅"聲討右派份子李太(泰)倫"掛在小禮堂。我眼前一黑，心中嘆了口氣:完了，完了，上當了！

無盡無休地批呀，斗呀;日以繼夜地反省呀，交代呀，弄得我暈頭轉向，迷迷糊糊，怎麼越坦白，問題就越多，所有的真心話一下子都成了"堅持右派立場""頑固不化""繼續向黨惡毒進攻"的把柄了呢?！有誰比謊言更惡毒?真善美，假醜惡，一時面目全非！   

1958年2月8日我被定為二類右派，送農村人民公社監督勞動。其間，說我抗拒勞動，在社員中繼續宣傳散佈右派言論。其實不然，是社員說:「你小小年紀怎麼也是右派?嘴上無毛說話不牢，以後別瞎說了！他說什麼就是什麼，你頂什麼嘴嘛?！」這居然也是我堅持右派反動言論的證據，這人間還有沒有是非曲直啊?！

1960年8月20日我被升級送勞動教養。這一關就在勞改隊關了十九年直至1979年2月獲得「改正」。

我被送到了北苑化工廠。一進門就搜身，然後檢查行李，晚上擠在如沙丁魚罐頭般的大炕上，連翻個身也要喊「報告」．一週後把我又送到了良鄉新都暖氣機械廠當建築小工．這年冬天我煤氣中毒險些送了命。我拚命地幹活，推小車上三層馬道、和水泥、搬磚、搭腳手架……晚上睡覺渾身骨頭像散了架，無法入睡。我相信政府說的勞教不定期，什麼時候表現好了什麼時候回原單位工作。為了爭取早日解除教養，擺脫囹圄桎梏重獲自由，所以我玩兒命地幹活從不計較。「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裴多斐的詩是我當年唯一的精神支柱．

1961年11月右派集中，我到了北京市南苑團河農場二大隊並宣布勞教定期三年，以前兩年算白搭。1964年5月24日到期，按法律程序應解除教養，但我們並沒有得到解除，而是繼續勞動教養。政府說話不算話，引起大夥的極大不滿，為了壓制群情，開始抓「反改造分子」。當時因為我和積極份子何修儉在隊部門口打架，說我有意製造混亂，抓起來把我關禁閉60天，點名要我揭發高作純，楊路，繆光千等人。我沒有理他們，在禁閉室天天高唱革命歌曲，喊毛主席萬歲，哪怕每天只給我吃四兩糧食我也滿不在乎。我對看守我的武隊長說:「我是貓呀?給這點囚糧！上面把我交給你們，是讓你們看著我，我要是被你們餓死了，你們沒法向你們的上級交待哦」。我堅持下來了，沒有出賣任何人。我被放出來時骨瘦如柴，走路偏偏倒倒，幾個右派用小推車把我推回隊裡。回隊後我成天躺在大炕上拒絕出工，武隊長在出工的隊前衝著大夥兒說:「嚯，這一關還關出理來了！」

殘酷的事還在後邊呢！

1966年11月19日的「斗鬼大會」才真算是勞改隊的「史無前例」喲！王玉琦，郭永德，史鎮華被打得皮開肉綻，體無完膚，連小王繼俊也嚇得當場尿了褲子。這一夜表現最積極的要算是劉佛生了。其他還有什麼楊學章啦，董立啦，範寶新啦等等，個個都是超級劊子手。

林彪1號戰備疏散令下達後，1968年11月8日我們從北京茶澱清河農場遣返回鄉，我和楊路，宣文峋，周述蓉(女，公安部機要員)被遣返回四川省，在成都看守所關押18天後，除楊路外，我和宣文峋，周述蓉三人被送四川省蘆山縣苗溪茶場(勞改支隊)，我和宣文峋既沒有摘帽也沒有解教而是繼續接受改造，這一呆就是九年．77年解教回成都在建築工程隊做臨時工，七九年返京落實政策回九中任教，調朝陽區後在勁松五中當副校長至，勁松一中退休．

五十一年過去了，我已是72歲高齡，青春沒有了，但我仍舊要吶喊：「還我人生金色歲月」。

三、楊春譜小傳

楊春譜：男，四川省南充人，大約生於1936年，1955年考入西南師範學院生物系59級讀書。春譜君性格比較開朗活潑，熱心公務，樂於助人，讀書期間被選為生物系伙食委員，負責蒐集對伙食的意見並與伙食團聯繫。1957年6月初，西南師範學院停課大鳴長大放期間，他辦油印小報《剌》（16開小報僅出版一期），刊載了一些學生對伙食的意見和建議，本與「反黨」無關，但因刊頭上畫有一桿矛，被認定為該矛是剌向第一夥食團團長李某的，而李某是共產黨員，「反對共產黨員就是反對共產黨」！於是楊春譜被劃為右派份子。其實那桿矛不是楊春譜畫的，而是同班同學吳毓民所畫，楊春譜為了不連累別人，沒有把吳毓民供出，代人受過當了右派份子。按當時規定右派學生政治課不及格，他補考仍不及格，因此被留級到60級讀書。後來根據中央有關文件處分右派學生時，他因情節輕微，又出生貧農，從輕發落劃為第四類，戴上右派份子帽子，免於處分。

1960年他終於讀完了歷時五年的大學，分配到閬中縣一個邊遠的農村中學教書。其時正是大躍進慘敗後的大飢荒時期，食物匱乏不能果腹，除上課外還有繁重的勞動改造任務，因此飢餓浮腫幾成餓殍；又加居住條件很差，陰暗潮濕，落下左腿脈管炎，必須藉助枴杖方能行走。就這樣艱難地生活近20年才得到右派「改正」，以後被調到閬中中學教書，1996年退休。退休後一直在家養病，2008年1月31日逝世。

四、林憲君小傳

林憲君，1935年生於山東牟平抗日根據地，在林家口子小學加入兒童團，唱著《毛澤東頌歌》為八路軍送信、站崗、放哨、盤查漢奸。從小就是毛澤東的崇拜者。成年後，參加了革命，1957年，在四川省團校任教。鳴放期間，恰逢請假回山東老家探親，錯過了「大鳴大放」貼大字報，向領導提意見的機會。返校不久，辦公桌的抽屜被偷撬，幾天後日記被收繳，右派帽子也被戴牢。在我的日記中找不到一句要推翻共產黨的話，對強加的罪名拒不認錯，一切申辯都是徒勞，只有接受反右五人小組的決定，戴上極右派的帽子去勞動教養。

1958年3月，我到了一個全國餓死人最多的峨邊沙坪農場。在那挨整挨餓的「三年大飢荒」歲月裡，曾目睹數千名右派活活餓死，參與掩埋的死者 至少百人以上。1961年冬，我已週身浮腫，極度衰弱，連爬帶滾走了70里山路由大堡到沙坪農場森工局禮堂集中。年底沙坪農場將我們177名行將就木的老右移交給了樂山沙灣中川勞教鐵廠。我的口糧由每月12斤增加到了31斤，這才留下一條活命。同來鐵廠的難友朱國干說，我們是從死人堆裡爬出來的倖存者，此話一點也不誇張。

幾十年來，一直不知為何災難降臨頭上。2007年8月回到成都探望病重的母親，偶爾遇到團省委的車忠文。閑談中方知我被劃為右派的真實過程。原來，反右派尚未開始，團省委就物色好了右派人選，即使在鳴放中一言不發，也照樣逃脫不了這場劫難。車忠文是反右派進入尾聲才被揪出來，團省委書記王毓培幸災樂禍地挖苦他：「你車忠文再狡猾也逃不出我的手板心！林憲君自以為回老家探親就能躲得脫，其實我們早就把右派帽子給他留在哪裡，等他一回來就給他戴上了。」難怪我返校時，已劃了七個右派，就差我湊足八個指標哩！既然早已上了右派黑名單，有無右派言論已不重要，「罪名」隨時都可以編造。這段荒唐的經歷，足以證明毛澤東搞「整風」是假，抓右派才是真。其策略是以「幫助黨整風」為誘餌，哄騙「魚兒」上鉤，當時根本就不存在所謂從「整風運動」向「反右派」轉變的問題。那些響應黨的號召、認真幫助黨整風的知識份子，還真的以為要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呢！他們哪裡想得到，整風反右原是一回事，都是毛澤東預謀、策劃已久的圈套。

死裡逃生的慘痛經歷，迫使我重新去認識毛澤東。正是他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設下的各種圈套，（包括置劉少奇、彭德懷、賀龍於死地）徹底摧毀了我對他的信任，我無法再相信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