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無恥的洋人》步魯迅後塵

2014-10-16 00:20 作者: 徐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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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彬一邊在各種場合吹捧魯迅,一邊像魯迅一樣詆毀他人,雖然明知「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鬥」,並向來「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 

二〇〇八年,新華網等多個媒體報導顧彬撰寫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在大陸出版發行。在新華網題為《顧彬:40年的愛給了中國文學》的報導中,顧彬說,「那個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華人作家,他的作品都是我翻譯介紹給歐洲的,但把他和其它偉大作家相提並論就太可笑了,他差太多。所以,自從他獲獎之後我們就決裂了。」  

高行健從二〇〇〇年獲得諾獎後,就遭到顧彬詆毀。對德國《明鏡》週刊記者,顧彬一邊說和高行健是朋友,一邊說,「高的作品總的來說只能算中等」,有比他「好很多和重要很多的」中國作家,諾獎委員會「抓錯」了。但另外三個接受採訪的德國專家都贊成高行健得獎,其中海德堡大學漢學教授瓦格納(Rudolf Wagner)「稱讚也能用法語寫作的高是與世界文學關聯最大的中國作家」。 

顧彬貶低的高行健認同東西方傳統,與「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背道而馳,達到了世界文學的高度;顧彬吹捧的魯迅,反對中國文化,是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哄抬起來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偶像,雖然這尊共產偶像從一開始就被正人君子比如蘇雪林視為「流氓大師」。 

從顧彬的言行也能看出他與魯迅相似,魯迅與秋瑾和徐錫麟是同鄉,都曾留日,但秋瑾和徐錫麟敢於奮起反抗清王朝,並因此壯烈犧牲。徐錫麟還被剖腹挖心,心肝被劊子手分吃。魯迅不敢正大光明地譴責清王朝的暴行。清王朝被推翻後,在烈士犧牲十一年時,魯迅卻「聽將令」,為《新青年》寫作《狂人日記》,借瘋子之口誣蔑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吃人」,詆毀中華文化的根基「仁義道德 」,首次自暴「被迫害妄想症」患者的變態心理。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杜塞爾多夫劇院舉辦中國劇展,主持這個項目的德國戲劇家表示,要研究大陸當代的戲劇繞不開高行健。受慧能啟發的《八月雪》在德國首演,高行健被請到杜市參加活動。據貝嶺說,顧彬上前對挨罵者表示要「相逢一笑泯恩仇」,這也是中共當局對中華民國的要求。可高行健在由魯迅癔造、共產黨落實的「鐵屋子」中長大,在「六四」屠殺後「逃亡」,主動退出共產黨, 不自覺地成為魯迅的對立面,所以,顧彬那套,高行健明白,而顧彬的現任妻子來自大陸,生長在紅旗下,一口共產普通話,她說顧彬冤枉,罵高行健的是媒體,高先生會相信嗎? 

想來,顧彬親共與這位來自紅色中國的第二任妻子密切相關,就像《被忽視的中華民國》的作者韋唐仕(Thomas  Weyrauch)支持中國人爭取民主自由,與他來自中華民國的妻子密不可分一樣。顧彬在另一篇德國之聲的採訪中,回答說,「我的妻子非常強,她敢說,跟中國作家不一樣。另外她什麼都不怕。我需要一個強者。如果她覺得她應該說,她就說。如果我覺得她不應該這樣或那樣做,我總是反覆思考要不要說,所以對她來說我是個弱者。」 

面對這位一九五〇年生在大陸,喝中共狼奶長大,一九八五年到德國的女中共黨員,顧彬不敢亂說,但在公開場合,顧彬卻不謹言慎行,豈不反常? 對此瞭解德國漢學界的流亡學者還學文在點評顧彬的 「胡說八道」時,表示,「它們並非無意的‘胡說’,言者是真情吐露;它們並非隨意而言,而是有斟酌、有分別的」。 

遭顧彬詆毀的高行健、貝嶺都不為中共當局所容, 貝嶺還因為想在大陸秘密印刷創辦於美國的中文雜誌而遭中共逮捕;棉棉、衛慧和虹影的中文,絕對不比鐵凝差,但前三位不是共產黨員,沒有可能代共產黨操控大陸作協,不太可能為共產黨吹喇叭,抬轎子。得到顧彬讚賞的北島和楊煉,可以在大陸出書,顧彬可以試圖用他們來以偏概全,證明極權中國空前自由。 

無論哪個華人,都不可能像顧彬那樣在紅色中國如魚得水,成為中共媒體的寵兒。 就憑顧彬撰寫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在德國一發表就被翻譯成中文在大陸出版,就足以證明身為德國漢學教授的顧彬,符合中共的意識形態。 

即使是大陸評論界也對他心生疑惑,其中《書城》二〇〇九年七期發表羅四鴒的評論《顧彬的可疑與可敬》,明確表示 ,「顧彬對中國當代文學,尤其是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的整體評價是非常可疑的」;不過顧彬「將海外漢學界的研究成果一次性地搬運到中國學界」,是個可敬的「搬運工」。 

上海作家孫甘露認為,「我覺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更像是中國人寫的,體例、標題都很像。」 

確實顧彬與接受中共領導的大陸學者沒多大區別。他在這本書裡除一如既往地撻伐高行健外,還自動過濾了幾乎所有的獨立寫作者,比如,海子和王小波,但提到了八十年代在大陸挨批,後流亡海外的劉賓雁和遇羅錦。與此同時,顧彬換了一種說法肯定毛澤東對魯迅的吹捧,宣稱魯迅是「二十世紀無人可及也無法逾越的中國作家」! 

不僅如此,顧彬還竭盡所能地抬高郭沫若。郭沫若像魯迅一樣詆毀中國傳統,投靠共產國際,得到顧彬吹捧,不令人驚訝。驚訝的是顧彬說郭沫若的《天狗》「成功地創造了具有生動形式、熱情洋溢的詩篇」。《天狗》與《狂人日記》異曲同工,都是狂人囈語,不過前者沒有後者那樣隱諱扭曲。郭沫若敢於直接宣泄對現實不滿,要砸爛一切的病態野心。 

中文網上題為《德國漢學家顧彬論魯迅與郭沫若》的文章則透露,顧彬於二〇〇七年前去四川樂山師範學院講演時宣稱,「郭沫若不但能代表二十世紀的中國,而且還能代表二十世紀的德國和歐洲,因為他的知識和經驗跟歐洲的知識份子一模一樣」。這讓人想起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顧彬如此讚賞郭沫若,卻不肯定天狗精神,還反其道而行之,表示,「所以我總是講破壞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目前進入了合作的時代。」主張與共產專制合作,這應該是顧彬目前在大陸走紅的原因。 

這篇講演還透露顧彬非常清楚,「魯迅原來是憂鬱者」,但顧彬卻聲稱,「他的憂鬱或苦悶不是病態,而是一個人對民族、對文化的一種態度」。同時,顧彬還在這次講演中表示他二十年來做過不少有關「苦悶」的研究,因為它和「現代性」是分不開的。當顧彬在大陸遭到抵制後,為他辯護的清華大學教授肖鷹在文章《波恩的憂鬱:罪與對話─我所認識的德國漢學家顧彬》中寫到,「 顧彬正是將‘憂鬱’作為‘一種生活態度,一種與生俱來的、被銘定的生活方式’實踐於其人生的漢學家」。就是說,肖鷹間接證實顧彬也是憂鬱症患者。(未完待續)

来源:看中國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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