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力哈木因「分裂國家罪」被判無期徒刑並沒收一切財產（AFP/看中國配圖）
9月23日，伊力哈木因「分裂國家罪」被判無期徒刑並沒收一切財產，這意味著只有在中共倒臺之後，反對者們攻打「巴士底獄」，伊力哈木才有可能重獲自由。由這一案例，我不由得想到1920年一位公開主張分裂中國的湖南青年的命運。
分裂中國的始倡者是誰？
這位湖南青年當時不僅主張分裂中國，還是典型的歷史虛無主義。現將其文抄錄部分如下：
「中國的事，不是統一能夠辦得好的，到現在算是大明白了。……中國二十四朝，算是二十四個建在沙渚上的樓，個個要傾倒，就是因為個個沒基礎。四千年的中國只是一個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經營，多少學者的論究，都只在一個空架子上面描寫。每朝有幾十年或百多年的太平。全靠住一個條件得來，就是殺人多流血多。人口少了，不相殺了，就太平了，全不靠有真實的基礎。……在人類中要中國人，和不要中國人，又有甚麽大不了的關係？推究原因，吃虧就在這‘中國’二字，就在這中國的統一。現在唯一救濟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國，反對統一」，「我只為要建設一個將來的真中國，其手段便要打破現在的假中國。起碼一點，就是南北不應複合，進一層則為各省自決自治……各省自決自治，為該建真中國唯一的法子。」
「迫人不得不醒覺，知道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
以上這些話，除最後一段出自《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湖南《大公報》，1920年9月3日），前面一段均出自《反對統一》（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1920年10月10日），作者是毛澤東，時年27歲。無論是其主張之極端，對現實抨擊之激烈，遠非伊力哈木那篇《當前新疆民族問題的現狀及建議》所能追比。設若當時的軍閥政府如同今天的中共政府，恐怕毛澤東的「分裂國家罪」獲刑不止是無期。
我們這代人從小接受的教育，讓我們知道北洋軍閥與國民黨政權統治下的舊中國，「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尤其是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一直被形容為「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腐敗、專制、獨裁就是這一時期的政治標籤。但在那樣那樣「黑暗」的時期，毛澤東連續發表分裂國家之文卻沒有被抓；96年之後，伊力哈木溫和的建議卻被指為「分裂國家罪」予以重判。這只能證明：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遠比中共統治要開明，否則，中共何以成長 壯大，毛澤東又哪有命能成長為中共領袖？
今天的中共政府難容「青年毛澤東」
中共官方史學對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評價低於國民政府時期，因此，有必要再回溯一下這段時期中國發生了什麼。事實是：近代史上許多偉大的歷史事件，特別是影響深遠的幾次思想解放運動，都發生在這一時期，例如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和壯大，等等。
凡懂歷史的人都知道，只有專制鬆動之時，才會有各種批判聲音出現，並形成思潮與運動；專制最黑暗的時期，許多思想被消滅於萌芽狀態，無法形成思潮與運動。 北洋軍閥時期，不僅為上述歷史事件提供了社會條件，還為政治反對者「毛澤東們」提供了活動空間。
以下是《毛澤東年譜》記述的毛的成長史：1918年4月14日，毛與何叔衡、蔡和森等發起成立新民學會。1919年5月，響應五四運動，發起成立湖南學生聯合會，領導湖南學生反帝愛國運動；7月，湖南學聯會刊《湘江評論》在長沙創刊。7月至8月，連續撰寫併發表《民眾的大聯合》長文。1920年8月初，毛與易禮容等在長沙發起成立文化書社，傳播馬克思主義和新文化，8-9月，參加籌備成立俄羅斯研究會；11月，同何叔衡等組織長沙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毛澤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一大。
上述活動如果發生在毛澤東統治時期，都是「反革命罪」，每一件都足以槍斃一次；發生在1990年之後，則可以歸入「陰謀（或者煽動）顛覆政府罪」、「危害國家安全罪」或「分裂國家罪」。這並非危言聳聽，2001年北大學生楊子立等4位青年學子成立了一個新青年讀書會，還不像毛組建的新民學會、文化書社那樣明確宣布政治目的，僅僅是讀書會友，關懷社會，就被當局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分別判處8-10年重刑。
按《毛澤東年譜》所列內容，毛在北洋軍閥時期（1911-1927年間）所從事的活動，無論是寫文章還是行動，都是以顛覆國家政權、分裂國家為目的。如果換成今天的中共政府，那案卷可能堆得比山還高；用中共法律文書語言來說，「實屬罪大惡極，不嚴厲處置不足以平民憤」。由此足見，從政治開明程度來說，北洋軍閥統治遠勝於今天的中共政府，至少，「青年毛澤東」們都安然無恙地從事著各種顛覆活動。
與中共相比，國民政府的「專制」微不足道
中共黨史羅列了以下史實：
中共接受蘇聯援助的巨額活動經費。（詳情可見楊奎松：《中共建黨初期職業革命家活動經費從哪來》）。中共統治下，此罪名為「勾結外國勢力」。
國民黨鎮壓民主運動的殘暴程度遜於中共。1935年，由中共組織發動「一二九學生運動」，「遇到鎮壓，大批警察手執大刀、木棍、水龍，對付手無寸鐵的愛國學生……有百餘人受傷。遊行隊伍被打散」。這暴力程度，與中共1989年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中出動軍隊、坦克相比，簡直可算是「文明執法」。按中共評判國民政府的標準，現階段中共鎮壓群體性反抗時施用的暴力，幾乎全可以稱之為「殘暴鎮壓」。
國民黨時期有新聞管制，報紙經常出現「開天窗現象」（因受政府部門審查撤稿，報社來不及補稿，乾脆留空白以示抗議）。但與中共相比，這種審查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以中共黨員袁水拍為例，他長期任職於國統區的《新民報》與《大公報》，寫了三百多首山歌、民謠，諷刺國民政府的政治腐敗、經濟崩潰、社會混亂等現象，並於1946年及1948年編成《馬凡陀山歌》正、續兩集出版。其中最有名的是那首直指國民政府的苛捐雜稅：「這也稅，那也稅；東也稅，西也稅，樣樣東西都有稅；民國萬稅，萬萬稅！」
國民政府再腐敗黑暗，能夠容得下袁水拍這個麻煩製造者；共產黨再自詡「英明、開放」，哪家媒體與大學容得下袁水拍這樣的大麻煩製造者？
中共正是從自身發展壯大的革命歷程中，從反面總結了國民黨痛失政權的教訓。中共元老陳雲一語道破天機：「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制定了一個新聞法，我們共產黨人仔細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辮子，鑽它的空子。現在我們當權，我看還是不要新聞法好，免得人家鑽我們空子。沒有法，我們主動，想怎樣控制就怎樣控制。」
衡量一個國家的文明進步，核心指標不是物質文明的進步，而是政治文明是否進步。今天的中共政府，樂於在技術進步與經濟發展方面搭國際便車，卻嚴厲拒斥西方的普世價值與政治文明，頑固堅持「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暴力統治，認為中國的人權只是讓國民吃飽飯的問題，褫奪中國人的選舉權、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等所有權利。
青年毛澤東在北洋軍閥時期的經歷，與伊力哈木在中共治下的遭遇，足以證明從1920年到2014年，中國的政治文明不僅沒有進步，反而從半開化狀態墜入黑暗時代。
