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施羅德在一九九三年還不算中共的朋友。但這次對中華民國軍售在中共尤其是時任中共大使梅兆榮的抵制下失敗後，可能施羅德就開始不得不重視中共的勢力，並折服於中共的強權。
九年後，時任總理的施羅德已經站在中華民國的對立面，開始遊說歐盟解除「六四」屠殺後向中共暴政軍售的禁令。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九日，德國《世界報》以《施羅德作反對默克爾的宣傳》為題報導，「前總理讓自己成為‘中國日報’的頭版人物。有人讓他在那裡宣布，聯邦政府的政策讓他‘不幸福’。施羅德認為默克爾總理會見達賴喇嘛是個錯誤。北京的領導層為此興奮。」英語版的人民日報透露施羅德還是西歐一家銀行的顧問。其時施羅德被中共外交學院邀請去參加一個題為《中國和平發展與和諧世界》的研討會。《世界報》記者無法找到他，但找到外交學院的名譽主席，前中共駐德大使盧秋田。盧秋田對記者表示，「施羅德的訪問很成功，我們把他作為老朋友接待」。報導透露這是施羅德在零七年的第二次訪問，月底他還會作為溫州一家公司的嘉賓第三次到中國。此前這家公司以兩百萬美元請求克林頓為他們作廣告沒有成功。就是說，最遲二零零七年，前德國總理施羅德既淪為中共的宣傳工具，又淪為商家的廣告招牌。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七日，北京奧運前夕，施羅德在施密特任出版人之一的《時代》週報發表長文《我們為什麼需要北京》，為中共違背奧運精神辯護。此文開篇為：「作為總理我每年都去一次中國。現在，自從我的任期結束以來，我每年三到四次在中國。」施羅德像施密特一樣以為他到過十多次中國，就是中國專家了。可是，此文透露他不瞭解中國的歷史，對共產極權缺乏瞭解，只見大陸的表面繁華和相信中共的宣傳。
施羅德想當然地宣稱，在應對「氣候變化、能源安全、移民失控、反恐和不擴散大規模滅絕性武器」等挑戰時都必須依靠中國才能解決，德國必須為世界接受中國努力和效力。他沿用的也都是中共的宣傳，比如，出自花久志的作品，通過張丹紅之口引發眾怒，遭到痛斥的謬論，「這個國家在過去的三十年裡，把近四億人從極端窮困和飢餓中解放出來」。與此同時，施羅德也像張丹紅一樣攻擊基民盟的價值觀外交，甚至也沿用中共術語「反華」（antichinesisch）。
大陸是德國在歐洲之外，美國之後的第二大出口市場。施羅德好像擔心德國會因捍衛普世價值而失去這個市場。施羅德當年借「以商促變」的說辭支持大陸加入世貿。從此中德之間摩擦點增加，摩擦面加大。施羅德對此避而不談，卻希望讀者接受中共特色，並斷言「中國在走向民主社會」。他還自吹自擂，一九九九年在他任上開始搞的法制對話和四年以後又開始的人權對話，雖然這兩個對話都只起到幫中共抵擋輿論，混淆視聽的作用！中共在二零零四年把人權寫進了憲法，但人權還是一如既往地遭到踐踏。奧運難民和世博難民都是在這之後產生。
施羅德自己不譴責中共暴政，反而詆毀以默克爾為首的德國人捍衛普世價值，還要讀者主要是德國政府讚揚人權惡棍，聲稱「北京希望得到讚賞—我們應對這個國家表示尊重」。施羅德把中共和中國混為一談，無視中共的獨裁本性，即使中國採納了德國的法律，但只要法院還接受中共的監控，具體的說是政法委的監控，就不可能有獨立的司法，公正的社會，法律再好也無濟於事。一句話，施羅德一廂情願地為中共說好話，竭力宣揚「我們必須把中國作為一個平等的夥伴對待」，可是願意像他一樣與狼共舞的正常人不多。
文章末尾透露這篇長文的目的，是促使德國政府出席北京奧運的開幕式。他說，「我們德國人知道求得認同的願望：一九七二年慕尼黑奧運讓德國得以展示一個現代的，對世界開放的德國，目的是摒棄過去的陰影。二零零八年的奧運也不只是一個體育盛事，也是一個政治機遇。」
毫無疑問，施羅德很賣力，不過只能得到中共的犒賞，畢竟他的信譽不怎麼樣。他這篇長文中也迴避言論自由這個最基本的問題，試圖用中國老百姓的勞動果實，經濟成就來掩蓋中共剝奪人之為人的基本權利的事實。
德國人尤其是默克爾不傻，知道一九三六年的希特勒奧運的目的，沒有如他所願。結果施羅德只好自己前往北京給中共捧場，給中共當花瓶。（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