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因鎮壓藏人遭到繼「六四」屠殺後的又一次強烈譴責後，施密特也又一次出面為中共解圍。他的專訪在《每日鏡報》首發的第二天，即四月八號，就被中共享來給自己貼金，這篇含二十一個問答的訪談以《德前總理施密特批西媒偏見：中國未推行帝國主義》為題出現在中共媒體時，被刪去了九個問答。被選譯的十二個問答也遭不同程度的刪改。此外，新華網還增加了原文沒有的三個小標題「中國創造了世界奇蹟」、「中國將成為世界大國」、「中國的變化今非昔比」！
新華網上施密特的第一個回答是：「中國的高度文明已經有四五千年歷史，其特殊之處在於，儘管它非常古老，但它仍有活力。那是為什麼呢？這就是我的好奇之處。此外，當今的中國非常有吸引力，因為中國進行著一項偉大的實驗。以鄧小平為首的新一代領導人進行了迄今為止最輝煌的實驗：已持續1/4世紀的經濟繁榮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弄清楚中國人怎樣成功地創造這個奇蹟非常有趣。」
在「吸引力」和「弄清楚」之間，被刪改的內容是：「因為它是一個巨大的試驗。毛活著時，搞了一系列冒險的試驗，犯了嚴重錯誤。他七六年死，幾年後鄧小平獲得權力，搞了一個至今成果輝煌的新試驗。除了幾個東亞的國家外，這個持續不斷的，現在已有四分之一世紀的經濟上漲是世上獨一無二的。……」
中共對施密特照樣審查和刪改。在這篇訪談中，當施密特被問到毛時，他回答說，「我不反對毛的制度。我是歐洲人。我為什麼要反對毛？我曾反對發瘋的德國毛分子，他們對毛一無所知，只看到毛的群眾運動的畫面。他們對毛主義的看法與毛和毛的制度沒有關係。」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共的「文革」也殃及德國，德國青少年在毛語錄的指導下，以清演算法西斯為名，搞了一系列紅色遊行和恐怖活動。施密特當政時，尤其是七七年，曾遭遇毛分子製造的恐怖和危機。可是他卻只反對被挑動起來造反的德國人，不反對支持他們的共產黨勢力，尤其是東德政府和中共當局。七四年潛伏西德十八年的德共間諜紀堯姆夫婦曝光，其時紀堯姆是時任總理的勃蘭特的親信，既瞭解勃蘭特的公務，又清楚勃蘭特的私事包括姦情。紀堯姆夫婦被捕後，勃蘭特被迫辭職，施密特才先成為過渡總理，後當選為總理。
可能共產黨勢力只給施密特本人帶來了好處，所以，他認識不到共產黨給他人造成的禍害和反人性的本質。不過，《南德意志報》在紀念被毛分子綁架後槍殺的施萊爾（HannsMartinSchleyer）遇難三十週年時，在一篇報導中表示，當年任總理的施密特認為很多造反的大學生是「上了莫斯科和東柏林的反法西斯宣傳的當」。
可惜施密特不引以為戒，以致上了北京的當。在上述訪談中施密特對毛的評價「與當今的中國領導人在私下交談中作出的評價相似。如果您找到某個坦言的人，那他會承認：‘毛犯過重大錯誤，但他的成績佔70%。’我的評估達不到百分之七十，要少很多。但是有幾點是正確的。比如，他一反中國的文化傳統解放了婦女。他的第二大功績是重新建立起在四五年時完全癱在地上的中國。誰想公正，就必須承認這些成績。雖然有不少錯誤和不少罪過。但您也不能錯把今天中國的領導人與毛分子混為一談。他們與此關係不大。」
新華網的譯文刪去了「我的評估」到「比如」之間的內容，「四五年」和「雖然」以後的內容也被和諧了。
施密特列舉的毛的兩大功績被保留，因為它們來自中宣部。事實是，中國婦女在一九四九年後，完全喪失在民國時已享有的人權，她們像男人一樣淪為被共產黨肆意驅使的奴隸和奴才，甚至淪為性奴。奮起捍衛人權的女人像男人一樣遭受殘酷迫害。被共產黨迫害身亡的中國女人層出不窮，比如，前三十年的張志新（一九三〇－一九七五） 馮元春（一九二八－一九七〇）、林昭（一九三二－一九六八），後三十年的王衛萍（一九六四－一九八九）、趙昕（一九六八－二〇〇〇）和唐福珍（一九六二－二〇〇九）。她們分屬兩代人。前三者都因言獲罪，在遭受酷刑包括輪姦後，被中共槍斃；王衛萍是北京人民醫院的實習大夫，「六四」前夜在北京街頭救治傷員時中彈身亡；趙昕是北京工商學院的青年教師，因在公園煉法輪功被警察毆打致癱而死；企業家唐福珍則用自焚來抵制拆遷，捍衛家園。
中國女性在共產黨執政後的悲慘遭遇，在幾千年的中華歷史上聞所未聞，無論在哪個朝代，即使著名的暴君秦始皇都不曾以什麼名義虐待孕婦，虐殺胎兒，而在中共暴政下，在「計生政策」的名義下天天都在發生反人類罪行。據《解體黨文化》估計，從中共執行「計生政策」以來，至少有四千萬名胎兒或剛出生的嬰兒被害死，他們的父母尤其是母親也受到嚴重傷害，甚至因此喪生。維基顯示，在有自殺率統計的世界各國中，中國是唯一女性自殺率顯著超過男性的國家，女性自殺率比男性高出25%。無論男女，中國人也前所未有的以各種方式背井離鄉，移民世界各國，申請難民的中國人至今不曾中斷。
一九四五年時的中國雖然遭受了戰爭的重創，但人民是自由的，山是青的，水是綠的，以蔣中正為首的民國領導人以實現「民族、民權、民生」為目標，沒有濫殺無辜，搶劫私產。國民政府剿匪反共，正是為了履行職責，保護私產，捍衛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生長在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國人，經歷過兩個政權，他們有比較，最有發言權。中華民國退役空軍少將祖凌雲生長在四川農村。一九四五年，他十九歲那年投考民國的空軍學校，後隨國民政府退守臺灣。 一九八八年，祖凌雲從溫哥華回大陸探親後發表《故鄉今已是他鄉---大陸行記》。祖先生在親自見證了中共暴政與中華民國的區別後寫到，「在臺灣時，我也曾懷疑過，總以為是政治宣傳，政治教育，故意將中共說得很壞。現在我才知道，中共實際上比外面知道的壞得多。其壞的程度，只有親眼看見，親身經歷過的人才會相信。」「實際上中共比蘇聯管制得更為嚴密。內部情況之糟，之亂，外面知道的實在太少。同時人們也低估了大陸上民眾的膽識，以為他們不敢反抗，不敢講，任由共產黨擺佈。這次回去，真教人大開眼界。很多秘而不宣的事，都打聽到了。所得的結論是：只要共產黨當政，中國大陸就不得安寧」。
其時是八九民運的前夕，中國人還沒有群起而抗爭，共產黨還沒有製造「六四」血案，還沒有在世人面前暴露其凶殘本性。（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