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9月14日訊】「槍桿子出政權」。這句「名言」的確「非常精闢」。已是中國歷史的一條自然法則。從古到今，從中國到外國，幾乎都未逃脫這一名言。尤其是中國。就中國而論，縱觀歷朝歷代的政權更迭，無一不是槍桿子出來的。幾乎從未有逃出「打江山、坐江山、當皇帝」的則律。槍桿子出政權的終極宗旨就是「打江山、坐江山、當皇帝」。
唯中國的辛亥革命比較部分地改變了這種國家觀。雖然辛亥革命也是武裝起義，實際上清王朝是和平退位，故而流血最少，沒有打得稀巴爛。民國政府沒有對清王朝的皇族大開殺戒，還給予其一定的生活待遇。於是，改變了「家天下」的世襲制度，至少在理論上實現了憲政，統治者是選出來的。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至今仍不過時，經得起歷史的滄桑。
蔣介石的東征、北伐，也是槍桿子統一了中國，確立了統冶地位。但他始終未真正統一中國，最後終成「敗寇」。
中國共產黨的先驅懷著「拯救國家」的理想抱負尋求馬列主義的「真理」並為之而奮鬥，最後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新中國」。成千上萬的中共先輩們為了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實現共產主義的夢想，付出了鮮血和生命。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大暴君」。其人早年興許曾有過追求光明夢想的一面，興許在他年輕時代就形成其政治野心的大觀。所以，他混入中國共產黨的陣營後就開始了他的經營。農民出生的他，後來競成了氣候，成了世界超級野心家，超級陰陽謀家，超級匪首、超級暴君和超級「政治流氓，生活流氓」(「知夫莫若妻」的楊開慧女士對他的八字評語)。他跟歷史上農民起義一樣。最初他上井岡山降服了袁文才、王佐，當上了小匪頭起家「鬧革命」。此後，在漫長的波譎雲詭的「長征路上」極盡其淋漓盡致的縱橫捭闔的卑劣手段篡奪到紅軍和中共的最高領導地位。可他並不滿足於坐中國的江山，當中國的「皇帝」，更覬覦共產國際的頭把交椅，做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由此，在他後來幾十年歲月裡，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更甚於慘絕人寰殘害同他一起打江山、謀政權的一大批同僚。諸如建國後的國家主席劉少奇，「長征」遵義會議前中共紅軍最高領導「三人團」之一的張聞天，他口稱的「彭大將軍」、十大元帥之一的彭德懷和賀龍，還有他欽定並寫入黨章的接班人、其時的中共副主席的林彪。就連「長征」遵義會議前「三人團」之一的周恩來也未能倖免其難。為了實現他「家天下」的夙夢，除其障礙，讓周死在他的前頭，在周臨終前的癌症晚期，競然通過汪東興下達四條指示：一要保密，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二、不要檢查；三、不要開刀；四、要加強護理和營養。其歹毒用心昭然若揭，拖死周恩來後實現其權位的順利遺交予江青。
毛澤東這位名副其實的世界第一的超級邪惡、獨裁的殺人魔頭，戰爭狂徒，也曾經在被捕後出賣過同黨。他以篡政三年半的內戰，以數以百萬計的同胞子弟的鮮血和生命築起了「共和國」的新皇權宮殿，再通過一個又一個的「運動」殺人六七千萬之眾，荒誕所為的「三年大飢荒」和「反右」致死了四千餘萬華夏兒女，其殺人大單的總成績應在過億人的天文數字之上。他甚至還夢寐以求第三次世界大戰早日到來，再以三分之二同胞四億多人(當時我國人口為六億多人)的性命去換取所謂的「世界大同」筑做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的黃粱美夢。他對中國人民乃至人類犯下滔天大罪，可是千真萬確的血淚史，是如此的不一而足，罄竹難書，絕非人所杜撰。國賊毛澤東在篡政奪權後的所做所為、殺戮無度的二十七年獨裁專制，似乎讓人民有所覺醒，對毛共篡政的宗旨得以釐清。
這裡作一個簡單的對比：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滿清王朝，不僅並未大開殺戒，還自動退讓其總統之位予野心家袁世凱。孫中山先生為何要讓位？因為他革命宗旨不是「打江山、坐江山、當皇帝」。而先生的「三民主義」精華卻長存，其生命力經得起歷史長河、驚濤駭浪的沖刷和蕩滌。「亞洲四小龍」之稱的蔣經國先生時代的臺灣社會不是檢驗了中山先生崇高理論的效果嗎？且看古今中外，無論是統治者或國民，誰不高調復興(或振興)自個的民族，誰不疾呼民主、自由、平等？更要追求百姓的幸福生活。無論哪個主義，何種信仰和理想，超脫得了「三民主義」的主題和內涵嗎？
再看從胡溫政權時代到習李政權的今天，中國已躍居世界經濟強國之列(儘管在社會的多個領域還存在諸多的隱患乃至致命之疾)。如果還是狗屁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會有今日國家綜合實力的現狀和社會的局面嗎？
還回首蔣介石時代，在他的東征北伐統一中國後也並未殺戮那麼多的同胞。他為其政權鞏固對其政敵的中共自然無疑勢不兩立地要格殺勿論；他的「攘外必先安內」也並非投降日本強盜，且在八年抗戰中始終佔主導地位並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正是如此，恰給毛共的發展壯大提供了足夠的、不可多得的時空良機。「九一八」瀋陽、東北淪陷，蔣曾在日記中寫道「如喪考妣」，雖然敵我力量太大懸殊，聲言要親臨前線抗敵，蔣夫人宋美齡女士更誓言要與丈夫同生死。這是何等精神！
現在來細讀李清源先生批露的毛澤東的「雷人」語錄。歷史的真相、毛澤東思想的「經典」和其人的詭詐之極就大白天下了。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在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等的談話時，毛說：「我曾經跟日本朋友談過，他們說，很對不起，日本皇軍侵略了中國。我說：不！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共產黨就奪不了政權！」
毛：「沒有什麼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這一點，我和你們有不同的意見，我們兩個人有矛盾」。(眾笑，會場活躍)。
「不要講過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說是好事，幫了我們的大忙。請看，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你們的壟斷資本、軍國主義也幫了我們的忙。日本人民成千上萬地覺醒起來。包括在中國打仗的那一部分將軍，他們現在變成我們的朋友了」。(摘自《毛澤東思想萬歲》第533頁—534頁)。
毛：「……對你們過去欠的帳，再要來討帳這是沒有道理的。你們己經賠過不是了。不能天天賠不是，是不是?一個民族成天嘔氣不好的。這一點，我們很可以諒解。我們是朋友……。」(同日本國會議員訪問中國大陸的談話。1955年10月15日)。
毛：「……日本政府是強迫日本人民進行侵略戰爭的……(潛台詞：中國人民被皇軍屠殺無所謂)。(同參加在日本召開的第十一屆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後訪問中國大陸的外賓的談話。1964年8月22日)。
毛：「(抗戰勝利後，國共和談期間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是為了爭取時間，準備奪取政權。日本投降早了一點，再有一年，我們就會準備得更好一些。——1959年8月17日，毛澤東的一次談話。《學習資料》(1957——1961)，(清華大學，1967)第260頁。
毛：「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本人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要千方百計地積蓄和壯大我們黨的武裝力量。對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以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我們中國共黨人一定要趁著國民黨與日本人拚命廝殺的天賜良機，一定要趁著日本佔領中國的大好時機全力壯大，發展自己，一定要抗日勝利後，打敗精疲力盡人的國民黨，拿下整個中國」。
「有的人認為我們應該多抗日才愛國，但那是愛的蔣介石的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祖國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即蘇維埃(蘇聯)。我們共產黨人的方針是，要讓日本軍隊多佔地，形成蔣、日、我三國誌。這樣的形勢對我們才有利，最糟糕的情況不過是日本佔領了全中國，到時候我也還可以藉助蘇聯的力量打回來嘛！」
「為了發展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在戰後奪取全國政權。我們黨必須嚴格遵循的方針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三分發展，十分宣傳。」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違背這個總方針」。(以上幾段均為毛澤東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陝北洛川會議上的講話摘要)。
毛：「(抗戰時)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人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廬山會議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82頁)。
諸上所述，實為「大實話」一堆，的確是極致「精彩」、「標準」的漢奸語論。毛共為了達到其奪取政權的野心，毛澤東如此這般大言不慚，不吝其譁眾取寵、標新立異、故弄玄虛、奴顏媚骨、阿諛奉迎的諸多怪論，不惜數以十萬計、百萬計骨肉同胞的鮮血和生命的卑劣行徑。與蔣中正先生的「攘外必先安內」一詞相較，儼如天壤之別。何況國民黨領導的國軍同胞們又付出了何等高昂的慘痛代價呢？
倘若真如中共一代先輩們的初衷，奪取政權是為「解放全人類」，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為黎庶謀福祉、行民主、平等、自由或者就是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也行，也還說得過去。然而毛澤東登上皇位後，專制獨裁的二十七年內並非如是。三十年代初，中央紅軍在蘇區時，一次毛澤東與胞弟毛澤覃爭論時，說不過其弟，舉手便要打他時，其弟說：「共產黨不是毛家祠堂！」恰如其是，此語不幸言中：中共從延安整風後步步朝向這個方向發展。49年建政後整個中國就成了「毛家祠堂」至鄧小平又繼承了下來，確立了所謂「一個核心」的體制。
所以，毛澤東對中國人民乃至全人類犯下的「滔天罪行」一詞還遠不可及，應當說是犯下了滔宇宙之巨大罪惡。他的狗頭不從天安門城樓上拿下，「紀念堂」的腐屍不毀滅，徹底清算和批臭其罪行，自稱國際共運老二的毛澤東，如何對得起國際共運老大的他的祖師爺斯大林？(斯大林都早被蘇聯人民清算過了)。更如何讓被他殘害的那一大批推他登上皇帝寶座的同伴們？那上億中華血肉同胞在地下的陰靈又何能得以安息？
一代梟雄毛澤東，雖然開創了自己的時代，自認為可指點江山、改變歷史。到頭來還是被無情的歷史所嘲弄，輸了個精精光，落得個悲劇性的歷史人物的下場。自他一命烏呼，其「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即灰飛煙滅，其嬌妻、侄子不到一個月即成了階下囚。早在文革大鬧劇時，李光耀就曾說：毛澤東搞的那一套東西是玻璃板上畫畫，大雨過後就沖得一乾二淨。
且觀中國社會推衍至今的社會現實，凡是告別毛左思想、路線、體制，就一定程度地在前行；凡死抱毛左思想、路線、體制的黨派就現滿目瘡痍、潰爛腐臭，烏煙瘴氣。「四人幫」打倒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似乎讓中國走上了一條奮起之路。然而，率先領頭腐敗的就是他的子女們。繼而又將漢奸出身的江澤民受寵若驚地推上了皇帝寶座。一批批孝子賢孫們：李鵬、曾慶紅、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郭伯雄、回良玉……等等相繼登臺，紅二代、紅三代接踵而至形成的龐大權貴利益集團的卑劣行徑己達喪心病狂、窮凶極惡、登峰造極之勢。他們利用其所竊踞的權位，巧取豪奪。0.4%的虎狼惡狗似的人群佔有了中國70%的財富。國家的經濟命脈幾乎完全掌握在他們手中。十三億可憐的中國人民怎能共享其改革開放的成果？中共軀體百孔千瘡，幾乎腐爛無餘，瀕臨亡黨亡國之境。胡錦濤主政十年的和諧社會未能如願，人們寄望於當今的習李政權。
眾多專家學者懷赤子之心，崇尚西方「普世價值觀」的高論大著和吶喊比比皆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也不乏堂而皇之。個人認為，無論何種大觀小論，評定真理的標準，不只聽其言而要觀其行。我們應當摒棄個人的恩與怨、利與害、得與失、「階級」的仇與恨，才能客觀、公正地正確結論。像曾任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老先生，三代赤貧、「共產主義」原教派、地地道道的赤色分子鐵流先生，原中國人民解放軍大校、曾任軍事學院出版社社長、國防大學《當代中國》編輯室主任等職的辛子陵先生等一批先哲先賢們，他們是共和國的親身親歷者，他們的思想和論說才是真正客觀公正和極具說服力度的。
中國今天的貪腐頑症在現實中已成病入膏肓的透頂之勢。習李政權壯士解腕、大刀闊斧地反腐打貪以挽救黨國於危亡之時，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並非不妥。封建社會尚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之說，而今習王的廢止封建社會「刑不上大夫」，廢止此前中共內定的「刑不上常委」和「免死金牌」的豪舉何不令人鼓舞？國外很多國家的總統、總理任期內外都有被清算受審的事例。中國又為何不可？只要能為人民帶來福祉，帶來一個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的時代，又何不擁戴？在毛左和權貴集團勢力仍然猖獗的今天，人們的期待值不可過高，一步到位是不可能的。話又回說，一個國家，哪個黨領導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所作所為和其執政宗旨是否真正讓社會進步，國家富強，人民安居樂業。退言之，倘若中共政權垮塌，偌大的中國也許會岀現數十個黨、數百個派，乃至更多黨派。黨派紛爭的亂象局面又將是一個何等的光景？中國社會的衍進又將拖滯何年？
本人很贊同趙德強先生「試議主宰歷代興亡的一條鐵律」一文中「自掘墳墓律」(自掘律)之說。「自掘律」不僅對封建時代的盛衰興亡起支配作用，對當代那些仍襲承封建意識，實行專制制度的非民主政權也逃脫不了這一興亡規律的支配。
毛共更未逃脫「自掘侓」，「紅太陽」已殞落去近四十年，千秋功罪全然蓋棺論定，天安門「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的大標語和「狗頭像」、紀念堂裡的腐屍早已成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應當盡早盡快地把他掃進歷史的垃圾桶，消失於歷史的長河。
中共政權是槍桿子打出來的，毛澤東是「成王」。
資中筠先生在她的「打出來的天下，談出來的國家」一文中講得非常漂亮。打出來的國家有如下特點：一、政權私有；二、愛國忠君；三、輕視個體生命；四、需要愚民；五、需要適當的民生(僅防「水覆舟」，只可有其有限的民生，不可有民權)。所以，這樣的國家只能是「人治」，而非「法治」。偶提「德治」，實為虛偽。而談出來的國家，是開會討論出來的，這種國度，以美利堅合眾國(美國)最為典型，二百多年的政局穩定不變，總統是選出來的，沒有內部的政治路線鬥爭，更無殺戮。它能成為世界頭號發達的國家也是世界公認的。
中共的未來能否借鑒，逐步變成談出來的國家，讓國人留下期待罷。
個人認為，在中國的現階段，我還是用鐵流先生的一句話作為本文的結語：「中共需要寬容，國人需要理性。」
本文繫個人之管見，拋磚引玉，尚祈眾智者指教！
寫于于赤水河畔
二0一四年七月七日完稿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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