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政以後，美國之音就成為「敵臺」。然而許多中國人卻對這個「敵臺」情有獨鍾。今天，仍然有眾多中國聽眾和觀眾還在通過美國之音獲得外部世界的消息。我們講述的是一個關於美國之音和中國聽眾、觀眾跨越半個多世紀的故事。
引子
魏京生：「那個時候開始，悄悄地在家裡頭，收音機打開慢慢找找找，找著了。」
吳弘達：「共產黨、解放軍佔領上海，我爸爸每天，聲音很小，聽著那個電臺。」
獻給1942年以來美國之音的聽眾觀眾
魏京生：「很快地被我媽給發現了。不許聽了，堅決不許聽！」
吳弘達：「不許亂講啊，不許跟別人講啊，講了要殺頭的。」
龔小夏：「坐牢，一定是坐牢。」
吳弘達：「後來我知道偷聽的是美國之音。」
龔小夏：「跟著就是這裡是美國之音的中文廣播（唱揚基歌）……。」
「不一樣的說法」
1971年9月的一天，正在中國解放軍中服役的魏京生從美國之音的廣播中聽到了一則令他震驚的消息。
魏京生：「首先提到中國有一架專機，在外蒙古墜毀了。這肯定坐的大人物啊，能坐專機的有誰啊？不就仨人嘛，主席、林彪、總理。」
【魏京生：
1978年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主要參與者
1979年和1993年兩度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坐牢18年
1997年流亡美國】
魏京生：「周總理一看好像報紙上還登著呢，還每天……，咱們中國的這個特點就是大家從報紙上看誰消失了誰出現。周總理還在，林彪沒出現，猜到了，林彪。」
當時在江西的鄧樸方也從「敵臺」中聽到了林彪墜機的消息。他立刻把這件事告訴了他的父親——當時因為政治上落難，正在江西新建縣拖拉機配件廠「勞動」的鄧小平。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後來在回憶父親的書中寫道：父親還是和往常一樣沉默不語。
陳一諮：「我印象最深的那次就是中國發生林彪事件的時候，美國之音裡報導，說中國出現異常事件，說59年廬山會議的時候呢，中國境內的飛機只有不到一個禮拜停飛，現在有半個月飛機都始終停飛，一定發生了非常大的事件。所以第二天呢，我們就派一個朋友就回去了，等到兩天之後他回來就告訴我們說，林彪摔死了。」
中國作家鐘阿城當年是在雲南建設兵團的北京知青。他在《聽敵臺》這篇文章中寫道：「1971年的林彪事件，幾乎是當天從境外廣播中聽到的。這是七十年代的重要事件。毛澤東的神話頃刻崩潰。從1966年‘八一八’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揮手開始，不，從劉少奇提出‘毛澤東思想’開始，至此，催眠終止。」
中國政治學學者、被中國官方指稱為「六四黑手」的陳子明這樣寫道：「70年代，美國之音成為中國青年獲取新知的一個重要途徑。林彪事件後收聽‘敵臺’在中國變得普及化，因為人們感到從官方渠道得不到真實的信息。」
魏京生：「我們在部隊的時候有個反革命小組織，就是林彪事件之後，大家覺得特奇怪，很多人都覺得這個共產黨這不對勁兒啊，怎麼能弄親密戰友啊，又是接班人的，怎麼就給弄下去了？於是我們這些原來的老反革命，就在部隊裡開始串聯，很快的形成一些小團體。當時這種老鄉串老鄉的團體啊，大家一議論說美國之音又說了什麼了，你要不知道啊，你覺得特丟人。知道了以後，都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信息來源。這是一種言論自由的補充，大家就想聽不同渠道來的不同的聲音。」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中國的政治、社會和信息控制進一步走向極端。也許是物極必反，政治空氣窒息讓許多年輕人開始尋求其它聲音來取得平衡。
魏京生：「我想66年的年底吧，11月份的時候，從那個時候，底下就有人傳，哎，有一電臺，美國之音，那裡頭說的跟報紙上說的不一樣。
你比如說，老毛把劉少奇啊弄起來了以後，哎，美國之音就有一些完全不同的說法。說老毛搞‘文革’的目的不是什麼‘文化革命’，他是為了權力鬥爭，要把政治對手搞掉。哎，我們聽著就很新鮮啊，跟現實也很符合啊，你看很多人的老爹，一個一個怎麼跟著都完蛋了？而且說劉少奇他到底有什麼事啊？這種事真的假的啊？有不同的聲音以後，人們就開始產生想法。」
夜深人靜偷偷聽
1968年12月，毛澤東發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南京五中的高三學生任毅成了他們中的一員。
任毅（南京知青）：「我下農村的時候，我們班有個很好的同學。他是我們班上48個人中唯一兩個沒有下農村的。他是因為殘疾，是駝背，他沒有下農村。但是這個同學他有個特好的技能，就是裝備半導體。他給我們幾個比較要好的同學每人裝了一部。那個年代裝一部半導體要十多塊錢。十多塊錢是天文數字的。他竟然給我們每個同學裝一部半導體。那個半導體有特殊的功能，專聽美國之音。」
陳一諮原是北京大學學生。1965年，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三萬字的長信，批評共產黨和國家的不民主，被打成反革命。
陳一諮（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69年就到了農村，因為我自己原來學物理嘛，我就做了一個八管收音機，哎，結果就能聽到美國之音。結果我們就非常高興。70年年初開始我們就每天晚上都聽美國之音。」
高洪明（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北京知青）：「那天晚上你看我拿了那個收音機，躺在被窩裡頭，想聽，但是別人沒睡著啊，不敢聽啊。憋得我都有點上不來氣啊，都有點腦門子出汗。我慢慢撥 、撥。」
龔小夏：「我第一次真正聽到美國之音的聲音是1971年，還是林彪事件以前。」
【龔小夏
1974年捲入「李一哲」反革命集團案，坐牢一年
1987年獲得哈佛大學社會學系博士】
龔小夏：「我弟弟比我小一歲，是收音機愛好者。他從十二三歲開始就在裝收音機。我當時只有一個耳機。這個耳機是一個耳朵塞在那兒，而且晚上我記得特別清楚，要拿手按著，半夜三更的時候才能聽到。那時候第一次聽到美國之音，雜音非常多。可是每次聽到，它能給你一些非常新鮮的東西。」
一位美國之音的聽眾來信說：「在那黑暗的年代裡，我把短波收音機用黑布包起來，放到床底下，只有在晚上夜深人靜的時候才敢拿出來，戴著耳機偷偷地聽。」
這也是那個特殊時代給中國人留下的集體記憶。
「寧可不吃飯也要聽這個」
任毅：「所以我們到農村以後，知識青年當中聽美國之音，說句老實話，很普遍很普遍，很普遍。因為沒有別的消息過來，只能從美國之音裡聽到一點消息，比如說‘阿波羅’上天，我們是從美國之音裡面知道的。‘阿波羅’上天把我們簡直是太震驚了。都登月了！我們這兒還面朝黃土背朝天地在一鋤一鋤干農活。」
在那個閉關鎖國的年代裡，通過吱吱啦啦的電波傳來的「敵臺」的聲音常常讓人耳目一新。
魏京生：「反正就覺得聽著挺新鮮，哎呦，怎麼說的不一樣啊。這個故事好像是有另外的說法？這個對年輕人來說很重要。第一次以後就跟上了癮似的，你就想聽。可是在那種環境下，很封閉的環境下，那個時候人的感覺都是那樣，寧可不吃飯，他也要這個。」
龔小夏：「當時我在工廠裡的時候，我們在廣州江邊能收得很好，因為城裡面比較亂，江邊比較寬闊。我們好幾個人一塊兒湊著聽。我們有一臺這麼大的無線電收音機。有幾個很好的朋友，我們後來也都是一塊兒當反革命。」
當年在江蘇農村插隊的知青陸文這樣回憶那段偷聽「敵臺」的歲月：「這種來自電波的虛無的安慰就像鎮靜劑，支撐我度過了人生最艱難的一段日子，並讓我明白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並不希望我們去解放，紅旗插遍全世界是老人家的 一廂情願，也讓我明白臺灣人民並沒有處在水深火熱之中，1960年所謂的浮腫病其實是飢餓所引起的，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
曾經擔任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的阮銘當時也是美國之音的聽眾。
阮銘：「聽美國之音我是很早就聽的，但是過去聽那是並不很系統，是偶爾聽。比較系統地聽是我到寧夏去以後。 1969年開始，我們文化大革命中間中宣部撤銷，從北京到寧夏。在寧夏這種地方聽美國之音就特別清楚。」
魏京生：「各界都有很多人偷聽敵臺。我就發現，有點兒知識，對現實有懷疑的人，很多人就想多聽一些信息了，不能滿足於《人民日報》那點兒東西。這個時候，偷聽敵臺就成為非常重要的信息來源。」
「知音的感覺」
1976年7月12日，美國總統福特簽署《美國之音憲章》，憲章第一條明確規定：「作為一個一貫可靠的、權威的新聞來源，美國之音播送的新聞必須準確、客觀、全面。」
「這裡是從美國發出的一個聲音。消息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壞的，但我們將告訴您真實的情況。」 （1942年美國之音第一次播音）
陳一諮：「很多重大的新聞，以及對一些重大問題的看法，我們都經常從美國之音得到啟發。」
上個世紀８０年代，陳一諮擔任過中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是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的高級智囊人物。儘管８９「六四」讓陳一諮流亡海外，客死他鄉，然而陳一諮在世時始終無法忘懷，那場壯志未酬的改革的起點要追溯到當年偷聽美國之音的歲月。
陳一諮：「所以上次我在普林斯頓大學見到周幼康先生（美國之音退休記者）以後，我就笑著跟他說，我說您是我的啟蒙老師。」
龔小夏：「中國這種政權，這種專制政權，毛澤東時代，很重要的一件事，他們做得非常成功的一個事情，就是將人的常識感和人的這個價值觀念完全分開，也就是說你體會到的東西，他們可以告訴你說，這個不是真的。
我看見我父母‘文革’被斗被打，我爺爺被抓去坐了四年牢。我知道他們是誰，我知道，我心裏頭知道他們是什麼樣的人，但是呢，外界就告訴你，你不能信這個，你要信黨的。
那麼我們這些人從來是內心很有掙扎的。外邊來的這個信息讓我們感覺到，我們能夠再次相信我們自己的親身的體會。也就是說這是疼的啊！外面告訴你，人家打你很疼，你說的確很疼，而共產黨說，不疼啊，這是爹娘愛孩子。你知道他說的是不對的。
在這個時候聽美國之音你就會發現，外邊有整整一個世界，很大的一個世界，他們說的話是跟你的感覺是符合的。這太重要了！
美國之音，你有個知音的感覺。」
偷聽「敵臺」是反革命
不過，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以來，收聽美國之音在中國可能會有嚴重後果。
吳弘達當時生活在上海。父親是一位銀行家。
吳弘達：「從49年我12歲開始，共產黨、解放軍佔領上海，變成新中國的時候，我爸爸每天，聲音很小，就聽著那個電臺。 我當時小，也不知道，後來我就知道偷聽的是美國之音。」
【吳弘達：
1957年被打成「右派」
1960年被判處無期徒刑，勞改19年
1979年移居美國】
吳弘達：「當時只有兩個電臺，只要一聽臺灣電臺自由之聲，或者是美國之音，那就是偷聽敵臺，很嚴重。」
1950年10月10日，也就是中國出兵朝鮮的兩天後，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分子活動的指示》。
吳弘達：「據我們現在知道，鎮壓反革命運動大概是殺掉了100多萬人。毛澤東自己說嘛，他殺了70萬人，就是所謂反革命分子。那時候都是公開槍斃啊。在體育場，在劇院裡面公審，完了以後當時就押出去槍斃， 又貼又大喇叭廣播，大部分都是春節啊、國慶節啊、五一節前幾天殺一次。」
1952年，緊張的政治空氣讓15歲的吳弘達感到不安。
吳弘達：「到了52年的時候，看到51年這麼多人槍斃掉了，當中都有一條罪行就是「偷聽敵臺」。那我就跟我爸說，你就不要再聽了。他說，小孩兒不要管，不要管。但是呢，我有時候到我父母親的房間，我還看到他慢慢在那兒聽這個東西。
有時候我爸爸在聽我也湊過去聽。他看我好像也是高中學生，大了，他也跟我一起聽，但是一再，每次都要跟我講：‘不許亂講啊，不許跟別人講啊，講了要殺頭的哦。’」
龔小夏：「當時很多人都是因為收聽反動廣播被判了刑。我們從小長大，‘文革’的時候看旁邊斗人，經常就有一條，說‘偷聽反動敵臺’，‘偷聽美國之音’等等等等。所以呢，你自己聽到是很害怕的一件事情，但是也很好奇。」
魏京生：「很快的被我媽給發現了。馬上嚴厲警告，說這個你可要小心啊，不許聽了，堅決不許聽！」
這種提醒和警告絕不是空穴來風。當年的確有很多中國人因為收聽美國之音而付出代價。
魏京生: 「這個反革命，你得蹲監獄、挨槍子兒的。」
龔小夏：「我有一個同事，1974年，我記得非常清楚。 他叫梅宇申。他比我大一歲，1955年生的，74年19歲。他就是愛聽反動廣播。我們倒沒有一起聽過。他是一個非常沉默的人，在工廠裡，自己老聽。結果有一次，他也聽了美國之音，也給美國之音寫信。他又聽了臺灣中廣，也給臺灣中廣寫信。這個信就被截了下來。他被判了八年徒刑。這是我們都記得非常清楚的事情。當時他沒有別的罪行。這個罪行就是偷聽反動廣播，之後給‘敵臺’寫信。」
在中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偷聽敵臺廣播」屬於一種很嚴重的犯罪。一旦這種行為被發現，輕則收繳收音機，被停職、隔離審查、批鬥、勒令檢討，給戴上「壞分子」的帽子，重則被判刑。
吳弘達：「抓到你偷聽‘敵臺’，第一條他會問你，你偷聽了多少次？什麼臺？臺灣還是美國之音？美國之音哪一個頻道？幾月幾號？接著下來問你，你跟誰講過？跟你老婆講，跟你兒子講，跟鄰居講？鄰居叫什麼名字？然後他們會找鄰居來作證。如果你要有什麼活動。你組織小黨，組織小黨派，組織什麼反革命，偷聽‘敵臺’以後還有組織反革命活動，共產黨是絕對要加上去的。」
偷聽「敵臺」後果嚴重
偷聽「敵臺」情節嚴重者不僅可能失去自由，甚至可能喪失生命。
任毅：「我罪行當中有個最主要的一個東西叫‘長期收聽敵臺’。」
1969年5月，在農村插隊的任毅寫了一首歌，名叫《我的家鄉》。
（歌詞：藍藍的天上，白雲在飛翔，美麗的揚子江畔，是可愛的南京古城我的家鄉……）
這首歌道出了下鄉知青們共同的思鄉之情和對現實、未來的迷茫，短短几個月內就在全國的青年人中傳唱開來。它也因此有了一個更廣為人知的名字——《知青之歌》。
（歌詞： 生活的腳步將印在遙遠的邊疆……）
任毅：「這個《知青之歌》是越傳越廣，越穿越廣。在這之前，我冥冥中感到事情出了。」
一天，那個給任毅裝備半導體收音機的同學跑來告訴他，「敵臺」裡也在放《知青之歌》。任毅預感大禍臨頭了。
任毅：「莫斯科廣播電臺是８月份播的，美國之音是10月份播的。我的汗把整個身子都潮掉了。我也感到事情出了。當時我做了一件什麼事呢，自首。美國之音和莫斯科廣播電臺都播過以後。我去自首。
(1970年) 5月24號，就是我寫歌的一週年，我看到我的死刑判決書了。5月24號，由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它全稱叫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事管制委員會判處任毅死刑，立即執行。」
最後因為時任解放軍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的一句「槍下留人」，任毅撿了一條命。
任毅是幸運者。美國芝加哥大學學者王友琴在《文革受難者》中記錄過一個叫左樹棠的名字。左樹棠，上海人，「文革」中因為「收聽敵臺」被抄家、隔離審查，後來被毒打致死。而揭發他的那個人也被隔離，釋放後流浪，最終以自殺結局。
吳宏達：「是社會的文化、社會的道德、社會的政治造成的，不是殺幾個人能夠解決的。你說他偷聽‘敵臺’我槍斃掉了，下回沒人聽？還是有人聽。」
「美國之音怎麼成了反動組織？」
張義才是杭州市一個電風扇廠的退休工人。2001年杭州市公安局到他家搜查時，查出了美國之音寄來的一張節目時間表。
張義才(退休工人)：「後來問我，你聽美國之音？我說電臺我經常聽。不但那時候聽，現在也聽。現在我有兩個半導體呢，我都在聽。你國家允許的。它又不是反動組織。」
在這之後，杭州市公安局下屬的杭州市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判處張義才勞教兩年，罪名之一是收聽美國之音的廣播，給美國之音北京分社寫信、打電話。
張義才：「怎麼會美國之音變成國內的反動組織？反動組織能夠擺到北京嗎？」
張義才不服判決，在勞教期間就寫信要求司法部門對他的案子復議，但寄出的申訴材料始終石沉大海。
張義才：「我上訴、復議了，向省、向市復議。他們都給我扣押起來，把我的信扣押掉。」
勞教結束後回到家，張義才依舊要為自己討個說法，他寫過無數申訴材料，控告杭州市公安局執法不當。
張義才：「每個公安局領導都接待過我的。我就反映公安犯罪的事情，特別是這個‘反動組織’。我年紀大了，我怎麼還帶個反動帽子離開人世啊？！」
現在，張義才依舊每天在信紙上一筆一劃地寫著申訴材料。
張義才：「我肯定要搞清楚的。你要給我一個清白。我只要有一口氣我就要跑。」
「敵臺」的由來
其實，美國之音從成立的第一天起就被一些國家視為「敵臺」。最早的是法西斯德國和日本。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美國太平洋艦隊基地珍珠港，美國對日本、德國和義大利三個軸心國宣戰。
1942年，美國之音成立，開始用德語和日語向德國和日本廣播。當時，日本曾經禁止收聽短波「敵臺」廣播，違者可能被依法判處死刑。
美國之音的中文廣播向抗戰中的中國人民提供了可貴的外界信息。
那時，美中兩國是反法西斯盟國，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甚至說過：「美國人民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我黨的奮鬥目標，就是推翻獨裁的國民黨反動派，建立美國式的民主制度。」
然而到了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中共領袖毛澤東已經決定投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向蘇聯「一邊倒」。1949年3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總結報告中說：「中蘇關係是密切的兄弟關係，我們和蘇聯應該站在一條戰線上，是盟友。」
1949年8月18日，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了火藥味十足的抨擊美國對華政策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文章，《別了，司徒雷登》，聲稱「整個美帝國主義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已經破產了」。
1950年6月，朝鮮人民軍跨過三八線進攻韓國。美中兩國軍隊在朝鮮半島上展開一場規模龐大的廝殺，數十萬美中軍人的鮮血灑在異國的土地上。
美國變成了中國官方所說的「世界上最反動的、最野蠻的、最富於侵略性的帝國主義國家」，成了「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的頭號敵人」。
此時，中國共產黨也將美國之音定為「敵臺」。
1950年11月到12月間，新華社《內部參考》接連發表文章說：天津、上海、武漢、無錫、杭州、西安、長沙、太原等地到處都有很多人在收聽美國之音。
這些報導還說：「一般商人都認為‘美國之音’消息靈通可靠，如漢城、平壤失守消息，‘美國之音’早已發表，而我報遲遲未登出。」於是一些人開始懷疑官方媒體的說法，美國之音的報導在民間口口相傳，傳播廣泛。
1950年11月20日，以《人民日報》為首的中共黨報開始大張旗鼓地刊登有關「各界人民紛紛主張取締收聽美國之音」以「杜絕匪特謠言」的消息。
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盛澄華撰文說：「美國之音」是「比原子彈更惡毒的武器」。各地學生走上街頭，向市民宣講收聽美國之音的壞處。
中共黨史學者楊奎松說：「逐漸地，收不收聽美國之音成了愛不愛國的重大政治問題，甚至成了革命與反革命的一道分水嶺了。」
於是，收聽美國之音就成了「偷聽」美國之音。
從1955年開始，中國對美國之音進行無線電干擾。干擾的方法是在相同的頻率上播放噪音或者其它電臺的廣播。
20世紀60年代，美國陷入曠日持久的越南戰爭；毛澤東先後派遣30多萬大軍「抗美援越」，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敵意進一步加深。
《英語900句》 · 玉米地 · 大學夢
70年代初，為了共同對付蘇聯的威脅，美中關係出現轉機。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1973年美國政府在北京設立對華聯絡辦事處。這一切都標誌著兩個對立了20多年的國家終於恢復了對話渠道。
何立達（美國之音退休記者）：「尼克松從中國回來之後，我們當時中文部的頭，他從臺灣回來。他是外交官。他說在臺灣用的一本教材很好。他說不妨我們試一試。」
1972年，美國之音的英語教學節目《英語900句》開播。
這一年，20歲的北京小夥兒平德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分配給他的工作是在京郊的軍隊農場養馬。一天，戰友送給他一本《英語900句》。
平德：「這個書來源很不容易。因為當時中國在文革後期，逐漸地和外部的世界又有了一些聯繫。據當時我們這個戰友講，因為好像中國的一些外交領導人到聯合國去，這樣的話，才把《英語900句》這本書給帶回中國來，在當時叫所謂內部教材。
後來人家跟我講，美國之音是有這個《英語900句》的課程的廣播。這樣我就跟著這個學。還專門去買了一個小的收音機，六七十塊錢，在那個時候還是一個很貴的、很奢侈的家用電器吧。那個時候單位裡面也很明確，鼓勵大家學英語，但是明確說不可以收聽敵臺。」
平德明知這是「敵臺」廣播，但是他渴望學習。那時他一個人住在馬廄裡，每天和馬打交道，晚上就收聽美國之音的《英語900句》，用他的話說，「感覺活得像個貴族，美極了」。後來他被調到電工班。人多眼雜的地方收聽「敵臺」就難上加難了。
平德：「那怎麼辦呢，那我就鑽到被窩裡面去，戴上一個耳塞機，去聽這個課程。但是畢竟好多時候，還是需要把它念出來，因為你學英語，你這個模仿是必不可少的。最後沒辦法了，正好那時候在夏天的時候，我就帶上收音機，拿個手電筒，再帶上書，悄悄地跑到我們旁邊的，夏天的時候，旁邊主要都種的玉米，那個秸稈很高，鑽到玉米地裡，別人也不知道你在那裡，你就在那裡學就可以了。」
平德回憶說，有一次，我鑽出玉米地返回宿舍時，被夜班的游動哨跟蹤了很久，因為他可能是在懷疑我和某個女兵約會吧。其實當時要真是抓到了收聽敵臺的問題，所受的處分肯定要比男女約會更為嚴重。
平德：「用當時的話說叫‘上綱上線’，所謂‘上綱上線’，你如果要是收聽敵臺，你就是一個，很可能就是一個通敵分子。那處罰是很嚴厲的。」
平德：「回想起來，《English 900》也學了有半年多呢。堅持下來也是挺不容易的。是何立達的(版本)，每次結束的時候，她就講:‘這裡是美國之音的《英語900句》課程，何立達在華盛頓主持播講。’」
何立達：「說實話，我自己本人並沒有想到做到一個很成功的美國之音的一部分。第一，我覺得那時候的時機非常好。我相信我播報的聲音還是不錯。我對這個節目也非常有興趣，也用了一些腦筋。所以我看這就是成功的一個因素。主要我還是覺得那時候大陸真是，一般的人都是想學英語，可是很可憐，沒有英語教師。」
憑藉《英語900句》，平德可以講出一口美音純正的英語。1975年，部隊首長認為他工作幹得不錯，同時英語不錯，於是在一次大學招收工農兵學員時，推薦他去上大學。就這樣，偷聽「敵臺」成就了他的大學夢。
緩和年代
1977年的冬天，中國恢復了因「文革」而中斷了十年的高考制度。「知識改變命運」不僅僅是一句口號，也切切實實地讓一批中國人成為人才選拔的受益者。學習再次成為一件受到全社會推崇的事情；學英語更成為一股熱潮。美國之音的《英語900句》在中國近乎家喻戶曉。一位叫蘆信的聽眾回憶說：「那時候已經是80年代，風氣大變，有的學校居然在廣播裡放VOA，似乎也沒人大驚小怪。」
1979年，美中建交。對於那些剛剛走出「文革」十年浩劫的中國人，外面的世界，特別是西方世界，讓他們充滿強烈的好奇和憧憬。美國之音的慢速英語節目和普通新聞節目成了中國新一代大學生學習英語，獲取新聞的重要手段之一。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把收聽美國之音作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中國官方說，上個世紀80年代美國之音在中國擁有1700多萬聽眾。
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爆發天安門運動。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趙紫陽因為同情學生，反對武力鎮壓被撤職罷官，軟禁終身。
在趙紫陽身陷囹圄期間，他幾乎每天收聽美國之音的中文廣播。
王雁南（趙紫陽女兒）：「VOA有一個瞭解中國情況的一些特別的節目。我總是記得父親到了什麼點，某一個時間的時候，就彎著腰聽著那個小小的收音機，差不多是貼到耳朵上。實際上，父親是想通過這樣聽收音機，聽外電的一些報導來瞭解世界的情況和瞭解中國發生的情況。」
在中國黨政軍高層領導人中，收聽美國之音不僅僅是趙紫陽一個人。在海外出版的《李鵬六四日記》有十幾處提到美國之音，顯示這位「六四」期間趙紫陽的主要政治對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國總理也是美國之音的「忠實聽眾」：
4月24日：早上聽「美國之音」，說中國學生抗議警察施暴罷課，目的是給政府施加壓力，要民主自由。
5月11日：「美國之音」廣播……4月27日大遊行標誌中國歷史上的轉折。
5月30日：「美國之音」說，中國「正在黨內進行斯大林式的清洗」。
——摘自《李鵬六四日記》
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讓美國之音在中國的聲望達到空前的高度。學生們甚至在廣場上豎起高音喇叭公開播放美國之音。
全力干擾美國之音
「六四」鎮壓之後，中國政府重新開始干擾美國之音，設在全國各地的干擾臺，建築物上沒有任何標誌，對外一概宣稱是轉播臺。
王雁南：「通常是干擾非常大，我們都聽不到什麼東西，吱吱啦啦亂響。干擾得非常厲害。信息控制得很厲害。現在想起來，瞭解中國的情況還要聽美國或者法國的電臺，實在很可悲。」
這些干擾臺不光放噪音，還放鑼鼓、嗩吶演奏的民樂。四川一位聽眾來信說：「由於不願讓鄰居知道，只能帶上耳機聽，干擾美國之音的鑼鼓震耳欲聾，時間長了，甚至會頭暈眼花，但我也仍然堅持收聽。
1994年9月，美國之音中文部開始播出電視節目。
1999年7月，美國之音中文網啟用。至此，美國之音完成了從單一廣播媒體向廣播、電視和網際網路多媒體的過渡。
像干擾美國之音的短波廣播一樣，中國也對美國之音的網站進行封鎖。儘管如此，在世紀之交時，美國之音中文網的點擊量每天仍然達到十萬；每週收聽美國之音廣播的人數為800到1000萬人。
如今，儘管中國人的信息來源已經與當年閉關鎖國的時候不能同日而語了，但是對美國之音廣播和網路的封鎖卻沒有一絲一毫的放鬆，中國人要安裝衛星電視接收天線需要得到公安局的批准。
擋不住的信息
很多中國人還在通過美國之音獲得外界傳來的可靠消息。
據中國著名公共知識份子姚監復說，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國務院國務委員、北京市長陳希同在秦城監獄裡就曾經依靠美國之音獲取外界的消息。
姚監復：「我說，你怎麼知道國外說陳希同的貪污事？他說，允許帶一個收音機。他聽的就是美國之音。所以他從美國之音在監獄裡聽到了各種信息。我說，這很了不起。美國之音還給你提供了那麼多信息。所以美國之音在這一點，我覺得起的作用也不可小估。所以對他來說，等於除掉《人民日報》以外，就是（通過）美國之音知道各方面的信息。」
魏京生：「知道一些高層領導，特別是一些不是很得意的一些高層，最高層，甚至政治局常委什麼的，他們得到的，就是共產黨給他們的信息也是不完全是真的，所以他們也聽，兼聽則明嘛。他們聽是公開的聽，甚至秘書、警衛員給調好了聽，到了時間提醒首長美國之音要廣播了，等等。他們是公開的，最近我到美國以後聽一些國內來的朋友講，就是說現在這些高層領導人人聽。」
中國著名的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被中國關押了五年之後，於2010年9月9日出獄。但是他仍然處於嚴密監控之下的軟禁之中。在此期間，他幾乎每天都收聽美國之音的短波廣播。
陳光誠： 「剛剛回家的時候是沒辦法聽的，因為家裡沒有這個（設備）。後來過了一天還是幾天，我把一個很破的收音機修理了一下，能夠勉強地聽到一點點美國之音的報導。效果特別特別差那個時候。」
陳光誠在軟禁中的境遇引起世界各國的關注，美國之音也做了大量報導。
陳光誠：「尤其是在（2011年）2月11號、12號，我聽到過一些咱們美國之音的報導。那個時候一般都是在晚上8點鐘以後吧，我記得。好像還有重播。9點鐘還要再播一次。9點鐘以後。」
記者：「那個時候聽到的感覺會特別不一樣吧？」
陳光誠：「怎麼說呢，對，那個時候就是唯一的信息渠道嘛。」
後來，負責監控陳光誠的人把這架收音機搶走了。他獲取外界信息的唯一渠道也因此被切斷了。
2012年4月，陳光誠在四位網友的協助下避開上百警察和政府人員的監視，進入在北京的美國駐華大使館。經過美中兩國的談判，陳光誠和家人最終離開中國，來到美國。
魏京生：「共產黨對信息的封鎖雖然不像以前那樣完全能封鎖住，但是封鎖的程度也是很厲害的。你說‘翻牆’，現在有多少？還說年輕人都會‘翻牆’，沒有都會，其實啊，能翻牆出來看電腦的人連1%都不到。大多數人，而且農村那些人，很多人很窮的，大家忽略了一點，中國有一半兒的人口在聯合國的貧困線以下，他們哪兒買得起玩得起電腦呢？而對這些普通老百姓，廣播是非常重要的東西，比其它的媒體都重要。」
冷戰落幕 「敵臺」身份依舊
儘管「冷戰」早已結束，美中之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往來越來越多，但是對於中國官方來說，美國之音的「敵臺」身份並沒有本質上的變化。
2013年，中共中央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將軍親自主導推出了由國防大學、解放軍總政治部和總參謀部、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製作的電視記錄片《較量無聲》，充分顯示了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國軍方對美國嚴重不信任和敵視的態度。片中警示中國人說，美國企圖通過政治、文化、思想、組織和社會五條戰線顛覆中國。美國之音名列其中一條戰線的首要地位。
（《較量無聲》視頻：太多的證據表明，網際網路的運用和控制業已成為美國向目標國家發動政治打擊，策劃政治顛覆的基本手段和主要途徑。毫無疑問，他們的下一個目標早已瞄向了中國，這絕非聳人聽聞。）
洞·光·世界
美國國會眾議員羅斯·雷提南 (Congresswoman Ileana Ros-Lehtinen)：「你們給他們帶來亮光。你們給他們指引了道路。感謝你們所做的一切！」
美國國會眾議員戴納·羅拉巴克 (Congressman Dana Rohrabacher)：「美國之音發揮了卓越的作用。我要向美國之音道賀，祝賀它同我們在自由事業中的最偉大同盟 ——中國人民攜手共進。」
美國國會眾議員大衛·裡維拉 (Congressman David Rivera)：「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將這個使命繼續下去，並且對世界範圍的自由力量提供支持。」
美國國會眾議員克里斯·史密斯 (Congressman Chris Smith)：「你們帶著希望的信息，自由的信息，突破了竹幕，突破了中國的防火牆。」
魏京生：「就像人們被關在黑屋子裡似的，突然有一線光線進來，你會覺得特別驚喜，特別振奮。」
龔小夏：「它給我們在緊緊封閉的鐵桶中開了一個洞，就一個小洞，我們就看到了很大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