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10月03日訊】中國提升了對香港「佔中」民主派抗議人士的批評調門，稱他們正在製造「混亂」。這在中共的意識形態中是個非常嚴重的字眼，暗示這樣的局面可能會威脅到共產黨的統治，因此，有必要採取果斷措施。
中共黨報《人民日報》10月2日頭版刊登題為「堅決貫徹‘三個堅定不移’」的評論員文章，稱「佔中」活動是「非法集會，嚴重衝擊香港法治傳統，擾亂香港社會秩序，影響香港民眾生活」。這個版面通常是中共高級領導人表達意見的平臺，這也是一種警告，暗示除非局勢得到改正，否則面臨嚴重後果。
25年前，中共官員也是用這麼一個「亂」字給天安門抗議者定性，當時，數萬學生連續幾個星期佔領了天安門廣場。
註：1989年4月26日，北京發生學潮後，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發「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稱學潮為「動亂」，引發和市民的不滿。全國各地發生大規模抗議示威。這一社論又被稱為「426社論」。
不久之後，中國軍隊動用武力清理廣場，並在全國範圍內鎮壓民主活動人士。西方評論人士說，即使沒有數千人，至少也有數百人被殺害。但是，中國否認有任何人死在天安門廣場。
這篇對香港抗議者的描述與以前的聲明相比措辭更加嚴厲。不久前，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只是稱抗議是「非法的」，「損害法制、破壞社會穩定。」
與此同時，有報導說，對香港抗議表示支持的數十名大陸民眾被關押和訊問。一些人傳播在中國被封鎖的外媒對佔中活動的報導。另有一些人參加了社交媒體上支持香港佔中的活動，他們剃光了頭髮，將照片貼在社交網路中。
最新的事態顯示，中共高層對香港佔中抗議人士失去了耐心。抗議人士佔據了通往香港政府總部的道路，要求自由選舉。
北京的新批評調門與許多中國問題專家所期待的想法南轅北轍。他們預期政府在香港抗議問題上可能會找到一個保全面子的方法。
英國前外交官羅德里克•懷伊（Roderic Wye）說：「眼下發生在香港的一切並不會像當年的天安門事件那樣威脅到中國政府的存在。懷伊1980年代到1990年代被派駐英國駐北京大使館，他現在在倫敦的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供職。
在《人民日報》的最新社論發表前，懷伊說，中國民眾對香港抗議者的支持可能會影響到中共領導人對整個事件的權衡。
懷伊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很明顯，他們不希望類似的事件在中國發生。因為如果一旦開始發生，那麼我想，我們可能會回到類似天安門的一個局面。這是中國政府要竭盡全力避免的。」
但是，懷伊說，儘管天安門鎮壓在過去25年內成功地壓制了異議的聲音，但是，中共領導人並不希望在香港使用同樣的策略。
他說，「如果他們真的讓中國武警或是軍隊介入，也就葬送了‘一國兩制’。我想，這並不是他們目前所希望的。」
香港之所以成為一個特別行政區得益於1980年代中共領導人當時的一種想法。中國希望收回主權後，香港繼續成為一個貿易和經濟增長的引擎。中共已故領導人鄧小平「一國兩制」的理念是一種突破性的思維。
這個理念還包括香港享有不同的政治體系，不同程度的自由和公民自由，這些都是中國其他地方的民眾不曾有過，至今也沒有享受到的權益。
但是，從那以後，中國創造了許多的經濟增長引擎，香港的特別地位也因此對中共領導人不再那麼具有吸引力。
另外，與天安門事件相比，中共領導人更加在乎外國對他們處理抗議事件的方式如何反應。與25年前相比，中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融入度要更深。暴力鎮壓引發的任何制裁都會讓中國經濟處於更脆弱的處境。
布魯塞爾自由大學漢語研究教授陸芳怡然（Francoise Laquwaert）說：「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也是一個相當令他們不舒服的局面。整個中國現在都在關注香港的事態發展，（中共領導人）可能害怕對整個體系產生一種傳染效應。」
雖然中國領導層在暗示，他們不願意冒這個風險，不過，中國其他地方的人把香港抗議看成榜樣，還是覺得已經擁有更多自由的香港人做得太過分了，關於這一點，分析人士意見紛紜。
陸芳怡說：「也許，對他們來說，香港是有一點特殊，因此，他們對香港的局勢沒有那麼深的擔憂。」
但是，這還是可能產生更微妙的影響。陸芳怡說：「我不太確定，大部分中國人是否對自由選舉感興趣，但是，他們會對如何去爭取與他們更相關的具體話題有興趣。」
她說：「香港民眾集會的方式，以及組織方式可能會給他們一些啟發。」
這可能也是中共領導人所擔心的。
1997年，當中國從英國手中收回對香港的主權後，他們當時的希望是讓這塊領土在繼續保留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情況下在政治上更接近中國。
但是，接下來的十幾年，許多香港人並沒有在政治上更靠近中共。
英國前外交官懷伊說，與當年中共領導人期待相反的是，1997年以來，居民對香港的認同，即香港某種意義與中國‘不同’的感覺，在與日俱增，而不是逐年減少。
他說，確實，香港活動人士希望教育體系更加西化，希望直接選出他們的立法會和特首。
他說：「即便是有解決辦法，我們姑且希望有解決辦法，這個問題也不會就此消失，因為這只是第一步。」
香港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的地位來自於100多年的英國殖民統治，也來自1997年開始執行的將香港主權歸還大陸的《中英聯合聲明》。這個文件是1984年談判敲定的。
但是，《中英聯合聲明》對民主問題的表述並不清晰，聲明只是說，香港民眾在「通過選舉或是協商」選擇他們的特首的過程中有發言權。但是，特首由中央政府任命。聲明還具體地說，立法會通過選舉產生，但是沒有說明誰可以選舉或是誰可以參加競選。
在殖民統治衰落時期，英國官員開始擴大香港的民主進程，這個過程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還在繼續，引起中共領導人的不滿。
英國前外交官懷伊說，從中國的角度來看，「英國人似乎是想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人感覺他們已經簽署的協議。」
他說：「英國人為時已晚地希望向香港引進一些民主政治的新元素，但是中國感到，他們簽署的協議是‘香港保持不變’，是1985年的香港。」
最初，中國接受了改變，但是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以及後來鎮壓之後，香港舉行抗議，支持這樣的運動，雙方對香港的民主未來從此有了分歧。
不過，1997年後，中國還是進行了一些擴大香港民主的改革。但是，他們走得並不如今天的抗議者所希望的那麼遠。具體來說，中國政府已經擴大選舉權，允許所有適齡選民投票選舉下一任特首，但是同時希望一個能效忠中國政府的提名委員會來決定行政長官的候選人。這也是觸發最新一輪抗議的緣由。
香港主權剛剛回歸中國17年。一些英國人仍然覺得對香港有特別的責任。
英國副首相尼克·克萊格（Nick Clegg）說，「中共當局似乎已經下定決心，拒絕給香港人民他們完全有權期待的一切，那就是基於普選基礎上的自由、公正和公開的選舉。」
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說：「我認為香港的繁榮和未來取決於這些基本的自由，包括抗議的自由，參與政府的自由。」
美國白宮也表達了類似的聲明。聲明說：
白宮新聞秘書喬希·恩內斯特（Josh Earnest）說「美國支持香港的普選，我們支持香港人民的訴求。」他還說，「我們相信，一個享有最大限度自治和實行法治的開放社會，對香港的穩定和繁榮至關重要。」
布魯塞爾的陸芳怡說，西方並不因為香港的殖民歷史而對香港負有特別的責任，而是「對整個中國負有責任。」
她說：「中國已經成為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一個非常強大的經濟力量，但是，對於人權和民主卻沒有什麼表述。」，「對我來說，並非因為香港曾經是個殖民地，而是因為我們對香港、新疆以及整個中國負有責任。」
但是，除了向中國施壓，讓中國保護人權和避免暴力之外，無論是英國、美國還是其他國家都沒有太多的選擇。
但是，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連這一點壓力都直接拒絕了。
她在北京對記者說，「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希望有關國家謹言慎行，不以任何方式介入香港內部事務，不以任何方式支持「佔中」等非法活動，不發出任何錯誤信號。」
自1989年以來，這樣的說辭並沒有改變多少。在那個時候，中共統治的中國仍然是一個相對年輕的國家，並且在短暫的歷史中經歷了太多的動盪，而且天安門運動的中心地帶就在北京市中心，距離領導人居住的深牆大院並不太遠。
當數百萬名各行各業的民眾加入了在天安門廣場和全國各地要求民主的抗議學生的行列，那些可以說是沒有安全感的領導看到了「動亂」，並以武力鎮壓下去。
西方的抗議和制裁對他們造成的僅僅是一些不方便。
現在香港的抗議者，其中的大多數在25年前天安門抗議發生的時候並沒有出生，他們現在也不得不單獨面對中共當局，就像他們在天安門的前輩們曾經要面臨的一樣。
他們唯一能指望的是，2014年的北京的領導人更加在乎武力鎮壓的後果，認為這個彈丸之地的要求是可控的，而不像上一代中共領導人那樣，將之視為必須鎮壓的威脅。
記者簡介：裴新（Al Pessin）曾於1984年到1987年任美國之音駐香港記者，1987年到1989年美國之音駐北京記者。因為報導天安門抗議以及此後的鎮壓，他被中共當局驅逐出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