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網站專欄作家、81歲的老作家鐵流先生，9月13日在北京以「尋釁滋事」的罪名被中共警方帶走並遭非法刑事拘留。1957年他曾被中共劃為右派遭勞改關押，蒙冤受屈長達23年。他也是本網站《往事微痕》欄目的創始人與主要撰稿人之一，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他此前投稿給本站的部分文章整理後陸續重新發表，以饗讀者。
題記：反思不但是個人的進步，也是歷史的進步，更是民族的進步。我們中華民族需要大反思，每個人更需要反思……
我是個吃政治飯長大的工農幹部，長期工作戰鬥在「階級鬥爭」第一線，行事極左，吊過地主，鬥過資本家，也揭發檢舉過自已的親屬，甚而去當過劊子手處決「反革命」。一句話，左得可愛，左得出奇。那時，每年的年終鑑定上都寫著這麼幾句：立場堅定，愛憎分明，追求進步，靠攏組織。想不到「吃政治飯」的人毀於「政冶」，不但成了右派，還被整整關押了二十三年。當然這是痛苦的，但被我損失過的人又不痛苦嗎？幾十年來總想著一件事件，一件良心上的欠債……
記得，1948年過了新年，龍燈還沒有燒去，在一片噪雜的鑼鼓聲中，我告別了生我養我的農村，父親將我送到城裡一家茶葉店著學徒。老闆姓姜，是個大胖子，當我叩畢頭起身，他就挺嚴肅地對我說：「當徒弟學手藝，第一要手腳乾淨，不要貪小便宜；第二要勤快，見事做事；第三要對買主恭敬，無論生意成不成，都要拿煙倒茶……」我諾諾應著，按照老闆（我們叫師傅）的話做去。這家店開在東街上，靠近十字路口，口岸好，成日車水馬龍，繁華異常。茶葉店前面是鋪子，後面是廠。所謂廠，也不過是有一座烘茶葉的烘爐，以及一些打磨茶葉所用的不同規格的竹篩。
當徒弟的除了不幫老闆娘洗褲杈外，什麼活都要干，劈柴、擔水、煮飯、擦窗、抹桌，另外就是每天早晨掃街。我最喜歡掃街了，這時老闆和師兄都沒有起床，空氣清新，天又不怎樣亮，我便可以唱一唱，跳一跳，或者翻個觔斗，打個磨盤腿，舒展舒展身體。只有這個時候「天地」才是我的。
世界上做任何事情都有規矩，沒規矩就不成方圓。掃地也是一樣：先要在地上灑一層水，然後才彎下腰桿，挨次挨次地掃，既不能「畫大字」，又不能伸「螞蝗腰」，否則師傅會罵：「懶東西，只會吃。」
每掃罷地，懸在電桿上的路燈就由黃變淡了，燈光漸次不見了。接著，街市上有人走動，最先是「咚咚咚」拉尿水的車子，再後是小販斷斷續續的叫賣聲：「稱荳芽」，「捻唐場豆腐乳」，「辣菜，辣辣菜」……這聲調婉轉，抑揚頓挫，頗像人們哼的山歌小調。在我們鋪門當街處有一株楊槐樹，兩圍粗，春綠秋黃，看了它，就是不翻皇歷也知現在是什麼時令。
六月，楊槐枝繁葉茂，像撐開的一把傘，在「傘」的籠罩下，有不少鳥兒在那裡跳來跳去，嘰嘰喳喳。它們給了我無窮歡樂，使我忘記了學徒生活的枯燥單調和不快。我常在樹下面撮著嘴巴逗弄，和它們一同享受大自然的自由。不久我發現，每天在我掃地掃到一半的時候，「叮噹叮噹」，一輛油光水亮、車槓前端包有銅皮的私包車，飛也似地擦身而過。車身晃映著人影，滾動的車輪揚起一股灰塵，雪亮的鋼絲一閃一閃，好似一個旋轉的電光圈。拉車的是個彪形大漢，穿一身青府綢衣褲，戴一頂寬邊沿草帽，腳下一雙麻板絲耳草鞋，在草鞋的鼻樑上還系一朵大紅絨結。坐車的是位長發少女，渾身一色白，只有髮帶是紅色的，還有胸口那枚三角校徽是藍色的。她腰身纖細，膚色潤澤，眉毛黑長黑長，輪廓分明的鼻樑下，嘴唇紅得發濕，大眼睛明徹透亮，從不旁視，顯示出大家閨秀特有的傲氣。
不知是出於標榜豪華，或者是提醒過往行人注意安全，她總是把腳踏板上的銅鈴踩得特別響：「噹噹！噹噹當！」。銅鈴震聵我的耳膜，打亂我平靜的心，惹得我常常投去憤怒的一瞥：「哼！洋個啥？還不是靠你老子幾個臭錢？有本事自己掙，要我才不坐哩！」有時，真恨不得上前揍她兩笤帚，直打得她告饒方解心恨。是嫉妒，還是「階級仇恨」，我也說不清，有時深覺自己可笑：別人坐車踩銅鈴，礙我什麼？生活是一束五色的花，多姿多態，五彩繽紛，給你歡樂也給你憂傷，給你幸福也給你災難，給你享受也給你苦酒。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端陽節後的早晨，一個大地鋪錦鑲繡的好晴天，我打開店舖，和以往一樣從井裡挑來淨水，放下扁擔，拿出瓜瓢，滿滿地盛了瓢又清洌又明淨的水，正準備向街面潑去，忽見槐樹上飛來一隻相思雀（又名紅嘴鷸），這鳥羽金黃髮亮，長長的嘴喙閃著藍茵茵的光，它叫得挺好聽，聲音脆得像女孩子的歌喉。我看得忘情，聽得入迷，沒有注意飛馳而來的私包車，反手當街一瓢水——「哎呀！」一個尖溜溜圓潤潤的叫喊聲沖得我一怔：糟糕！滿滿的一瓢水全潑了那位坐車少女的身上。她驚愕地用手揮撣著，白白的衣衫上濕漉漉一片，緊貼著她豐滿的胸脯。拉車大漢立即放下車槓，揮拳捋袖，橫眉怒眼向我逼來，嘴裡還不斷惡狠狠地罵：「狗×的雜種，眼睛球×瞎了，老子今天非得教訓教訓你。」
拳頭，斗大的拳頭，青筋暴綻，貫著風響，眨眼就要落在頭上。我葸畏退縮，思謀著對付的辦法。驀然，又是那個尖溜溜圓潤潤的聲音：「唐師，幹啥？他又不是有意的，快走！要上課了。」主人的吆喝，使拉車大漢收回了拳頭，不過他的餘怒未息，咧嘴齜牙，嚷著說：「下次再這樣，老子捶斷你的脊樑。」
「噹噹當！噹噹當！」私包車一陣旋風般上路了。晨風，霞光，長發，黑亮亮的車身，漸漸地，漸漸地消失在遠處，不見了，不見了……
是感情發生了變化，還是我思想日趨成成熟，還是我對客觀事物有了新的評價。從此，我不再討厭和仇視那震耳欲聾的銅鈴了，它變得親切，像和煦輕柔的春風，又像清洌潺潺的泉水，甜人肺腑，沁人心田，給人以美感和享受，似乎老遠老遠地向我問候：「你好呀！你好呀！」同時，我還發現車裡那位少女，既不矜驕，也不傲氣，每當私包車擦身而過時，她總是和善地對我微微一笑，那笑出自心田，出自真誠，好像無聲地在說：「你好，辛苦了！」我呢，一直目送她，送得很遠很遠，希望第二天再看見，如果第二天沒有看見，心裏便空空的，像丟失了什麼。我們就這樣保持著奇特的「友誼」，彼此心照不宣，把美，一種純真的美，深深地埋藏在人們眼睛看不到的地方。
斗轉星移，紅旗翻飛，三十年河東，三十河西，我們的地位發生了易位。古老的城市「解放」了！在「翻身」的鑼鼓聲中我走上了革命崗位，被分配在一區團工委工作。一個受壓者驟然伸直腰板，歡蹦的心可以想像。我覺得自己長高大了，魁梧了，說話也順理成章了，不論出現在哪裡，都受到人們的尊重。
我穿一套四個兜的灰布制服，腰間插一支紅綢裹的手槍，揚眉吐氣，昂首闊步，神氣極了！很快我發現，在鸚鵡巷的一座黑漆公館門前，那位昔日來去坐私包車的她，突然衣著樸素，可憐地守著一個舊貨地攤。地攤是用門板搭的，兩端放在條凳上，上面賣的全是些值錢的物品，諸如古色古香的瓷器和陶器，貂皮帽與羔羊袍，以及玉器手飾等，這是意料中的事。可我有點同情她，奔走的腳不自主地停下，在地攤前久久不忍離去。我不是瀏覽物品，是什麼我也說不出。也許我眼光太熱，竟然使她惶恐不安，連織毛衣的手也微微顫抖，幾次錯了針。
天長日久，日久天長，我每天都要在她地攤前站個時辰，爾後默默地愜意離開，走不遠又回頭看，好像遺落了什麼值錢的物品。也許是我看得太痴太傻的緣故吧，一天適值地攤無人圍觀，她陡然仰起豐潤潔白的脖子，嗔怒地盯我一眼，以極不滿意的口吻問：「你買什麼嘛，天天都來看，又不是西洋鏡。」這不軟不硬的話，弄得我進退維谷，啞口無言，是呵，該買點什麼？這地攤上的東西有哪樣適合我買？為了掩飾破綻，我故作鎮靜地笑了笑：「來看，當然就要買嘛……」她秀俊的臉龐上蕩起一絲笑容，紅得發濕的嘴唇向上一翹，白白的齒縫間冒出一句：「好吧，那就請問你買哪一樣，是琥珀手鐲，還是翠玉耳環？」好厲害的嘴，嘲弄揶揄，我有點受不了，少年的心被激怒，必須反擊。
我溜了一遍，最後把眼珠停留在地攤一隅的那串銀灰色的項鏈上——這項鏈是她常系之物，下面還吊有個小巧玲瓏的銀質雞心，雞心可以張合，有個活動按扭。不知什麼原因，她此時摘下放在那裡。「就買那！」我指著那項鏈說。她驚得一怔，織毛衣的竹針險些掉在地上，大眼睛盯著我一動也不動，好像在說：「你這不是故意耍花招，有意刁難我嗎？」但她卻不動聲色，把黑黑的長眉毛一揚，用手抓上項鏈，猛地送到我面前：「賣！」「買？」我囁嚅了，該怎麼辦呢？不過人的感情一經激怒，就不輕易冷卻，此時的我好似一個進入賽場的角鬥士，能中途退場麼？
買就買！「多少錢？」「這……」現在輪到她猶豫了，是呵，一個姑娘怎能把自己的心愛之物賣給人，這不等於出賣自己嗎？假戲快結束吧，讓我從困境中解脫出來，誰知她不「休戰」，長發一甩，繼續進攻：「五元！」形勢逼迫我不能再考慮，儘管當時五塊銀元是個不小的數目，我也必須如此：「買！」當，當，當，我從懷裡取出五塊銀元，一枚一枚扔到地攤上。她此時表情複雜，進退不得，我不敢怠慢，抓起項鏈飛也似地走了。
自此，我來去繞道，生怕碰上再惹出麻煩，可心裏老想去她地攤前站一站，哪怕是一分鐘也好！她的地攤，神秘的地攤，有股攝人魂魄的力量總是拉扯著我。大約一週後，我遠遠地從此巷經過，驀然，她叫住了我：「餵——。」無名無姓的稱呼，使我停下腳步。「我的項鏈呢？」她走近說，聲音很低很低，表情羞澀而不自然。「我不是買了嗎？」我有點懵懂，看著她不停鑽地的腳尖。
「不賣了，還來，這是你的錢。」她腰肢一扭，顯出姑娘特有的嬌態。我瞧著她手裡那五枚發光的銀元，似笑非笑地：「買賣買賣，有賣才有買，哪有成交的東西叫退？退也可以，得用十元來取。」她瞪我一眼，把散發往後甩了甩，咧口一笑：「你比威尼斯商人還貪婪，才七天就打了個利滾利。」說到這裡，她明亮的眸子一轉，聲音甜得像糖：「我不是叫你退項鏈，是叫你退雞心裏的東西……」雞心裏有東西？我根本不知道，因為我拿回家還從來沒打開看過，一直珍藏在箱子裡，現在見她那失悔愛戀樣兒，心裏有股說不出的樂勁，忍不住問：「什麼東西？」「你呀，小官僚。」
她臉龐緋紅，越發不好意思了：「拿回家也不打開雞心看一看，那裡面有我的照片。」我一聽，頓覺自己勝利了，故意放聲大笑：「我——就是買它。」她生氣了，憨嗔地把小嘴一翹道：「你真壞，快還我。」我忙收斂起笑容，認真地道：「沒在身邊，我回家取去。」欲轉身，她又說話了：「不要去取了，你就留著吧，但有個條件，不能給第二個人看。」我應著，心裏蕩起一股甜絲絲的漣漪，好像得到什麼。
很快我們開始了交往，她叫王寶宜，父親是地主兼銀行家，母親是個師範學生，是名門閨秀。記得一個春暮，我們相約去公園，公園在城中心，四周環著一條小河，在楠木林的不遠處，有座假山，假山有座涼亭，遙對涼亭的是高巍巍的保路紀念碑，除此，還有許多花草。我們沿著小路，緩緩向前走，彼此沒有說話，呼吸的氣流直衝對方臉龐。我很高興，行動說話都特注意，似乎一下成熟了許多。她心跳得厲害，胸脯一起一伏，沿途攀折樹葉，一點一點扯著。到了小徑的深處，一排楊樹遮斷行人的視線，這裡好靜，不知名兒的雀鳥在枝頭上唱歌。夕陽的余輝給大地罩上光環，我驚奇地發現，她太美麗了：一身合體的陰丹士林旗袍，外罩米黃色開士米，白套襪，足蹬皮鞋，舉止落落大方，說話文文靜靜。她的眼睛不但光澤明亮，而且飽含喜悅的光芒。
她一邊走，一邊細細地說：「我不是無產階級，卻熱愛共產黨，我最恨有錢人欺負窮人，當官的壓迫老百姓。一次，我爸爸解雇了一個正在生病的職員，那職員找上門求情，爸爸不同意，推說銀行業務不好。我在一旁勸說爸爸，業務再不好也能容下一個人。爸爸只好同意，事後向我說：天下窮人同情不完，我們做生意將本求利，可不是好善樂施的慈善家。還說中國人吃飯是個大問題，孔夫子和孫中山都解決不了。」我插言道：「共產黨就能解決吃飯問題，你看毛主席寫的《別了，司徒雷登》嗎？」她不假思索地回道：「看了，還看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我很擁護（共產黨），可惜我不是無產階級，縱然心向革命，革命未必要我……」她的話有些走題，顯得哀婉悲傷，我立即糾正：「革命是大海，需要每滴投奔的水珠，我們黨從不採取關門主義，毛主席和周總理不也是出身剝削階級……」她淺淺一笑，把手裡的碎葉扔到河溝裡，然後輕輕拍了拍手：「但願如此。」
梧桐葉落，雁去燕歸，秋天來到了，國家渡過了物價暴漲的難關，鎮壓了叛匪的暴亂，此時我被派到市郊一個鄉擔任土改工作組長，工作繁忙，一個心眼放在追求進步上，顧不得再與她見面。一天下午，我去區委遞交入黨申請書，剛一出鄉公所大門就見她站在一株泡桐樹的後面，樣子焦灼，眼神憂慮。我心裏有點緊張，生怕別人看見，急忙向她遞眼色，意思讓她快到前面去。五十年代初期紀律挺嚴格，稍不注意就有「亂搞關係」之嫌，因此，我在和女同志接近觸上，惟恐出漏子，影響政治生命。所以，我和她訂有「默契」，非萬不得已，不要來機關找我。「寶宜，有什麼事嗎？」我們快步進入城邊一條沒人行走的巷子後，我才大著膽子問。她沒有回答，把修長的眉毛皺了皺，無聲地繼續向前走。
巷子很靜，少有店舖，多是住戶人家。路面用方塊石板鋪砌的。石板經多年雨淋水沖，光滑得發亮，腳步叩在上面，發出清脆的響聲。走出巷子，前面便是城牆，城牆邊長了許多絲茅草，風一吹不停地搖曳。我們站在一個大池塘的石欄杆前，望著渾濁的、長滿浮萍的塘水。這口塘是前清開造的，傳說裡面有金鴨子，但誰也沒有看見。而今有不少紅鯽魚，在水塘裡游去游來。她神情抑鬱，心事重重。我猜想著她不快的原因，哦，未必是夏湛的事？她曾向我講過，在她十歲的時候，爸爸的銀行面臨倒閉危險，存戶紛紛提款，一個姓夏的師長拿出軍餉解了這個急。為感謝恩人，爸爸將她許給了師長的兒子夏湛。她高中還未畢業，夏師長就要給兒子完婚，她堅決反對，藉口說大學不畢業不結婚，爸爸為難，但拗不過她。一九四九年，夏師長又來信催，她還是不同意。
「寶宜，你說話呀！」我有些急了，心裏惦記著去區上遞交入黨申請書。她臉色陰沉，嘆口氣後才緩緩說：「我要走了，媽已經買好去重慶的汽車票。我想不去，家裡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難。該賣的東西全賣了。夏湛在重慶的百貨公司當會計，來信要我去，不去，此地又沒工作……」這話太明白了，只要此地有工作她就不走，我雖然不是個什麼負責幹部，但介紹個工作倒也容易，可我怎敢貿然介紹呢？她是地主成份呀！今後審干必然牽出這個關係……我猶豫著，思考著對策，怕什麼，她又不是反革命，介紹個工作有什麼了不起？但當我的手無意碰到了懷裡的入黨申請書，斷然堅定了立場：政治生命高於一切啊！我不能為一個女孩子斷送前程呀？
「澤榮，你能不能暫時給我找個工作。」她終於忍耐不住了，張口提了出來。我不敢正面回答，故意轉換話題，「重慶是個不錯的地方，西南行署也在那裡，能看到許多大幹部……」「你！」她喉頭硬結了，眼眶驟然紅潤，一個亮晶晶的東西在閃動。天空漸漸黑下來，街燈一盞盞地亮了，塘水變成了一塊鉛板，隱約現出月亮和星星。晚風把她的長發吹得飄起，乍看似幅輕柔的紗巾。我轉開臉狠著心腸，拔下口袋上的金星筆：「請帶上，作為我們相識的紀念。」
她愣了，把牙一咬，抓過筆，向黑沉沉的街巷跑去。她的腳步零亂，沈重雜碎，跑得歪歪斜斜，像一個醉漢，又像受了驚嚇的夢中人。一句話，她的心碎了，散了。我長久地望著黑洞洞的街巷，心中有不可言狀的悸痛和惆悵。呵，她走了，走了，今後能重逢嗎？於是，我又有些懊悔，覺得應該答應她的要求，在這困難中幫幫人，何況這種要求是那樣低微，只不過是舉手之勞。我想追去，腿卻拔不動：不行呵，我是窮人的兒子，工人階級的一員，我正在入黨，怎麼能和一個地主階級出身的小姐劃不清界限……
她走後不久，她家原住的公館作了抵押，父母搬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我也沒有時間和心思去打聽。好長一段時間，我腦屏裡都跳動著她黑長黑長的眉毛，明亮清澈的大眼睛，輪廓分明的鼻子，紅得發濕的嘴唇，以及纖細的腰肢，潔白如玉的脖子……每當經過她原來住所公館門前時，我都要收住腳，默默地站上幾分鐘。公館門上的銅環由於沒人擦整已失去光澤，兩旁的青石獅子已毀去了一隻，二門上的花窗也拆去，園裡花草不再鮮艷，這景象不禁使人想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女姓家。」革命改變了一切，榮辱貧富打了個顛倒，社會的變化太快了。
春秋更替，寒來暑往。1952年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三反五反」運動，我從區委調到市稅務局」打老虎」。在運動進入追髒階段，一天局黨委召開中心積極份子會議，研究貪污分子的退贓和處裡問題。主持會議的郝局長是個老八路，特別喜歡我，常誇我工作積極，立場堅定，對黨忠誠，愛憎分明。會議正開到關鍵時，傳達劉老頭推門伸進腦袋向我說：「小黃，有人找。」我眼也不看道：「沒時間，叫他等一下。」劉老頭不肯離去：「我說啦，她說一定要見你。」我嘟噥一聲：「亂彈琴。」正在思索問題的郝局長，扔掉煙頭，笑嘻嘻問道：「什麼事這麼重要啊！餵，劉老頭，是男還是女？」劉老頭應道：「一個姑娘。」「姑娘？」郝局長咧開大嘴催著我：「快去，快去，媳婦都找上門來了。」他一句玩笑話，引得參加會的同志縱喉大笑，弄得我窘極其，臉紅得像個西紅柿。我走出會場，穿廳過院，一邊走一邊想：是哪個姑娘不揣冒昧來找我呢？想來想去沒個結果。步入會客室，我一下愣住了，眼前這位短頭髮，身穿花嗶嘰棉襖，胸脯高聳，臉兒紅潤的姑娘是誰呢？好面熟，一時想不起來。
她笑盈盈地從木椅上立起，很有禮貌地招呼：「黃澤榮同志，當官了，連我也認不出來了。」「哦，寶宜！」我衝口而出，但馬上覺得話不妥立即更正：「你好，王寶宜同志，幾時回來的？」我們相對坐下，久久沒有說話，我一邊打量她，一邊嘀咕：「變了，變了，已經不是一個姑娘了……」「昨天回來，一下車就打聽你，問了好些人，才知你調到這裡。」她說，聲音還是那麼圓潤，那麼好聽，但我卻不舒服。「媽媽說你當團委書記了，工作很有成績。」對她的稱讚我並不樂意，覺得太勉強，太做作，隨即打斷話頭問：「要住多久？」「不走啦。」她說，低下了頭，發光的臉上升起兩片烏云：「唉，真倒霉，他是貪污分子，一月前畏罪自殺了。在重慶我住不下去了，只好回來。」我屏住呼吸聽著，無聲地玩著手中的茶杯，她那高聳的胸脯老在眼前轉，像壓迫人的山峰。
「媽媽老了，爸爸沒有工作，家裡生活困難，聽說市上要招一批幹部，我想請你介紹下。我是學財經的，稅務工作更對路。」她的話像低沉的琴弦，一聲聲，一字字，酸得人心痛。我雖然同情她不幸的遭遇，然而絕沒有勇氣為她作犧牲。……有什麼辦法，在階級鬥爭風浪中過早成熟的我，不能不權衡利害得失啊！我淡淡一笑，用那種既不是推諉也不是肯定的官場口吻說：「這樣，你留個通訊地址，我和領導研究研，回頭告訴你，如何？」她無可奈何地點點頭，留下通訊地址悄然走了。
我沒有去，一直沒有去，幾乎遺忘了這件事，半個月接到她一封從重慶發來的信：
澤榮：你好。
我又回到了我所不喜歡的地方。這地方沒有親人，沒有我熟悉的面孔，一草一木都十分陌生，可有什麼辦法呢？要活下去呀？雖然我們相識偶然，可那一瓢水，卻在我無塵的心靈上留下了不可拂拭去的痕跡。49年前是貧富懸殊使我們不能接近，49年後一個新的懸殊把我們隔得更遠。這不怨你，只怨我不該出生在這個家庭裡，同時也怨我缺乏勇氣，如果當初不離開，也不會演出這樣一出悲劇。所以此次返歸故里，並不抱什麼奢望，我明白，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只想找個工作在故鄉住下來，使受傷的心得到一點溫暖，然而，就連這一點也難辦到，我只好又走了……
我讀罷信，心裏酸得不是味，久久望著旋轉的燈光出神，感到良心上負了債。幾年後我成了右派，省市報刊天天批。我想相距咫尺的重慶定會看見，可她又怎麼想呢？
現在時光已飛去整整五十多年，可負疚感仍未消失，深深地埋在心裏……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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